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於一八八六年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故事講述一位法官伊凡，一直過著扭曲的資產階級優質生活，某天他發現自己身體出現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痛楚，在莫明痛楚越來越磨人的同時，他逐發覺自己的生活和他處身的資產階級生活圈子和形態的扭曲。迴避死亡這個根本的主題，竟然是安逸生活必然的前提。死亡的必然，與優雅生活對之的迴避中間的深淵，構成了伊凡的痛楚。他的痛既是生理切膚的痛，同樣也是社會的痛和形而上的痛。
處理死亡的必然性，在香港卻諷刺地以另一種面貌呈現。昨晚在買啤酒的小辦館，看到大班黑衣藝人，靜靜的現場講述肥肥生前的種種，這種形式的悼念似是自電視台開張便一直沒變，變的只是去世的是哪位。難免叫人意外，但其實更可能習以為常的是，大家有沒發覺今早行過報攤，份份周刊都已當仁不讓地極速出版了一分百幾二百頁的特刊，報章也是又特輯又頭版十頁八頁地刊登？其速度和深度有如一支久經訓練裝備精良的部隊，號角聲一響便立即搶灘登陸。但，如果我沒搞錯，肥肥是昨天才過身的。
不是「淫照風波」，香港人沒有機會公開地談性；不是人大再次否決2012的普選，香港人不會提起民主運動已搞了他媽的二十年。肥姐一過身，大堆冠冕像飛標一樣射到她頭頂。這裡要討論的當然不是肥姐值得承受這些肯定和稱譽與否，她自被傳患病起，媒體是以甚麼態度處理關於肥姐的消息？狗仔隊追踪，踢爆式報導在她過身前一刻還也是那條主旋律，過身不僅是代表肉身的離去，還有就是之前講沒誰會有興趣的「精神面貌」才夠鐘被擺上枱面，三幾日咁多。
如何從今天報章雜誌的廣泛報導來看，無論如何還是很驚人的。從演藝生涯、高官名人好友的評價，牛頭角順嫂的反應、對今天演藝界的教訓、髮型眼鏡面相、參演電影的影碟銷量，統統羅列得鉅細無遺。媒體機構的資料庫怎樣管理，我不太清楚，但這種級數的報導規模，似乎說明了各大傳媒對肥姐的死都相當有預備，預備得越充份，她一過身後那天報導的完整性也帶來越大的快感。就像零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天星碼頭的最後一夜，大家都長短炮愛人家屬俱備，就等鐘樓熄燈那刻，十一時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轉十二時那要命一刻的致命興奮。
肥姐的離世，亦昇華出大量的「公共意義」：「can do spirit」 (scmp)、「集體回憶」（星島、商報、成報、文匯、蘋果）、「年輕藝人榜樣」（星島、scmp、大公、明報）、「積極堅強精神」（星島、商報、成報、大公、明報、經濟、文匯）。尤其是近日席捲全香港的淫照片件後，肥姐形像便成了各大報章社論寫手道德教育的就手教材。彷彿她不過身，無法發出此等道德呼籲，更或者，這說明了這些「精神」之於香港其實只是一些口嗡嗡的套話，直如無意識的反射，既不需深思，亦只在那一剎那。整個模型，就是事前糞揭秘，事後借題發揮，那只是一部做新聞的機器，是誰都無所謂。andy warhol說的每人都會成名十五分鐘，肥姐的十五分鐘，似乎便是她過身的一刻。她並不是被這機器如此處理的唯一人，卻不代表應就此表示麻木。死亡應該如何書寫，似乎是個文學和哲學的永恒問題，但死亡不應該如何書寫，翻翻今天報紙便不再能說不知。
香港似乎不是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香港並不迴避談死。雖然並非公開地事先張揚，但肥姐的死與其說是必然，不如說是必需。她的死或許由她患病的消息傳出起已被期待，由媒體開始預備她去世後一天的報導那刻起已成為事實。她的死，不見得令香港人有任何新啟示，而只剛好落得成為某種夾在淫照事件期間的大談資，讓人茶餘飯後盡情抽水。這實在是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