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莫逸風 樂施會傳訊及出版組
「公共空間」一詞，由於近日西九龍文娛區的爭議，加上中區警署的招標、灣仔街市的重建、國金二期和朗豪坊相繼落成等，再次熱門起來。在未來西九龍巨型天幕下出現的，到底會是地產項目、大型商場、文化產業基地，抑或是開放給公眾的公共空間？相信在每個人心中已有各自的答案。龍應台說香港乃受「中環價值」所支配，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民間的多元文化和集體經驗，都在商業競爭的邏輯中削平。記得以前我們亦曾以「現代圖騰崇拜」，來形容爭建相摩天尖塔的狂熱，看來現時西九龍的巨型天幕，只是換個角度來延續這種原始欲望的膜拜。
想深一層，香港的民間多元文化，亦並非全無立足之地，且不說政府和藝展局每年投入的巨額資助，從事各類文化藝術創作、實踐另類生活的人，其實亦散落於都市的不同角落。例如筆者就孤陋寡聞，最近才知在火炭工業區，竟然可以孕育出一個「伙炭工作室」藝術社區；錄影力量和社運資源中心，仍一直在堅持街頭文化實踐；樂施會也舉辦過「貿易要公平」電影節、「公平咖啡」迷你音樂會，及大量街頭劇場和嘉年華，推廣社會公平發展的訊息；還有更多人在推動有機耕種和生態保育工作，就更不用說牛棚和parasite這些文化重鎮了。只是在主流商業和大眾文化的巨潮下，另類文化均只能被排拒至社會的邊緣，難與公眾的日常生活結連，更無法進入都市生活的焦點。
相比之下，縱有三座博物館、四座表演場地，佔據都市空間的中心位置，卻徒具華麗璀璨的空殼，或是充斥舶來的文化商品，最終亦只能成為自由客的焦點，同樣無法成為香港公共生活的焦點。由是觀之，「公共空間」既有地域上的物質意義，亦有思想文化上的意義；既指向硬件，同時亦指向軟件。事實上，當哈伯馬斯提出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一詞，他所指的正是十八世紀末新興資產階級冒起，書籍、雜誌和報紙如雨後春筍湧現，書店、閱覽室、沙龍和咖啡館等，亦進佔了新時代城市生活的中心。公眾通過無拘束的閱讀和討論，形成緊密聯繫的公共交往網絡，孕育出現代大眾文化的雛型。按照同一的思路，不同社群「意見受重視的權利」（right to be heard），亦被樂施會認為是社會公平發展的主要構成。
當然，我們同時亦不應忘記，哈伯馬斯所關注的，並非公共空間發揮的社會功能，而是它在文化商品化中的沒落過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隨迶自由資本主義的終結和壟斷資本主義的萌芽，公共空間和大眾文化經歷了結構轉型，由具批判功能的自由空間，轉化成商品功能的消費文化，公眾亦由主動的文化參與者，變成了被動的文化消費者。「如果說過去報刊只是傳播和擴散公眾批判的媒介，那麼現在批判反過來一開始就是大眾傳媒的產物。隨著個人的新聞寫作向大眾傳媒轉變，公共空間因私人利益的注入而發生轉變…..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報刊的商業化迎合了公共空間向廣告媒體的轉變。反過來，報刊商業化受到了純粹經濟領域商業廣告需求的推動。」
哈伯馬斯這段說話，實在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在高度商業化的現代大眾媒體中，到底能夠容納多大的「公共空間」？電台的烽煙節目，被視為香港公共空間的重要表徵，當中蘊含多少無拘束的交流和討論？能夠包容多廣泛的不同觀點？同樣地，幾十萬人上街的集體經驗，被視為香港公民社會崛起的表徵，但在媒體的包裝和聚焦下，公眾的呼聲是如何被詮釋？除了主流的政治議題外，當中又包含多少批判功能？毫無疑問，新聞和言論自由被認為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大眾媒體「客觀中立」呈現出來的「現實」，是否就能反映民間聲音和集體經驗？
上述反思，或許正好說明為何一些熱心人士，近期致力發展民間記者和「獨立媒體」（www.inmediahk.net），又或是推動人民電台的運動（www.prhk.org），就更不用說網上大量的博客、討論區和新聞組了。網絡媒體的普及，無疑為自由開放平等話的可能，創造了無限的想像，亦為另類媒體提供適切的平台，擺脫商業競爭的邏輯。尤其重要的是，網絡的互動性同時促進交往網絡的建立，往往令媒體變為形成共識和行動的基礎。以往的經驗亦證明，網絡媒體由於完全擺脫市場的洗禮，與大眾媒體與其說是競爭，不如說是互不相干的關係；網絡媒體的流動性和隨機性，令它們成為主流觀念的有力挑戰者，但卻未具備形成長遠組織和發展的資源。
另一方面，香港近幾年亦湧現了一批另類雜誌，以牛棚的《E+E》為起點，還有由一群大學生把自己的文化評論文章結集後出版的《大讀物》、由青少年主導採訪及撰稿的《Kidults》，可持續發展的《S+E+E》等。這些雜誌大部分都脫離了主流傳媒觀念的枷鎖，真正反映出該群體的聲音。能否打破香港主流出版業一元化的壟斷仍然是未知之數，但是從《E+E》由免費派發到大眾銷售；《大讀物》斷斷續續出版了五期，都預示了創造商業邏輯以外的可能性。雖然它們都甚依賴官方和藝發局的資助，然而在資助者所定出的規範下，出版者如何建立公眾基礎和社會網絡，去探索日後更大的公共空間，這是另類雜誌真正需要處理的出路問題。像《藝術地圖》由受資助到獨立出版，更於後來衍生另一免費派發雜誌《am post》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至於樂施會出版的季刊《無窮》及半年刊《Oxfam Magazine》，其實都是正在探索創造一個更大的公共空間，讓讀者進一步理解貧窮及發展議題，而非只是一份機構通訊的刊物。
此外，香港仍存在著一些面向市場、努力開拓主流空間的獨立出版社，包括早期的人文科學出版社、青文、次文化堂、進一步以至近期的CUP出版，樂施會的《樂施叢書》也可歸入這一類。它們可以說是踏著商業和非商業的鋼線，探索著主流市場的多元化可能。它們不但能進駐大小書店，同時亦較能進佔大眾媒體顯著位置。它們可否在香港社會生存和發展，可否打破大眾/消費vs另類/批判的二元對立，抑或最終變成文化商品化下的犧牲品，對於公共空間的討論，或許具有更大的啟示。
跟據上述的理解，哈伯馬斯所描述的公共空間，既包括物質的空間、文化的空間，亦包括了公共交往的網絡。因此書店、咖啡館和文化場地等只是場景，置身其中人的互動關係才是主角。即使市場被完全商品化之前，亦是公共交往的重要網絡，是具有開放性的集體空間。「公共空間」和「民間社會」兩詞，經常被交錯使用，但後者往往包含更廣泛的意義，就是更持久的社會組織和交往網絡，形成前者持續發展和賴以生存的載體，形成與社會生活扣連的現實基礎。如何促進和聯繫公民社會組織，建立緊密的公共交往網絡，與物質和文化的空間結合，應是一個不應忽視的思考方向。
後記：寫這篇文章，原意是希望從一個討論自主出版、倡議不同意見均應受到尊重的角度出發，回顧及檢討《樂施叢書》改版四年來的果效 。這個回顧通過一系列的配套活動，也開放給公眾一起參與。樂施會是一個扶貧和發展機構，不是一家出版社，過去數年卻出版了十多冊書籍，目的就是要提出另類視點，挑戰固有觀念，促進民間社會組織的交流和討論。詳細資料請參閱：www.oxfam.org.hk
「獨立出版與公共空間」書展：
書展、圖片展、插畫展、讀書會
2005年1 - 3月
文星圖書公司，城邦書店，阿麥書房，紫羅蘭書店，Kubrick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