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敏剛
10月23日是匈牙利的公眾假期，為的是紀念匈牙利在1956年爆發的革命。這次被鎮壓的革命對匈牙利人有極為深遠的意義，甚至比1989年共產黨政權倒台更重要。事實上，這次革命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也有相當的重要性，因為那是二戰結束以來，蘇聯和整個東歐共產主義陣營面對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挑戰；這次挑戰不是來自外國勢力、不是來自「反動勢力」－－這次革命之所以具挑戰性，正正是在於，這次的挑戰，是真正的來自「人民」。
當年10月23日，大批大學生、作家和民眾在布達佩斯街頭遊行，要求蘇聯紅軍撤出匈牙利，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即匈牙利共產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開放自由選舉、建立民主社會主義。當晚，匈共第一書記透過電台發表強硬聲明批評示威者，示威者被激怒，拉倒斯大林的銅像、摘下匈共的國旗，並包圍布達佩斯的廣播電台大樓，保衛大樓的匈共秘密警察向示威者開火和發射催淚彈。示威者沒有被驅散，反而布達佩斯大批民眾和工人迅速加入示威，並攻擊警察及取得武器。匈共政府召喚軍隊協助，軍隊卻倒戈支持示威人民，本來的和平示威正式演變成革命，匈共領袖先後逃往莫斯科，政府瓦解。
在10月24日，蘇聯紅軍開入布達佩斯，和民眾對峙。匈共內的改革派的領袖伊雷姆．納吉和蘇聯的代表周旋，要求紅軍停止軍事行動。到10月27日，納吉宣佈成立新的聯合政府，開放黨禁，蘇聯也釋出善意，指尊重社會主義友好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11月1日，納吉宣佈退出蘇聯控制的衛星國組織華沙公約國組織（蘇聯用來和美國主導的北約抗衡的組織），要求聯合國介入；當晚，蘇聯決定再次出兵，11月4日紅軍再次開入布達佩斯，和民眾爆發街頭戰，至11月10日，匈牙利革命被鎮壓，匈共重新建立一黨專政的政權，納吉被捕，兩年後被秘密處決。布達佩斯有超過一千五百名平民被殺，匈共在其後大規模清算參與革命的示威者，有約26,000人被捕，其中有數百人被處決，其他多數均被判刑；同時有超過二十萬匈牙利人逃往外國。
Hannah Arendt 有一篇相對冷門的文章 “Totalitarian Imperi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就是分析這場革命的意義，發表在1958年的Journal of Politics 之上，後來曾收錄在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第二版作為 Epilogue，但之後的版數又抽起了，她稍後出版的文集也好像不見有收錄。這其實十分可惜，因為這實在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治分析，談政治不談哲學的Hannah Arendt 觀察依然犀利，分析平實而層次分明；她在這篇文章也扣連了她的極權主義理論和她後來（1963）在《論革命》（On Revolution）進一步開展的對「革命」的理解，匈牙利的1956年革命，其實可視為觸發她開展對「革命」的思考的事件。
匈牙利的1956年革命為什麼吸引到 Hannah Arendt 的注意呢？為什麼會觸發了她對革命的思考呢？她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匈牙利教授在聯合國委員會為這次革命的報告作證時的一句話，這句話今天的香港人應該會很有共嗚：
「這是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匈牙利的革命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人從中統籌；每一個行動，都是由追求自由的意志所推動的。」
真的嗎？真的，匈牙利1956年革命的其中一個最令人深思的特點，正是它真的是沒有領袖的。據 Hannah Arendt 的報導，當大批民眾和軍隊加入示威學生、匈共政府倒台之後，民眾迅速自發組織了各色各樣的自發組織－－所謂的委員會 Councils。其中有作家委員會、學生委員會、公務員委員會－－基本上走在一起就可以成立自治組織。然後這些民眾進一步組成的革命委員會 （Revolutionary Councils）接管了政府的權力，工人委員會（Workers’ Councils）則接管了工廠，沒有政黨也沒有革命黨主導，也沒有主導的意識形態，委員會內的選舉並不管參選者是否共產黨人，只在乎那個人只否可信、是否會濫權，而無論如何因為民眾的主動和活躍參與，他們也不可能濫權。這些委員會組織迅速由布達佩斯向全國擴散，而大大小小的委員會也取得了連繫，成立了最高國家委員會（Supreme National Council）。根據我所能接觸到的資料（包括這篇），她的記述雖然有溢美（如委員會之間的連結和聯絡其實不強），但大抵符合事實。
Hannah Arendt 對這樣的自發組織有極為褒揚，視之為在歐洲大陸上「惟一在政黨和議會制度外的民主選項」。而更為重要的是，她認為匈牙利革命其實正好透視了蘇聯作為「極權帝國主義」的本質：極權主義因為一切以政治鬥爭先行，真相、規範、制度都是為當權者的政治鬥爭服務，既使「法治」不過為一紙空言，從來不能建立穩定的機制（如黨國領導人的更替方法），更是藉限制人的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而任意扭曲摧殘人性；匈牙利的自發革命正是和極權主義針鋒相對：只要人們得到自由，所有極權主義的詭辯都會不攻自破－－自由就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政治自由；民主就是無限制的多黨制的自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所有人所有政黨都應該有被選的權利，就是由下而上的積極、民主參與和決策，都是指向反抗外來者、當權者的壓迫，訴求清淅而實在，因為這就是事實上所有人都會追求的美好事物，同時也是極權主義極力希望扭曲的人性。匈牙利的1956年革命，它的自發與自治，正正就是打了極權主義一記耳光，證明了極權主義極力希望掩蓋和扭曲的有關人性的真相。
而當時的蘇聯，作為「極權帝國主義」，其實就是極權主義魔爪伸向國外的「最高階段」：和老舊的帝國主義（如大英帝國）不同，極權主義的帝國主義並不把其他國家和民族視為本國、本民族的附庸：極權主義一視同仁，對它的衛星國和對本國一樣，都是踐踏人權、踐踏自由，甚至是有意把衛星國的情況拉到和本國一樣差（如把原來尚有一點自由主義制度和色彩的匈牙利拉到和斯大林大屠殺之後的俄羅斯一樣的政治和經濟情況）。更為重要的是，老舊的帝國主義重視掠奪殖民地的經濟利益，但極權帝國主義追求的卻是帝國的領土延伸，因此往往更重視地緣擴張，把所有人民都臣服到「中央」之下。因為這個原因，極權帝國主義多半會有極端民族主義做底子：如納粹的泛日耳曼主義、以及蘇俄的泛斯拉夫民族主義。事實上，之所以蘇聯沒有吞併衛星國，更多只不過是因為和美國和西歐對抗之下的妥協和折衝－－因此甚麼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只會是空話，極權主義並不可能有甚麼原則性的堅持，一旦情況有變，一切條約對極權主義的蘇聯都是沒有意義的，因此蘇聯說入侵匈牙利就會入侵匈牙利，並成為了他們鎮壓其他衛星國反抗運動的先例，如後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有意思的是，Hannah Arendt 在文章結尾的預測：極權主義政權因為以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的語言偽術取代一切原則性的堅持，因此每一次的領導人更替都會是一次危機，而所有的自上而下的漸進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建立秩序和規範正正就是和極權主義的運作原理相違背。極權主義政權的垮台，只會是突然的崩潰。三十年之後的東歐巨變，似乎可說是證實了她的預見。
無論如何，根據Hannah Arendt 的看法，匈牙利1956年革命的歷史意義正是在於它是自由的人民和極權主義的一次英勇較量。雖然革命只持續了十二天，但「它要比蘇聯十二年來對匈牙利的控制更有歷史意義」。事實上也是如此：匈牙利的 1956年革命成了匈牙利人的民族創傷。1989年，受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波及，匈牙利共產政權開始和民主反對派談判，同年六月宣佈恢復納吉的名譽，重新安葬，逾十萬人走上街頭慶祝；同年十月，正正就是 1956革命33周年的前夕，共產黨改組成匈牙利社會黨，通過一系列立法建立了民主選舉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制度，正式轉型為民主國家，並立即就把10月23日定為國家紀念假期。革命被鎮壓和噤聲了三十年，人民並沒有忘記。
（當然，後來匈牙利的民主化還有曲折的發展－－或，更貼切的說法是倒退，這卻是後話了）
（當然，也不應該忽略的是，匈牙利在二戰前夕曾積極排猶，倒向納粹，二戰時也一直是納粹德國的同盟。公平點說，蘇聯紅軍二戰後「解放」匈牙利，有其歷史正當性，匈共的不少老黨員也是積極的反納粹戰士，也在戰後一度建立了多黨制的民主政府。不過後來匈共迅速走向一黨專政，緊跟斯大林的路線，激得民怨四起。於是斯大林一死，匈共即有改革派和強硬派的分裂。）
第一次讀到 Hannah Arendt 這篇文章是在去年，當時並沒有甚麼很深的印象。今年翻看文章，卻不由得大有感觸。香港這一個月來發生的一切，突然使她文章中和我彷彿很搖遠的分析、思考和判斷變得親切，然後就不得不佩服Hannah Arendt 那穿透歷史的洞察力。她對自發自治的謳歌和浪漫想像我仍有保留（我認為她忽視了太多的制度細節可能面對的問題和陰暗面），但她對極權帝國主義的考察，即使蘇聯倒下了，今天看看香港和中共的對峙，卻彷彿仍然十分精準；她透過匈牙利革命對人性與自由的考察，更是在56年後的今天，居然再一次在香港的抗爭者之中得到證實。
謹以這篇文章紀念匈牙利1956年革命58周年。也希望還在街頭上、還在不同崗位為民主抗爭的香港人能感到自豪：和一個新世紀的極權帝國主義國度周旋，你們正在、甚至已經為世界史寫下重要的一頁。在這一天，1956年的匈牙利和今日的香港，時間上和地理上都分隔這麼遠，卻又像是那麼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