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首次人體換頭手術將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這不是預言，若然財政許可，又沒有其他外來阻力的話，將會成為醫學界及科學界備受矚目的事。
其實「換頭」並不是一項新的研究，早在1908年，Charles Claude Guthrie已嘗試把一隻狗頭接駁到另一隻狗身上；50年代，「移植」先鋒Vladimir Demikhov作了相似的實驗， 受到Demikhov啟發，1970年，Robert White嘗試移植猴子的頭部，至2011年重複實驗並取得成功。2015年義大利神經外科醫生Sergio Canavero（卡納韋羅）與哈爾濱醫科大學任曉平率領的團隊成功為猴子完成了「換頭」。Canavero計劃在2017年年底前進行人類頭部移植。
Valery Spiridonov（史比利多諾夫）為是次實驗計劃的自願者，Spiridonov今年31歲，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年青有為的他願意接受手術，因為他是脊髓肌肉萎縮症（Werdnig-Hoffmann disease）患者，因基因缺陷導致脊髓內的運動神經元缺少引致肌肉萎縮，一般患者大約只有兩歲壽命，Spiridonov活到中年已算罕有。他願意接受這項實驗手術，除了因為生命受到威脅，也因為他渴望從限制中釋放出來，可以如常人般活動自如。另外，他更希望自己在「換頭」研究中有所貢獻，若然他的個案成功，將有助日後更多人接受類似的手術。
單從治療的角度來看，如果大家基本上已經接受為患者進行腎臟、肝臟、骨髓移植等手術，那麼，似乎沒有甚麼原因阻止頭部移植手術，因為目的都只是讓患者恢復健康，重投正常生活。至於批評換頭手術是扮演上帝的角色，又或是侵犯了動物權益，這些說法同樣可以用作批評其他的移植手術。如果說換頭手術是天馬行空，又或是風險太高，成功率太低，不值得冒險，這說法也極有可能隨著科技及醫療技術愈益發展而消失。
那麼，換頭手術是否與其他器官移植手術完全沒有不同之處？如果單從醫治及延長生命的角度來看，分別可能不大，但如果從人的「本體」來看，便可能有極大的分別。頭部對於控制身體固然重要，但並不是唯一。由身體不同的內分泌腺體所產生的荷爾蒙同樣會影響人生長、新陳代謝、生育及情緒等，因此每具身體所分泌的荷爾蒙對個人有著極重要的影響，甚至有研究顯示腸道微生物可以改變腦部的生理活動、神經生化反應及情緒。 不單如此，人的記憶不僅停留在腦部，也停留在身體，假設一個足球員換了一具不懂踢足球的身體，可能連基本技術都要重新訓練。那麼嚴格來說，換了頭的那個人還是原來的那個人嗎？
新科技有時如兩刃刀，當希望Spiridonov得醫治的同時，也不得不反思換頭手術等新技術所引發的一連串影響深遠的問題：人類會否步向過度醫治？會否加強了財富多寡成為生命長短的重要因素？會否更隨己意去改變自己的身體？會否有一天，政府規定死者生前要簽下捐贈器官甚至身體的同意書（不是說笑，已有學者認為在利多於弊的前題之下，政府要實施強制捐贈）？
醫生可能只想單純地醫治病人，但實際上，每一項新科技都會帶來新的倫理問題，或遲或早是不能逃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