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是甚麽？潘毅、許寶強、嚴海蓉三方對談
文／破土編譯
破土編者注：本文節選自《不一樣的香港社會經濟——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想像》，經該書編者授權破土發表。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潘︰許寶強剛才試圖解構社會及經濟的二元對立概念，提出在理想的情況下，一切經濟行為都在社會裡發生，或者，社會一切行為都帶有經濟元素。不過，若我們不是抽空理解，而是將它放在香港經濟轉型以及金融危機下的貧富懸殊問題，以及中國過去30年高速發展帶來的財富不均下，去理解甚麽是社會經濟，那麽，在我的視野下，始終會存在一種經濟性質叫市場經濟。如果有一種經濟叫市場經濟的話，我不會將蒙德拉貢（Mondragon，全球著名生產合作社）以及富士康放在一起，也不接受剛才許寶強所言，蒙德拉貢以及富士康均是社會經濟。我會接受蒙德拉貢是社會經濟，但絕對不能接受富士康也叫社會經濟。
許：我認為，我跟潘毅沒有矛盾，我完全同意蒙德拉貢不是富士康，但我仍然堅持它們都是社會經濟。不過，社會經濟有好也有壞，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認同它的社會效果或社會目標。
我們可能不認同富士康是一種社會經濟，但有些人認同。我不是相對主義者，如果你要我選蒙德拉貢或富士康，我一定會選蒙德拉貢。我自己的判斷反而不是今天的重點。我想指出，富士康的性質也是社會經濟，為甚麽？因為它會影響我們進行的一些計畫。我們過去進行了不少計畫，如社區貨幣等這些很有意義的計畫，但這些計畫也有它的限度。若我們不接觸這些計畫以外的其他社會條件，它所產生的效果是有限的。
潘：剛才許寶強提過，小販也是社會經濟，中小學、補習社也是社會經濟。我想請許寶強多談香港經濟如何從五、六十年代工業化走到後工業化？是在怎樣的狀態下，讓我們發現一種社會自發性較高的經濟活動？
許：……我想重申，我不僅在澄清理念，或提出理想的社會和經濟是怎樣的，絕不是這樣。我提出的是一個現實分析。
現實的經濟就是社會和經濟無法分開，哪怕是地產商，在所謂狹義的經濟定義上賺錢的同時，也改造了我們的城市，改造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甚至改造了我們的喜愛及欲望。這些很明顯都是社會和文化的面向，所以他們是在做「社會經濟」。
我所理解的社會經濟反而不是一種理想的，（不是）加上「社會」的「經濟」就是「社會經濟」，就變成了好東西。我認為，所有經濟活動現實上都是「社會經濟」，經濟不可能脫離了社會的範疇，也不能脫離文化範疇。我想說明的，哪怕是最純正的文化活動者，都不可能擺脫經濟活動；而最純正的經濟活動，也都不可能脫離文化和社會。
我想進一步指出，語言系統、符號秩序將這兩種東西對立起來，令我們以為經濟和社會兩者可以分開，令我們以為搞文化、搞教育就沒有經濟，令我們以為搞經濟的就沒有社會。如果我們不打破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念，我們會綁手綁腳。相反，大企業沒有這種綁手綁腳，他們順手拈來，愛用「社會」就用「社會」；愛用文化就用文化。我所說向他們學習的意思，並不是向他們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學習，而是參考他們這種實用的態度，直面所謂經濟和社會的關係。
潘：我想問一間學校或一間醫院的經濟行為，和富智康的經濟行為和它的性質，應該有根本性的分別。（許：有的。）如果我們不講清楚他們的社會性質，就將它等同於社會經濟，是否很容易將所有跨國經濟行為合理化？
許：完全明白，但我想補充，不僅富智康和一間醫院、一間學校有分別；一間學校和另一間學校也有分別，其分別之大不下於一間學校和一間富智康的分別。為甚麽？一間學校的模式可能很像富智康，有些學校卻很不像富智康。你提出的憂慮，我完全理解，但真的要具體情況以具體分析。我不想用習慣的命名來進行判斷和分析，如富智康是「大企業」，或某機構叫作「學校」，因此，它們就必然有某樣的性質。我認為，這樣做有危險。
潘：一定不會這樣。
嚴：剛才許寶強老師說，你看富智康也好、地產商也好，你看任何教育機構也好，都可以看到它的文化面、經濟面、社會面，就這點，我們可以同意。但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般企業以利潤為目標，有很強的經濟目的論，因此，我們談「社會經濟」，是說社會經濟將社會作為一個取向和目標提出來，但如果我們認為社會經濟也包括富智康這樣的企業的話，那會否模糊了社會經濟以社會為本的目標？
許：嚴海蓉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會從兩方面回應，一是目的論。我同意，一般資本企業以利潤為目標，這和在座許多社會企業的做法不同。但我認為更重要或同等重要、比動機論更重要的，就是效果論，即它產生怎樣的效果。
那些以賺錢為目標的大企業，它同時產生許多預期或預期以外的效果（intended 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若果我們今天要批評資本主義，我們可能要對這些東西批評得更著力。那是甚麽？以地產商為例，他們賺錢過程中所產生的效果，令我們的家庭關係越來越緊張、生活空間和選擇越來越狹窄，這些都正在改造我們的社會。改造社會或許不是企業的動機，而是它們製造出來的效果。我們之所以批評資本主義，更多的恐怕是針對這些文化社會生活面貌的改造，而非企業的賺錢動機。
我想提出另一個更顛覆的說法。非政府組織或工會不以賺錢為目的，但如果它們的運動所產生的效果，會令我們生活窄化，令我們日常生活的選擇可能減少，我們是否會由於它們的動機良好，就接受它們是良好的社會經濟？我想指出的是，動機也許重要，但效果恐怕更重要。
這樣會模糊化我們的另類目標嗎？我想不會。如果我們要搞一個好的社會經濟，這反而會逼使我們去講清楚，社會經濟裡所包含的仔細內容，而不是僅僅冠之以社會經濟之名，或以協助弱勢社群這動機出發，就一定產生我們心中的理想效果。例如，如果我們希望社會平等，我們應該嚴格地追問自己，怎樣才可以令社會更平等？這樣將逼使我們更嚴格地去講清楚，創造良好的社會經濟裡面的條件，因此不僅不會模糊了我們想追求的目標，反而會令它更具體。
我剛才所說的，其實就是「社會經濟」很可能沒有先天的道德優越性，但我這一種說法不是要取消「社會經濟」所追求的另類目標。我唯一的擔心是，不要將「社會」和「經濟」先驗地分割，並賦予某些「社會經濟」先驗的道德優越性，以及令它在這個範圍可能不需要接受嚴格的分析和檢視。各類有意義的「社會經濟」計畫也應該經得起嚴格的批判審視：我們在做甚麽？產生怎樣的效果？所產生的效果是否都符合預設的目標？運作是否民主、平等？過去一些由大企業、政府甚或民間團體推動的「社會經濟」計畫，也曾產生了和它原意相反的效果，所以，它們也應同樣受到嚴格的檢視。
參考文獻：
潘毅、陳鳳儀、顧靜華、盧燕儀（2013）。不一樣的香港社會經濟: 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想像。香港：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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