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米雪•巴赫曼在10月17日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把奧巴馬形容成“非美國人”。使得“非美”這個說法聲名大噪的，當然是麥卡錫。五十年前他在美國國會設立“非美調查委員會”，以揭發共產黨同路人為己任，不只無辜牽連了許多思想左傾同情基層的各方人物，還成功地將“社會主義”和“非美國”畫上了等號。雖然麥卡錫版的白色恐怖業已破產，共產主義也不再是美國人的頭號大敵，可是那種社會主義絕非美國本性的印象卻已深深種在他們的意識深層了。因此，麥凱恩最近也才會在逆境中想出了把奧巴馬稱做“社會主義者”的辦法。
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美國選戰中，共和黨右派一直喜歡拿“真正美國人”的定義出來說事，將對手打成“非美國人”或“假美國人”，使選戰的主題從實質的政策辯論變成一次捍衛美國甚至定義美國的抉擇。早在上世紀60年代，雷根就在加州州長選舉的拉票活動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抉擇的時刻》，試圖引導選民把注意力放在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之上，令他們相信對手其實是紅色陰影的先頭部隊。
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已是舊日的廢墟。
他們現在最怕的是恐怖主義。所以在兩個星期之前，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佩林公開指控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有關。她說：“這個男人看待美國，不像你我看美國一樣，我們的對手認為美國非常不完美，不完美到他要和攻擊自己國家的恐怖分子廝混。”他們不只將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扯在一起，並且積極操作那種恐怖主義總和伊斯蘭有關的偏見，利用他曾在印尼居住的經歷，硬把這位虔誠的基督徒說成是個隱性的穆斯林。這是恐懼政治的老路，他們想努力喚起美國人心中那種虛幻不實但又揮之不去的夢魘。
這種恐懼政治的基礎就是美國人的身份問題。麥凱恩選擇佩林當副手，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之外，就是看中她的形象和主張簡直就是保守派眼中完美的“美國人”。這種美國人應該是個非常忠誠的新教福音派，相信“創造論”多於演化論。他們很注重家庭價值，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道德錯誤不是社會的不公正，甚至不是用人唯親以權謀私，而是墮胎和同性戀。他們贊成個人有擁槍自衛的自由，不屑於任何環保的主張(佩林最有名的行動之一就是在電視鏡頭前，乘坐直升機追殺不小心走到阿拉斯加保育區外的麋鹿，而那塊麋鹿保育區一向是石油公司的眼中釘)。他們很愛國，從不懷疑戰爭的理由，甚至願意把親生兒子送上戰場。最後，他們還要視政府為必要之惡，把一切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行為都當成邁向社會主義的踏腳石，至於大公司高層領取的巨額花紅與勞工階層日益萎縮的福利則是經濟的自然規律。
在這樣的策略佈局底下，總統選舉選的其實不是什麼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國人的問題。針對奧巴馬提出的種種措施，麥凱恩不去正面回應在富人身上加稅會有什麼不良後果，也不去討論醫療保健政策的改變到底能不能造福一般大眾；而是把這些建議全都放進“大政府”的帽子裏，再依據右翼的一貫邏輯，從加稅和擴大公營業務的規模推導出社會主義的結論。於是提出這一連串建議的奧巴馬就很自然地成了“社會主義者”，一個“非美”的美國人。
雖然這套政治操作手法荒謬得令人發笑；雖然美國在布希政府治下已經走到了內憂外患的地步，這種曾經有用的招數多半不能再奏奇效；可是我們不能忽略它的社會基礎其實是多麼深廣，它激起的恐懼又有多麼真實。回頭想想，儘管美國大部分傳媒都覺得麥凱恩找佩林當夥伴是愚蠢的錯誤，但若不是她很能代表某些選民心目中的美國人的話，又何必在那麼倉促的時間裏挑出如此一位政壇新丁呢?縱然像鮑威爾這樣的老將也都是為了佩林才終於離棄共和黨，但每次她一現身，仍然有那麼多人激情地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黨舉辦的選舉集會裏面，甚至已經先後有23次在人們聽到奧巴馬的名字時喊出“殺了他”的事件。
對這些人來說，“非美”的奧巴馬如果真的當上美國總統，那就是美國的末日了。所以，“真正美國人”的爭議不單單是右翼的一個競選手段，還是一個讓人看清某種“真正美國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