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被視為「歐洲選舉年」，荷蘭、法國和德國政府今年內進行換屆選舉。歐洲近年面對著經濟危機、難民問題、恐襲陰霾等等，有人認為這是間接導致極右及民粹主義再次興起。事實上，歐洲不同地方均有極右勢力在蠢蠢欲動，美國亦有特朗普在發表右翼民粹的言論及反移民的措施，反映該思潮亦開始在全球擴散。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環境下，該如何理解極右及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該如何作出適當的應對? 抱著這些問題，社會發展中心於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假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了一場講座，並邀得大學講師戴遠雄先生作嘉賓，分享其有關對民粹主義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從香港的身位看待民粹主義。以下是當日講座內容的節錄：
民粹主義可左可右
講者首先為我們講解民粹的特徵。民粹主義者會強調他們代表的聲音是人民的聲音（Voice of the people）。學者凱斯·默德（Cas Mudde）形容民粹主義為人們對不民主的自由主義，作出非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回應（illiberal democratic response to undemocratic liberalism）。目前的自由主義之所以不夠民主，因為現存的民主制把許多應由國內人民民主議決的政策，交由跨國組織來決定，如歐盟、銀行和跨國協議。民粹的政治領袖之所以採取「非自由主義式」的做法，因為他們通過批評政治精英「他們」不代表「我們」，強調「他們」非常敗壞，不顧整體人民的意願，從而取得更多人支持。民粹的政治領袖通過參選，把真正的人民的聲音帶入建制，所以仍然是「民主的回應」。 對默德來說，民粹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關鍵在於他們如何解釋「人民」，不論左派或右派亦可運用，分別在於他們在論述上排斥了哪些群體，如右派傾向排斥移民，左派傾向排斥資本家。
學者揚．維爾納．米勒（Jan Werner Muller）對民粹主義的界定，跟默德有若干相似之處，例如以下五項特徵：
第一，反精英。民粹主義者認為政治權力比一少撮政治精英把持，然而他們不代表真正的人民。第二，反多元。民粹主義者把他們的意見定義為整體人民的意願，縱使社會上不同的持分者有不同的意見，但民粹主義者會強調真正的人民會支持他們，因此傾向忽視了社會上的多元聲音。第三，帶有道德主義。民粹主義者認為政治精英是敗壞的，只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出賣人民，其批評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第四，帶有生產主義（producerism）。其意思為民粹主義者聲稱其倡議的政策可收即時效用。例如特朗普簽署的禁令，能即時限制七個穆斯林國家的人入境。傳統的政治精英強調人權、公眾討論和法治程序，無法有效保護人民的利益。第五，民粹主義可為右翼和左翼使用。例如，左翼民粹者可指大部分人民比一小撮資本家剝削，並以此作為其政治訴求。除此之外，民粹主義者強調人民的意願才是真正合乎道德的，其意願是不會錯的，任何人不認同人民的意願，都是人民的敵人。對人民來說，錯的只是當權的政治精英，他們不能代表人民的真正意願。
民主與民粹的共生關係
今天的民粹政治領袖強調自己才是代表真正的人民，但誰人才知道真正的人民意願呢？早在80年代，學者勒佛爾（Claude Lefort）主張真正的人民意願不過是一種幻想，全體人民從來都不可能有相同的意願，在現代的民主社會，人民的意願總是分裂的，不同的意願總是面臨衝突。當民粹的政治領袖宣稱真正的人民是同質的、有共同的意願，因而受到民眾支持，恰恰是因為社會已分崩離析，受經濟危機、戰爭威脅或近年的恐襲所影響，階級和族群分化擴大，民眾害怕失去安穩的生活，於是他們轉而尋求強烈的身份認同，寄望代表「單一的人民整體」(People-as-One)的領袖成功執政，改善他們的生活。由此來看，正因為民主社會中人民沒有共同的意願，民粹領袖打造的「真正的人民」，才會有市場。
民粹主義對民主是否有害？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大約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認為民粹主義侵蝕民主。第二類如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認為左翼應該加以利用民粹主義，令人民認識到資本家和統治精英才是其真正的敵人，從而重奪政策的主導權 。他們的思潮對西班牙Podemos黨（直譯為「我們可以」）和希臘左翼聯盟（Syriza）有重要影響。第三類如洪席爺(Jacques Rancière)認為根本不存在民粹現象，因為人民總是想在社會獲得應該得的東西，獲取政治權力，要求社會更平等。然而現實上他們未得到，因此會聯合起來挑戰當權者。批評人民聯合奪回權力的行動為民粹，反而貶低了他們的政治訴求，如同鼓吹不反抗和接受現行的政府管治，才是理想的做法。
穆德（Cas Mudde）考察了歐洲極右民粹政黨後，認為他們有三項特徵。第一，帶有本土主義（nativism）色彩：劃分土生土長的國民和非本土的外國人，更甚的是混合國族主義和仇外立場。他們聲稱移民湧入導致國家衰落，只有排斥移民才能重振國家。第二，帶有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極右政客希望國家回到昔日的美好狀態，他們響往的時代沒有太多的平權運動，較少移民，家庭倫理和社會秩序仍舊相當美好，政府因而要恢復昔日的威權。第三，帶有民粹主義，政客傾向把社會劃分成真正的人民和敗壞的管治精英，人民要團結一起對抗管治精英。
歐洲右翼和極右議程
至於對民主、議會制和多元主義的看法，不同地方的極右政黨帶有不同立場，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政黨完全否定目前的民主制度，主張徹底變更，例如英國國家黨（BNP）和德國國家民主黨（NPD）。第二類主張改革，強化國家權力，限制個人的自由，如奧地利自由黨（FPÖ）和法國的國民陣線（FN）。第三類同樣主張改革，但是國家權力應受到更多限制，而個人自由應得到更多保障，如丹麥人民黨（DP）和瑞典民主黨（SD）。1980-2011的選舉數據顯示，極右政黨的支持度沒有急速增長，但近年有跡象顯示他們的支持度正緩慢增長。有學者認為近年政治氣氛的轉變並不是因為極右緩慢增長，左右政局，而是右翼政黨急速向極右的意識形態靠攏。穆德認為在歐洲，極右民粹政黨並無導致政局急速右轉，無跡象顯示歐洲的民主國家因極右民粹政黨執政而變成獨裁政體。從2014年數據顯示，歐洲人並沒有因極右民粹政黨崛起而支持反移民和強化國家安全的政策。反而主流的右翼政黨為迎合選民而加速右傾，越來越鼓吹反移民和單一的文化身份，至於左翼則更加左傾。
極右的群眾並非不理性
極右的政治議程著重文化身份認同、改善國家經濟和國土安全，卻不提倡社會公平、反對種族主義和多元文化共存。以往研究民粹主義的人傾向認為群眾是不理性的，因此會認同納粹和法西斯的極端主張。但穆德認為群眾並非不理性，極右的主張一直有支持者，時多時少。長期以來都有人把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議題視為投票的首要考慮，而極右的支持者並不是不理性，而是用了一些極端的語言來表達其政治主張，因此他們可視為病態的正常，即是將國家安全視為一切政策中最優先要處理的事，而不顧社會公平、多元主義等民主社會獨特的成就。其實，極右群眾的政治主張背後有實際的不滿，例如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基層市民就業困難，移民政策令人們在短時間內要適應和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共處，更容易引發衝突。他們並非不理性，而是通過支持極右來表達對主流政客的強烈不滿，要求更多改革。
香港的「公民民族主義」
極右派視社會為一個有機體（organic body），強調「我族」，憎恨「外族」。他們認為社會有機體應該由純淨和單一的成份組成，我族和外族不能共存，移民和外來文化會入侵本來健康的有機體，對社會有害而無利。對他們來說，要恢復社會的健康，就要排斥外族，他們因而不接受多元文化主義，並視之為統治精英或左派破壞社會團結的主張。
回看香港的「公民民族主義」論
提倡「香港民族論」和「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者，不管有意或無意，實際上與歐洲極右政黨的主張有若干相似。他們認為歷史創造了香港民族，跟中國人判然有別，中國人不能融入香港社會，亦不應融入。歐洲極右會把一個國家的國民視為一個民族，帶有特定的歷史和文化價值。然而，歷史中根本沒有國家只由一個民族所構成，每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有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因此民族的單一性質是想像和投射出來的。極右政黨或右翼政府通過民族的建構，有利確立和強化其代表全體人民的合法性，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主義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國家可以透過教育、經濟融合政策和政治宣傳，操弄民族主義，塑造人民的身份認同。然而，香港的民族論者和歐洲極右派有一個基本分別，就是歐洲極右可以在民主選舉中分享一部份的權力，而香港的民族論者大概只能在體制外，是政府打壓的對象。我們必須為民主運動注入新的能量，既反抗政府對民主力量的打壓，又拒絕仇外和破壞社會團結的民族主義，為社會平等而努力。
文字記錄：謝浚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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