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攀＠破土工作室
智利因1973年軍事政變，以及之後軍政府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改革而知名 ，那麼在智利完成了「民主轉型」之後，該國社會情況如何呢？Paul Posner的《智利的國家、市場和民主》 正是從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popular sector，「群眾部門」 這個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
作者於本書第一章導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框架目標和方法之後，於第二章討論了現有的各種理論框架，以及這些理論框架的不足。 在作者討論的各種理論框架中，首當其衝的是1980年代以來非常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範式。這種範式將國家視為市場經濟處於「中立」地位的機構，針對這一點，作者指出了國家並不是獨立於市民社會 之外的，而是嵌入市民社會之中。相應的，市民社會也不是一個無分化的整體，而總是有一部分力量佔據優勢地位（實際上就是組織起來的階級），這些力量有能力「按照他們的目的塑造國家機構和政策」。反過來，國家也能夠通過自身的政策對市民社會的結構和運行產生影響。作者接著討論了以帕森斯的功能主義理論，以及一度在中國國內十分流行的亨廷頓轉型理論為主要代表的邊緣理論和現代化理論，並指出，邊緣理論和現代化理論只把底層的，處於邊緣地位的群眾視為由傳統規範宰製，因而「缺乏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心理和社會心理特質」、消極被動的人群。作者同時指出，邊緣理論和現代化理論對底層群眾的忽視並不是理論上的偶然失誤，而是這種理論的目的，即「將群眾部門組織成國家控制的合作主義社團，從而擊退被政府認為是來自下層的革命威脅的工程的一部分」，所必然導致的。而且，現代化理論對底層群眾的判斷無法得到經驗研究的支持。作者分析和批判的第三種理論框架是依附論，作者指出，這種理論的一些追隨者雖然批判了現代化理論，但是仍然複製了現代化理論的二元論，即邊緣——中心。另外一些依附理論家則放棄了這種二元論模式，指出正式就業部門和非正式就業部門是拉丁美洲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非正式部門仍然是現代經濟的一個部分。作者最後分析了新社會運動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並指出了社會資本理論反歷史，並且忽視國家在社會資本形成中作用等缺點。
本書的第三章起討論智利案例。首先是討論智利社會各階級、各集團與國家關係的變遷，並簡要回顧了1973年政變之前的智利社會政治史。從1930年代初到1973年軍事政變之前，智利和拉丁美洲其它國家一樣 ，奉行的是進口替代，「利用歐洲社會主義的觀念以及蘇聯的榜樣」，以及所謂「合作主義」（Corporatism）的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允許民粹主義聯盟的所有成員構成國家的一個部分，並從國家獲取好處」。熟悉理性選擇（或公共選擇）理論的人們不難發現，這種模式，正是該學派大將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裡設定的靶子，也是該學派不遺餘力攻擊的物件 。不過，奧爾森及其同僚在承認需要靠一個卡理斯瑪式的領袖推進「改革」 方面倒也頗為誠實。這種「合作主義」的發展模式在1950-1960年代的歐洲也很流行，並一度以「凱恩斯主義共識」的稱號而知名。不過，與歐洲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經濟在世界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因而無法同時滿足資本家的利潤要求和一般群眾由於古巴革命的激勵而日益增長的要求。「群眾部門日益增長的政治活動和需求威脅到了智利社會內的保守派們的特權，因此這些保守分子們與武裝力量結盟，以發動一場政變」，於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1973年的軍事政變和之後一系列的針對性「改革」就發生了。這些「改革」首先針對的正是之前的「合作主義」模式中群眾部門通過政治手段獲得收入這一點，而且，這些「改革」在智利結束軍政權之後基本上原封不動地延續下來了。具體的措施主要是（1）通過嚴格限制集體談判，賦予雇主在工人罷工時雇傭代替者的權力，設立工會之外的所謂「談判團體」（bargaining group），以及等辦法分化、削弱智利工會和工人階級，並由於市場化「改革」造成的工作不安全狀態，使智利的工人階級去組織化、去階級化（同時智利的資產階級空前嚴密地組織起來，並且空前地與智利政府結合起來）、原子化，從而失去通過集體行動影響政治，改善自身處境的能力（以上見第三章）；（2）在政治上，切斷智利各主要政黨與社會基層的聯繫，並且通過集中財權於中央，強制對貧困人口進行隔離，在一個地區設立多個「相互競爭」的代表機構（以上見第五章）以及（3）對智利原有的社會福利體制進行市場化「改革」（見第六章）等方式盡可能地使底層群眾碎片化、原子化，使他們失去採取強有力的集體行動的能力。這實際上從反面說明，政治手段是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一般群眾無論是改善自身境況（這不可避免地對中產階級及以上階級的「利益」造成影響）還是爭取更大的目標的重要手段，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反政治，力圖把社會問題自然化，用「自然」遮蔽社會中存在的權力權威和宰製的根本原因和目的。
這種情況下，智利的民主轉型首先限制在了「精英」層面，在這樣一種轉型過程中，智利各主要政黨自身也日益脫離原先的群眾基礎，而靠近智利的「商界」和保守派，並與之「妥協」。實際上，所有的「漸進」改革，由於必須要照顧到原體制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即所謂「妥協」，就不可避免地使這種改革極不徹底 。其次，由於自由主義民主本身就是一種「保護性」的民主，亦即以保護各種權利，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利，為目的的。因此，無論如何轉型，智利的「商界」都必然是贏家，他們的利益、以及權力和權威都不會受到任何損失。這再一次證明了，新自由主義標榜的「不干預」和「放任」，實際上就是任由資產階級行使權力和權威的代名詞。除了皮諾切特時期設立的，並延續到民主轉型之後的上述諸種制度之外，智利各主要政黨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政黨「極少依靠——如果它們依靠的話，傳統的政黨積極分子們的組織和活動」。與此同時，「這些政黨傾向於避免對他們的成員進行草根動員，這種動員被認為過去惹起了威權主義的反撲，現在威脅到了軍事精英們和經濟精英們」，也就是說，轉型之後的智利主要政黨放棄了組織群眾的努力，「避開了與它們的草根積極分子們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導致群眾需求不斷上升，這種不斷上升潛在地造成了不穩定」。智利各政黨放棄組織群眾並不是因為他們「現代化」了，而是因為智利各政黨「傳統的」與基層群眾之間的聯繫被認為是「1973年民主崩潰的最主要原因」。這種觀點恰好是「商界」，其實就是資產階級，以及其保護者享有的權力和宰製的證明。換言之，如果說智利各政黨從1973年的軍事政變中學到了什麼的話，那不是別的什麼，而是這樣一個事實：儘管有形式上的各種平等權利，智利社會仍然是由「商界」及其政治保護者所掌控的，只有這些人有能力變更智利社會的基本政治制度。 很顯然，智利各政黨和基層群眾脫離關係以後，就變成了只能在政治領域中活動的職業政客，他們的「利益」就在於盡可能地維持某種特定的政治形式，哪怕這種維護是以損害他們的支持者利益為代價。除了1973年軍事政變這個「極端」的表現之外，智利「商界」及其政治保護者的宰製，更根本的是，智利（以及世界所有地區的）資產階級控制了受到政治保護的私有財產，以及對這些私有財產進行處置的權力和權利。由於擁有了這樣的權力和權利，他們事實上控制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其結果就是，民主轉型後的智利政府要促進經濟增長，就必須採取促進資本家投資的措施，也就是說，必須滿足智利「商界」的各種要求。這就是在形式平等下，更具體地說，抽象的政治權利平等下的所謂的「結構性權力」 。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智利獨有的。
近年來，漢娜•阿倫特女士的理論在中國國內被廣泛譯介。她在《論革命》中認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是分離的，社會問題不能用政治手段處理。不過，阿倫特女士分離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時候似乎忘記了，政治活動，不是奧林匹斯山上不食人間煙火的諸神從事的，而是由處於具體的社會經濟關係、有具體的需要的人們從事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些人在進入政治領域，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會突然放棄他們的需要和要求，或者不在公共領域中討論這些具體需要和要求，政治討論和政治活動在任何時候都不是不討論實際問題的魏晉清談。從智利，拉丁美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實踐看，阿倫特女士分離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思想，首先是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持續存在的空想；其次，即使要在現實世界中貫徹阿倫特女士的思想，由於剝奪了一般群眾在不改變社會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唯一的改善自身處境的手段 ，肯定不可能以一種獲得一般群眾主動同意的方式進行。因此，阿倫特女士的設想，除非在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佔據了絕對優勢地位的社會 中實踐，很難不如智利那樣，由一個非民主政權完成。 毫不奇怪，這樣一種和一般群眾的需要完全不發生關係的政治結構產生了大量的群眾不滿。本書第四章收錄了不少智利各政黨的基層組織對本政黨高層漠不關心，更準確地說，只是在選舉的時候才關心基層群眾的抱怨。而且，智利的群眾並沒有放棄對平等、對運用政治手段改善自身狀況的追求，2004年的一項調查表明，67%的智利群眾認為社會平等比個人自由更重要。但是，這種不滿完全不能在政治活動中得到任何有效表達，更不用說通過政治手段得到緩解和改善。很顯然，這種狀況不會對智利民眾的政治參與產生任何促進作用。這樣一來，智利群眾就陷入了一個無法擺脫的，類似「第二十二條軍規」式的困境，無論他們是否參與政治活動，他們都不可能改善自身的境況，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切在現實體制中改善自身狀況的可能。現實，對於智利的一般群眾來說，成了一個無法擺脫的、無窮無盡的苦役。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處境類似「身處市民社會之中，但又不屬於市民社會」的那部分人 。毫無疑問的，這正是智利，以及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者」們的目的所在，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的，新自由主義，從理念上來說，就是反政治的 ，尤其反對群眾通過政治手段進行幹預，這種狀況，正是他們刻意追求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智利是一個非常好的縮影，一個「不斷加劇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生活軌跡給我們的全球化時代下了定義」的縮影。
參考文獻：
Posner, P. W. (2008). State,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le: The constraint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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