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意識，政治學上屬於族群主義的一種，即是人們將自身族群的利益優先，並保護自身族群文化、社會、政治制度，對外來文化及人士採取保留態度。拋完書包，一句到尾：本土意識是Local First。它並不邪惡，甚至有助推動民主及改善民生。
每次談及民生問題，第一時間都會討論人口控制。人口之所以是一大關注，因為還引伸出醫療、社區、交通、房屋等承載力問題。香港在人口方面十分寬鬆，每日批出150張單程證，讓大陸人在這裡「落地生根」，結婚、生育、孩子入學、工作......本土意識之下，市民有感社會被迫接納外來人口、加重本地社區負擔，所以反對這樣的人口政策也是合情合理。所謂Local First就是這種概念。
且看看新加坡的本土意識。當地政府發表《人口白皮書》，第一頁便說新加坡人是社會的核心。而反對黨工人黨的吳佩松（Daniel Goh）在2015大選期間，指新加坡當下人口政策的重點，應以本地人為基礎，如鼓勵他們生育和提升他們的技能。新加坡的本土意識強烈，令他們奉行一套只接收精英的人口政策，一方面推動社會、一方面解決人口老化。
事實上，各地移民政策都是「條件式」，即是無學歷無技術也有兩桶金，才可以成為當地公民、擁有居留權。反觀香港，以「親人團聚」為名，就知放任三姑六婆來港居住，對社會毫無建樹之餘，無疑是拖低港人生活質素。
美國本土主義抬頭，特朗普打著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旗號，當選總統。想當年戴卓爾夫人與歐盟談判，也是說I Want My Money Back。族群以自身利益優先的原則思考問題，是正常不已。
每年支付約80億英鎊、支援希臘等經濟疲弱不振的國家，同時損害主權、被迫接收難民、移民申請......歐盟有數不盡的「罪行」。單單過去10年，已經有超過100萬成員國如羅馬尼亞的移民不斷湧入英國境內，爭奪多項社會福利、削弱英國公民的就業機會。某程度上，老一輩的本土主義者選擇脫歐是明智的，畢竟他們都相信Local First.
本土意識爭取自身族群的利益，好似特朗普所言：Hire Americans. 在這裡設廠、請本地的人，因為我們美國「自己人」的失業情況是應優先解決的。競選時揚言在墨西哥邊境建城牆的他，也是本土意識的一種形態，單純地覺得呢度我地頭黎架，你地呢班難民憑咩踩我場？仲要我收留你？
Local First.
美國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不僅是21世代出現post-truth的最好例證，更是本土意識不斷膨脹的案件。做了幾十年偽君子，西方國家已不再提倡「包容博愛」。國際舞台再次洗牌，各地人們只會關心自身利益，不再做觀音、關愛窮苦大眾。
是的，本土意識聽起來雖然像一種盲目又狹隘的民族主義，但本土意識對一個社會不可或缺。一定要有足夠嘅本土意識，政策才會「以民為本」，真正切合市民需要。除非出現特朗普這種瘋人總統、聲稱要在墨西哥邊境建圍牆，否則一般都會「益街坊」，讓本地人受惠。
本土意識在本質上是關心自己族群，但實際上還會間接推動民主發展。
嶺大文化研究系教授羅永生的《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就提到，自六七暴動、八九民運以至零三七一，令香港經歷了三波本土意識熱潮，自2003年反23條五十萬人上街，本土意識與香港政治民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土意識令市民更關注自身權益及政治，引起不少對香港政治制度以及前途問題的討論，令本身政治冷感的人關注，「公民覺醒」。例如嶺大陳雲《香港城邦論》、教院方志恆《香港革新論》及港大刊物《學苑》對本土意識的一系列文章，擴闊對民主的討論，令港人參與政治、百家爭鳴。
民主不能流於制度，耶路教授Robert Dahl提倡「多元民主政體理論」，指除了普選制度，更重要的是當地言論自由、法治制度等，欠缺這等元素，社會只淪為「半桶水」民主發展模式，好似泰國、菲律賓、印度一樣。即使本土意識在某程度上是一種排外情緒，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引起廣泛討論、促使更多市民關注社會發展。
另外，本土意識累積了公民社會的資本。哈佛大學教授Robert Putnam指，公民社會對民主極其重要，因為從中可以建立社會資本、信任及共同價值。本土意識催生的民間團體，包括：杏林覺醒、精算思政、法政匯思及進步教師同盟等都是在傘運期間出生的。組織以交流意見、協商甚至投票等民主元素運作，累積有利民主的社會資本。
大家常常罵這種想法對香港社會零貢獻，我希望為它討回公道。甚至，香港本土意識是愈多愈好。我們愈是有感應該local first，愈是排拒外來人口，反對派就愈惡死，我們就愈有話語權向中共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