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似乎是一個過於浪漫的故事。
1950年代中期的紐約格林威治村是世界的波希米亞中心，其中，華盛頓廣場更是文藝革命的基地。但市政府卻決定要剖開這廣場，將第五大道延伸至此。然而，一位四十歲的媽媽和居民捍衛他們的社區、他們的街道，並且成功了。
在格林威治村住了二十多年的這位媽媽珍雅各（Jane Jacobs）是自由寫作者，但她展現出厲害的組織能力和媒體策略，剛創辦不久的《村聲》（Village Voice）也是他們重要的發聲平台。抗爭之外，她在1961年寫下一本書，一本從此改變人們對都市看法的書：《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這是最近2017年CNEX「承擔與承諾」紀錄片影展中的一部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的主題。當然，珍雅各的著作早已是經典作品，但即使她的故事和著作已是半世紀前的故事，對於今日的我們仍然具有啟發性。
在影片中，我們看到珍雅各和她的對手，二十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城市規劃者摩斯（Robert Moses），是多麼極端的對比。摩斯的理念是屬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相信城市的唯一救贖就是大規模的破壞與改造，是要清除貧民窟並開放更多城市空間。且摩斯不是一般的官員，他掌握了巨大的政治與經濟權力，在權力巔峰時甚至佔據十二個職位，珍雅各所擁有的武器卻只是街坊鄰居和一支筆（彼時他們真的是用筆寫作）。摩斯代表的是由上而下的強調官僚和專業規劃，珍雅各是由下而上的從市民生活體驗出發。在個性上，他們兩人也彷彿是虛構電影中的好人壞人：摩斯是高傲自負的，珍雅各是理性溫暖的。
在一場公聽會上，摩斯說「沒有人反對，沒有人！除了一堆媽媽。」這群媽媽後來繼續反對摩斯的下曼哈頓高速公路計劃，這條公路預計會穿過蘇活區和小義大利，一旦計劃實現，曼哈頓下城將會被徹底改變。珍雅各的理念又勝利了。
珍雅各把城市理解為一個複雜的有機體，「有活力的多樣性」（exuberant diversity）是城市精神的基礎，大城市是要由許多小聚落所構成。而城市多樣性有四個條件：不同用途的混合使用、短小的街廓、新舊樓的並存、密集的居住人口。這是完全不同於當時主導的都市規劃觀念。（幾年後，1967年，法國左翼思想家列斐伏爾以更理論化的角度提出「城市權利」理論，挑戰主流的規劃理論把城市只是看作機器。）
在她的理想（也是格林威治村的現實）圖像中，街道是繁忙的，街上小店如理髮店、雜貨店和住戶的關係是緊密的，人們在其中頻繁地互動，而這樣的社區是安全、便利，並且有互信的，人們不是孤單地走在街上。她說：「舊城區的本質是人行道的使用，及其帶來不間斷的眼睛注視。這個秩序是由運動和改變所構成的。雖然它是生命，不是藝術，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它是一種像舞蹈般的城市藝術形式——不是那種每個人動作整齊劃一的那種舞蹈，而是一種很複雜的芭蕾。」這個街道芭蕾充分展現了城市的生活詩意。
珍雅各和她的理念確實拯救了格林威治村、蘇活和小義大利區，這些區就在她所奮戰的六零年代之後，成為紐約最具創造力與實驗性的地區。許多的新藝術、新觀念，是在那些乍看起來有點骯髒、有點頹敗的空間中誕生，而不是漂亮嶄新的高樓。
但摩斯也不能簡單的被標籤成「壞人」：他蓋了13座大橋、658個兒童遊樂區、17個國家公園，與無數個住宅計劃和城市公園。珍雅各也或許有點極端，因為城市也需要好的美術館（她當時嚴厲抨擊林肯中心）、好的公園、好的規劃。只是，這些規劃應該是要尊重日常生活的紋理，社區的故事，與人們的居住權利，並要讓公民在過程中可以參與放入他們的想法和願景。
一座城市當然需要新的可能也需要維繫舊的生活和空間。關鍵是珍雅各的話：「設計一個夢想的城市是容易的。但重建一個生活的城市需要的是想像力。」
原文刊在台灣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