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屆全國大選掀起「全民海嘯」，將執政聯邦61年的巫統國陣政權沖倒。這是一個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結果，選前還有許多人擔憂國陣會重奪國會三分二議席或雪州政權可能重新落入國陣手中，但積累多年的民怨終於在票箱內爆發，其威力足以將近年醜聞不斷的納吉領導巫統國陣政權給推翻。這是我國民主抗爭中一個重要的勝利與突破。
這次大選中單獨上陣、競選議席很少的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也被淹沒在這次「全民海嘯」中。社會主義黨在其競選的4國12州選區中遭遇慘敗，全部候選人失去按櫃金，連兩屆國會議員古瑪在和豐以社會主義黨旗幟守土也敗北。顯然，這是一個衝著推翻納吉政府的巨大海嘯，候選人的素質和政黨所提出的政綱，幾乎完全不是選民投票的考量因素。選民為推翻國陣而不惜一切，包括犧牲掉被認為是無關大局的小黨——社會主義黨，轉向支持希望聯盟（半島西海岸和東馬）或伊斯蘭黨（半島東海岸）。
社會主義黨在大選中單獨上陣而全軍覆沒，是意料中事，只是得票之低，無不讓支持左翼進步力量的人們感到沮喪。
社會主義黨在這次大選中慘敗，且得票數少得可憐，筆者認為的主要因素有以下：
外部因素
一． 「全民海嘯」
無可否認，推翻納吉政府或巫統國陣的群眾情緒的確強烈。這是積累多年的不滿情緒一次過爆發，宣洩出來變成一股驚人的「全民海嘯」，完成了2013年505大選所未完成的換政府使命。許多選民在2013年與改朝換代失之交臂後，儘管經歷了反對力量低潮，但是他們的不滿和怨氣卻日益積累，加上貪腐濫權、消費稅等的問題，終於在這次509大選中完全地在票箱中井噴爆發。
社會主義黨本身也沒有預料到這次反風是如此強烈。強大反風下的選民在投票時只認希望聯盟的標誌（或在半島東海岸只認伊斯蘭黨標誌），而不是單獨上陣的社會主義黨拳頭標誌，候選人是否有素質或可靠也不是選民的考量。社會主義黨還被好些人指責「分散選票」，破壞換政府的「大局」，儘管社會主義黨競選的議席非常少（所競選的國席才區區1.8%），而且好些上陣的選區就算分散反國陣的選票國陣也不可能勝出。
人民情緒的強烈宣洩，並不代表人民政治意識的提升。群眾的情緒可以來得快也去得快，大多因對某些人事物的不滿和憤怒而產生。憤怒的人民情緒，可以推翻一個政權，但是要建設一個擺脫舊建制的全新社會，則需要人民政治意識與政治覺醒。人民的情緒很容易被煽動民粹主義思想的政客所牽引操弄，尤其是散播恐懼和仇恨的民粹主義（如種族主義、排外、恐同等），其危險就是製造大批盲目追隨政治領袖的粉絲，很容易被政治精英操縱來服務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
意欲實現真正改革及社會解放的進步政治力量，不能單靠隨著時局轉變而起伏不定的人民情緒，而是努力通過政治教育、社會組織，以及鼓勵更多人民直接參與在社會抗爭運動中，去打造人民覺醒的政治意識。
二．不利於小黨的投票制度
我國選舉所奉行的投票制度是單一選區「贏者全拿」制（First-past-the-post），也就是在一個選區中得票最高者當選，不論票數多寡。這樣的投票制度，就算是在乾淨與公平的情況下投票，也會對兩大陣營以外的第三黨或小黨不利。
「贏者全拿」制有很多缺點，包括：
- 議會內的議席分配並無法反映政黨得票的比例。就拿最近這次大選為例子，希望聯盟（加上沙巴民族復興黨）得票率為48%，但卻拿下國會下議院55%席次；伊斯蘭黨得票率將近17%，但只取得8%席次。
- 選票被浪費掉。一個選區，若有三個候選人競選，候選人A得票40%，候選人B和C則分別得票30%，候選人A勝出，意味著投票給B和C的選民在議會內沒代表，他們那60%的選票形同廢紙。
- 也正因為擔心選票被浪費，造成選民傾向於「策略性」投票，而往往所謂的策略性投票就是被迫從兩個爛蘋果中選一個，也就是所謂的兩害相較取其輕。
- 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當權者改劃選區以增加自身政黨可勝出的機會，造成選區劃分不公平，破壞「一人一票」的原則。
只要仍然使用「贏者全拿」投票制，被大黨排擠的小黨，要在大選中贏得議席仍然非常困難。就算是現在已經出現政黨輪替，下屆大選已經沒有了改朝換代的「大局論」，但是「兩害相較取其輕」（lesser evil）論述仍會發揮影響選民投票取向的作用。
因此，未來爭取選舉改革的訴求，也必須包括投票制度的改革。我們必須爭取一個更公平的選舉制度。我國應開始探討在選舉制度中引入比例代表制的元素。我們可以實行單一選區兩票制，如德國、玻利維亞等國所奉行的聯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簡單的說，在這種投票制度下，選民會有兩張選票，一張投選單一選區的候選人，另一張是從政黨名單中投選屬意的政黨；議會將由單一選區票中選出的議員以及政黨票中根據政黨得票率分配議席而產生的議員所組成。這樣的投票制度讓議會內的席次既能反映各政黨真正得票比例，也讓各地區有代表在議會內發言。象聯立制這樣的投票制度，可以讓大黨以外的小黨在議會內也有代表，讓建制大黨陣營以外的進步政治理念可以在議會內傳達。
內部因素
一、 誤讀形勢和錯誤的戰略
社會主義黨在這次大選中的挫敗，很大程度上是對形勢的誤讀而採取不當的戰略。
社會主義黨一直都主張推翻國陣換政府，願意於反國陣的在野力量合作。不過，之前的主流反對力量，一直都有意無意排擠社會主義黨。這次大選，希盟幾乎沒有跟社會主義黨談判協調議席的誠意。
社會主義黨低估了馬哈迪的影響力，尤其是馬哈迪對鄉區、墾殖民地區選票的影響，以及馬哈迪在希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將鬆散的政治聯盟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勢力。
希盟在半島使用統一標誌也是一個影響選情的重大轉折。儘管社會主義黨在這之前一直主張反對陣線應有共同標誌上陣對抗國陣，但是卻沒有預料到這次大選希盟很快可以同意使用共同標誌，就算是希盟無法註冊而土團黨被社團註冊局凍結的情況下，希盟還是接受以公正黨標誌在半島上陣。這無疑讓堅持以本身標誌上陣的社會主義黨陷入被排擠的困境。
社會主義黨中委阿魯哲文也承認：「我們以為三角戰會讓國陣重奪吉蘭丹州政權，或者是奪回和豐國席，但是結果卻是國陣在大多數選區只取得第二高或第三高選票。選民幾乎是完全拒絕國陣。」
阿魯哲文表示：「我們原以為行動黨和伊斯蘭黨決裂後，大多數議席出現三角戰，社會主義黨競選更多議席也已經影響不大。社會主義黨只競選區區16席，只是將原本三角戰變成四角戰，並認為人們不會因此責怪我們是攪局者。」
對形勢的誤讀，以及無法根據形勢作出戰略上的及時調整（仍堅持在16個選區以本身旗幟上陣），讓社會主義黨在這次「全民海嘯」中遭到沉重的附帶性破壞（collateral damage），也承受不必要的折損（如和豐區社會主義黨兩屆國會議員古瑪敗選）。
二、 不夠靈活的決策機制（？）
戰略無法適時調整，又牽扯到另一個問題，社會主義黨在選舉策略上的決策機制。社會主義黨於2013年11月的特別大會上，經過全黨上下的討論，作出決定：一、社會主義黨不會再要求加入當時的人民聯盟，因為之前盡了所有努力都徒勞無功（當時民聯並沒有意願接受社會主義黨成為其一員），但會與在野黨合作推翻國陣政權；二、社會主義黨將於來屆大選在所有上陣選區使用本身的拳頭標誌；三、社會主義黨將競選更多國州議席。
社會主義黨於2017年2月的另一場所有支部代表出席的特別大會上，重申了之前黨大會的立場，並決議開放借出標誌給符合資格的社運人士或社區領袖上陣。社會主義黨希望通過參與選舉，讓人民看到國陣和希盟以外的另一個政治選擇，嘗試突出糧食保障、合約工製度、稅務政策等問題。
社會主義黨一直都奉行黨內民主，一切重大的決策都是通過黨員參與討論而作出，而不是由三幾個「英明領袖」所組成的委員會去作出所有重大決定。黨大會是社會主義黨的最高決策機構。關於選舉的重大決策，也是通過黨大會或特別大會的民主討論後擬定，並沒有任何黨領袖能夠主導黨的決策，而黨領袖都必須遵從民主決策程序下所作的決定，包括了選舉戰略。但問題就來了，當臨近選舉時的形勢轉變，社會主義黨並沒有及時作出調整，社黨上下都仍在遵從之前的決策行事。社會主義黨沒有在當時召開緊急大會去討論是否調整戰略。這可能是社會主義黨在選舉總策略上的決策機制不夠靈活，而之前的決策也給予競選團隊和談判小組太多的束縛，無法適時調整。無論如何，這個是社會主義黨應該檢討的事項。無論如何，社會主義黨黨內民主討論的機制肯定不能被摒棄，只是能否有一個更靈活的應變機制。
三、 競選機器準備的不足
儘管社會主義黨在大多數上陣的選區早在兩年前就開始準備競選工作，但是看起來很多地方的競選準備工作仍然不足。社會主義黨並不是一個選舉型政黨，但既然決心參加選舉，競選準備工作應該要做得充足。
無可否認，社會主義黨在籌備競選工作上，面對嚴重的人手不足問題。社會主義黨的積極分子都忙於處理各種民間課題及投身在社會抗爭中，而無暇兼顧太多的競選準備工作；加上競選的地區多了，人手也因此分散四處。社會主義黨也嚴重缺乏競選經費，必須跟大黨競爭籌募款項。
跟伊斯蘭黨相比起來，儘管伊斯蘭黨夾在兩大陣營之間，卻仍然能夠在吉蘭丹、登嘉樓、吉打、彭亨等地贏得不少議席，這是基於伊斯蘭黨在競選機器及為競選而作的準備工作更為充足。擁有一定規模競選機器的伊斯蘭黨，其日常政治工作都為了建立選票支持而進行，這是社會主義黨所沒有做的事情。
那麼，社會主義黨是否要將自身打造成「選舉型」政黨，並建立更完善的競選機器？如果社會主義黨要繼續參選並贏得議席（或至少不失去選舉按櫃金），就必須在選舉遊戲的框架下建立更好的競選機器及更多的準備工作。不過，如果過於將工作重心放在競選準備工作上，其風險就是社會主義黨會很容易變質成一個純粹為了選舉而存在的主流資產階級政黨，既機會主義，也不再堅持政治原則。若要走得更遠，不能因選舉準備工作而放棄或忽視社會主義黨一直都堅持的組織社會抗爭努力。
未來的挑戰
大選已過了，政府也換了，但是馬來西亞人民所面對的問題並不會因此就迎刃而解。
社會主義黨中委古瑪在大選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這樣的疑問：「在希盟做了很多的策略性妥協後，他們是否可以確保改革議程能夠進行到底？還是我們需要其他的政黨來協助推進改革議程？」
古瑪提出了好些被希盟領袖忽視的關鍵問題：
- 跨國大企業轉移大量利潤的問題若不解決，馬來西亞的貧窮問題也不可能全面解決；
- 破解國際金融機構強加給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是因為我們勞工「生產力」低落的觀念，正視市場權力過度集中在全球最大跨國企業手上；
- 經濟自由化與擴大企業財團影響力不是解決官僚主義及公共領域低效率的更好方法，反而會進一步邊緣化底層80%人民；
- 最富有的企業財團通過向主流政黨政客輸送資金，而日益影響著我國的政治過程。企業精英的巨額政治獻金破壞民主；
- 鄉區底層人民的問題依舊無改善，也沒有獲得真正重視；
- 民粹主義政策對民主、民生及可持續發展的危害不淺；
- 政治領袖不應通過其職權積累財富；
- 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應該是造福人類的，而不應該是失業和經濟蕭條的成因。全球經濟生產力日益提升，意味著我們所有人不再需要每天工作12小時去滿足我們的日常所需。不過，當前的情況是，沒有工作的人就不能消費，這對失業工人和全球經濟都帶來慘痛的後果。人民沒有能力購物而導致總需求持續放緩。社會主義黨主張縮短工時，讓人民儘管工作量減少了卻能享有在足夠生活的工資，同時商家也擁有足以讓他們銷售產品的市場。我們所有人將因此享有更多屬於我們自己的時間，讓我們陪伴家人，參與在我們周邊社區、宗教、藝術、體育等活動中，而人類的潛能將可充分發揮。
古瑪也提醒，對希盟領袖的盲目支持，只會讓他們更傲慢地對待其他人！
大選結束後，社會主義黨已重新投入在服務人民與社會抗爭的工作上。社會主義黨的服務中心並沒有因為沒有贏得任何議席而關閉。
也許有人會因社會主義黨在大選中的慘烈戰績而嘲諷社會主義黨，但是這無阻社會主義黨繼續打造人民力量去推動社會改革的決心與努力。
隨著政黨輪替的發生，我國已出現全新的政治局面，將會有更多新的空間讓我們推進社會運動及實現社會改革。關鍵的問題是，改革的方向由誰主導，仍然是掌控經濟權力的統治階級精英，還是嚮往生活過得更好的普羅人民？社會主義黨雖仍為小黨，但肩負著賦權予民去將改革為了普羅人民權益而進行到底的重大使命。
我們有必要與民間組織通力合作，敦促希望聯盟政府兌現惠民的競選承諾，並且遵從人民的意願去落實更多的社會改革措施。
社會主義黨儘管在國州議會沒有任何人民代議士，但是仍然能夠扮演議會外制衡與施壓的角色，通過推動人民力量去將人民的訴求付諸實現。
未來的五年內，我們有必要敦促希盟政治拿出誠意與決心，去實現馬來西亞人民所嚮往的社會改革，其中包括：
- 廢除一切惡法，擴大民主空間；
- 不僅僅廢除消費稅，也必須進行全面稅制改革，打造一個更公平的累進稅制，讓富豪權貴們繳納他們所應該付出的稅務份額，打擊富豪財團的逃稅行徑。
- 恢復地方議會選舉，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權。
- 選舉制度改革，實現更公平的選舉制度。
- 提高最低工資，縮短工時，強化職工會。
- 廢除合約工製度（尤其是在政府學校和醫院服務的工人）。
- 檢討並撤出所有危害普羅人民權益的國際貿易協定。
- 所有人民都住得起房屋。
- ……等等。
新政府，新希望，也伴隨著新挑戰。我國將在不久將來面對另一波的全球經濟危機，我們必須提出超越現有資本主義架構的社會經濟政策，去應對並解決社會的基本矛盾，讓底層人民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禍害。新的形勢也給我國政局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但很肯定的，我們不能讓普羅人民的命運掌控在支配政治經濟大權的精英權貴手上。普羅人民必須自主自決地掌握並改造自身的命運。
作為一個以社會解放為目標且相信人民力量的政黨，社會主義黨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間，去進一步推進人民抗爭，以實現真正民主與社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