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默克爾處理難民像哲王
人性善惡是恆久不衰的話題，它從個人生活乃至國際大事，深深地牽動我們的情感與理智，對此爭論不休，筆者屢屢撰文觸碰敏感的道德議題，是相信融入現代科學認知，終可拼湊出問題全貌，改變昔日只從單一學系學派立論的偏見。
最近，敍利亞難民潮令西歐各國非常頭痛，德國總理默克爾面對80萬難民湧入，顯出高度的情理兼容，她一方面站在人道「信念」(普世價值)，表示德國仍有能力收容難民，願意照顧他們，斥責國內仇視移民的縱火案；另一方面「計算」實際情況，呼籲歐洲各國攤分收容難民的數量，共同承擔這次問題。默克爾的處理方法充滿智慧，可謂揭櫫近年美國道德心理學的重要啟示：雖然，人類源自演化的道德直覺是有局限的，喜歡偏私「自己人」，但只要覺醒它的局限，將有助我們理智地成就更大的「善」。默克爾高明之處在那？我們姑且留待最後才接續討論。
我們先從類人猿動物那顆樸素的同理心談起。1996年，在芝加哥動物園裡發生一宗意外，一位三歲男孩不慎從五尺高跌落靈長類動物展示區，萬料不到，此時一隻八歲雌性大猩猩，飛撲接住男孩抱在懷裡，坐在木頭上輕拍男孩的小背，安撫他受驚的情緒，再將他交給工作人員。這位大猩猩的同理心感動全球，人們幾乎習慣把道德善性視作人類獨有的光芒，忘記了我們也分享著類人猿動物的共通本性；這也是動物學家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在《猿形畢露》(Our Inner Ape)中提醒我們要反思的事。[註一] 不止德瓦爾提及的事例，靈長類動物學家娜迪茲達．雷帝吉納—柯茲(Nadezhda Ladygina-Kohts)曾在莫斯科養育一隻名叫喬尼的黑猩猩，牠常任性地留在屋頂耍玩，拒絕回到她身邊。後來柯茲發現，只要她裝作哭泣，喬尼會立即跑去找她，還唯恐有人侵害她，急急輕撫柯茲的臉，以示安慰。還有，菲力斯．華內肯(Felix Warneken)及麥可．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研究發現，黑猩猩甚至會自發幫助同伴和人類，不求任何獎賞。看來，人類與牠們確有一脈相承的善性本能，只是複雜程度有別。
演化生物學「褻瀆」善性？
當然，以生物演化角度探討人性，常常引起部分人的激烈情緒，將之標籤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陰魂不散，誤以為提出這種討論的切入點，等同「純粹」以動物天性合理化道德推論。意思就是，我們的道德觀大可訴諸先天，凡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特質，那些行為都是可接受的，正如人類和黑猩猩天性也懂得互相殘殺，有甚麼不能做呢？這樣說來，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便可說成「為求進步，不擇手段」了，所以，他們一聽道德直覺源自生物演化，隨即暴跳如雷，感覺非常危險。猶記得數十年前，著名社會生物學家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某次學術會議中，突然被人當頭淋了一壼冰水，藉此回應他社會生物學的言論；另外有些學生四處張貼海報，高呼要他下台，召集各路人馬騷擾他講課；他們認為以生物學分析人性，根本是要塑造種族主義和階級化社會，威爾森一時成了眾矢之的。
接下來我們便明白，達爾文和威爾森都被冤枉了，生物演化的發現，並不表示我們不分是非曲直都要接受它，那些偏激盲目的想法，無助了解道德真象。誠如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本年六月的演說強調，人類之所以稱霸地球，在於演化出黑猩猩所沒有的意識能力，這種能力使我們像創作故事般建立信念，約定社會行為，促成龐大合作，終於勝過其他動物。事實上，我們幸有這種思想能力(包括理性)，即使繼承了各種演化本能，也能從中取捨抉擇、擇善固執，這才是人類有望邁向更美好生活的關鍵。
現在，我們不妨同時跨越兩本道德心理學著作，拼合更遼闊的道德視野。一本是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所著《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註二]；另一本是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所著：《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 (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由於格林較多創見，筆者偏向長篇論述他的說法) [註三]
嬰兒天生愛好人
首先，關於人類嬰兒出生後流露善性本能，二人在書中同樣交代過一項非常經典的實驗。學者凱利．哈姆林(Kiley Hamlin)、凱倫．溫(Karen Wynn)與保羅．伯倫(Paul Bloom)分別找來一批六個月及十個月大的嬰兒，讓他們觀看貼上眼睛的「正方形、三角形和圓形」互動的影像。其中一個影像，圓形嘗試登上山丘，卻不成功，這時三角形出現，將圓形推上山頂；而另一影像，儘管圓形也是嘗試登山，不過突然出現四方形阻礙它向上，更把圓形推回底部。嬰兒重複看了幾次後，研究員向他們擺放三角形和四方形的玩具，結果顯示，對於16名十個月大的嬰兒，有14名選擇曾幫助圓形的三角形玩具；另外，12名六個月大的嬰兒，全數選擇三角形，不要四方形玩具。反映這些未足一歲，甚至只有半歲的嬰兒，明顯偏好互相幫忙的對象，而不是留難別人的家伙。也許有人質疑，不排除這些嬰兒「碰巧」大都喜歡三角形吧？可是，研究員再找新一批嬰兒進行實驗，除去那些眼睛，同樣讓他們觀看圖形之間的互動，事後印證，嬰兒並未有特別喜愛三角形，明顯賦予眼睛的圖形被擬人化後，揭示人類道德天性，早已埋藏偏好互助行為的幼苗。
可是，兩位作者並未提及另一項重要實驗，發展心理學家艾莉森．高普尼(Alison Gopnik)打破了舊日看法，過往認為兒童要到七歲才發展出代入他人觀點的能力，這種能力同樣被視為人類同理心的重要基石。高普尼找來一些十四至十八個月大的嬰兒，事前都知道他們通通愛吃「培珀莉小魚餅乾」(Pepperidge Farm Goldfish Crackers)，遠多於吃不吸引的青花菜。研究員在嬰兒面前裝出相反的偏好，表情流露極愛吃青花菜，十分厭惡小魚餅乾，事後發現，十八個月大的嬰兒，雖然自己喜歡小魚餅乾，依然能夠理解研究員愛吃青花菜，將青花菜遞給她。但是，嬰兒有可能是因為貪吃小魚餅乾，刻意不給研究員嗎？並非如此，十四個月大的嬰兒，對於研究員愛吃青花菜首先流露疑惑的表情，卻依然給她小魚餅乾，可見，並不是嬰兒出於貪吃，他們仍未能理解研究員的愛好，只懂將自己的偏好強加在對方身上，將自以為好吃的餅乾，給予研究員，即使疑惑她吃上去為何一臉愁容。[註四]
這些研究顯示，人類先天道德善性傾向，十分年幼已偏好互相幫忙的人，並能代入他人觀點，遠早於說謊欺詐的能力 (另有研究反映，兒童最早說謊的歲數是三歲半到四歲半)。那麼，兒童到了五歲左右，能夠以語言表達想法時，他們如何看待道德問題？海德特引述艾略特．杜瑞爾(Elliot Turiel)的研究，當這些兒童被問及：若有位小女孩想玩盪鞦韆，卻立即把正在玩的男孩推下來，你認為這樣可以嗎？幾乎所有兒童都表示，無論老師批准、校規沒寫，這樣做都是不對的。可見，毫無理由傷害旁人，成了兒童的強烈直覺，超越了外在社會成規(Social Conventions)。
到我們成年後又如何？格林引述學者斐耶里．庫許曼(Fiery Cushman)、溫蒂．曼德斯(Wendy Mendes)等人近年就「迴避暴力」的研究，在實驗中，他們要求人們模擬暴力動作，像用鐵鎚作勢敲擊某人腳部。結果發現，即使人們明知自己假裝作出暴力行為，足以令他們部分血管劇烈收縮，出現「腳軟」的情況；若只是旁觀別人假裝攻擊，或以鐵鎚敲擊鐵釘等死物時，並不會造成劇烈反應。此外，回顧歷史，在美國南北戰爭時，聯邦軍軍官常接到報告，指前線的士兵彈匣裝滿子彈，卻未射一發就死了，被認為是士兵受道德情緒影響，無法輕易地對陌生人開槍。
不好意思，你未夠善良
上述由幼年到成年的心理機制，似乎讓我們感到人類善性一片光明，不是嗎？不，撥冷水的時候到了，我們的善性是有偏私、有限制的，相當容易劃分「自己人、其他人」；「好友、敵人」，偏好小圈子，愛好自己的國家、民族、膚色等等，這些都是基因演化為我們預先設置好，快捷區別「我群」與「他群」的道德直覺。
如凱薩琳．金斯勒(Katherine Kinzler)及其同僚發現，六個月大的嬰兒喜歡望不帶外國腔調的人說話，而十個月大的嬰兒喜歡說母語的人給他們玩具；到了五歲左右，小孩喜歡跟不帶外國腔調的人做朋友。這種親疏有別的喜歡感十分自然，早在我們未深受文化教育影響時，這些傾向經已形成。還有，我們或已聽說過那神奇的「催產素」(Oxytocin)，以往一些田鼠實驗已發現，這種神經分泌物跟動物的愛慾、關懷，甚至跟一夫一妻制密切相關，卻較少提及它的有限範圍。海德特為此整理了一些研究，不錯，有些遊戲實驗反映，鼻子吸入催產素後，有助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願意在遊戲中將錢轉移給匿名的陌生人。但是，當實驗套在帶有團體競爭的遊戲時，催產素會使人更願意傷害其他團隊，以保護自己團隊；若實驗牽涉自己國族，便會視自己國家民族的性命極端重要，種種跡象顯示，催產素的增加雖有助關懷「我群」，同時也增加厭惡「他群」的程度。換句話說，我們演化而來的情感直覺機制，充滿限制，先天早已植入了諸多偏好 。難怪格林亦感嘆，在美國仍存在種族偏見問題，白人名字的履歷更受僱主肯定；而美國法院的紀錄反映，黑人被告相比白人被告，更容易被判死刑。
現在要問的是，為何演化使我們擁有同理心之餘，卻又如此偏私？海德特和格林分別以基因演化、神經科學為我們拆解背後的道德基礎。海德特指出，生命史的開端猶如是基本單位的層層結合，由古細菌在單膜內的結合，到真核細胞的出現，再由此分裂成不同有機體，有機體逐個組成不同族群，部分生物再由小族群連結成大族群，層層遞進。從細胞到有機生物，億萬年的演化見證著不同層次的分工，互相依存，也反映出個體競爭與群體競爭，在生物界同時並存。海德特表示，達爾文演化論所包含的「多層次選擇」(multilevel selection)早已道出箇中端倪：「基因的外面是染色體，再外面是細胞，再外面是個別的有機體，再外面是人群、社會、其他群體。在這個階級組織中，任何一層都會發生競爭」。而人類天性的複雜多元，正是既像黑猩猩有強烈的自私性，又像蜜蜂懂得群體分工，海德特以此比喻人性，如同有90%的黑猩猩特性，再揉合了10%的蜜蜂特性。人類演化而來的情緒機制、道德直覺，讓我們先完成小圈子的團體合作，到了人類擁有意識能力以後，原始宗教與文化思想加強了社會合作、促進分工，集體意志解決更大的社會需求。
同樣地，格林認為演化優勢就是競爭的過程，例如，一群獅子只要比其他獅子跑得更快，抓到的獵物更多，便有更強的繁殖優勢，久而久之，高速獅的後代自然比龜速獅更多，成了明顯的競爭優勢。而人類的原始道德本能，也是偏向互相合作的祖先，勝過盲目自私，惡性競爭的族群，從而形成生存優勢；很明顯，假如祖先團體內濫發暴力行為，只會造成無窮的流血衝突與報仇行動，族群根本不能壯大。這樣的演化本能，令我們成功將族群的利益，擺在自身利益之先，可是，這只是讓「我群」有優勢勝過「他群」，而不是龐大族群之間和平共融。換言之，人類的道德根源，原初並不是為了實踐更大的善：成就人人平等，乃至眾生平等的普世價值；即使我們今天絕不視道德價值是為了增加生存優勢，但是，我們有必要如實了解道德直覺「源自演化的本來面貌」。如格林強調，道德直覺令人類在一小圈範圍互相合作，減少個人之間互相損害，解決類似生態學者蓋瑞．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寓言〈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果一個部落裡的牧民，在資源有限的牧場公地上放牧，採取絕對自私的做法，拒絕合作，最終，牧場資源會迅速耗盡，牧民很快便一無所有；反之，以不同的方式合作，並懲罰惡意反叛者，卻有助牧民長久地取得資源。(連黑猩猩也懂原諒同伴、促成合作，並懲罰同伴不合作行為)
別迷信自己永遠正義
然而更大的問題也來了，假如出現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族群競爭呢？每個族群都有自成一系的道德信念，不管是來自原始宗教或是道德信條，這些信念難以促成族群層面之間的合作，並且深信己方是正義的，對方是邪惡的。(或：我信的是真神，你信的是假神)
格林將「團體可能因為自私自利，而偏好某些道德價值勝過其他價值」，稱為「偏私的公正」(biased fairness)，簡單來說，就是人人總是認為自己 / 己方是對的，對方是錯的。在1982年中東貝魯特大屠殺發生後，有研究人員分別讓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觀看當年同一段新聞報導，儘管內容一模一樣，但雙方完全認定新聞只偏袒對方。還有另一項關於政黨的心理實驗，喬福瑞．柯亨(Geoffrey Cohen)找來一批偏好民主黨的自由派人士，與偏好共和黨的保守派人士參與實驗。柯亨發現，只要他將某項政策，向自由派人士說成是民主黨提出的，即使內容非常保守，自由派人士照樣贊成；反之亦然，向保守派人士說政策是由共和黨提出的，即使內容非常開放，他們也照樣贊成。事後，大部分參與者均否認，當初自己受到黨派影響，從而誤判了內容。研究意味著，自己支持一方所提出都視為對的，蓋過了對內容的思考，總之贊成「自己人」就好了。老實說，筆者極有興趣在香港試驗一下，看看自稱民主派人士以及建制派人士的反應。
太誇張了吧？那麼討論死刑的話題如何？假如雙方足夠冷靜，把正、反理據看得清清楚楚，會減少對己方的盲目認同，較諒解對方的觀點嗎？曾有研究員將支持和反對死刑的詳盡理據，分發給雙方閱讀，讓他們細心考慮過後再作判斷；結果，人們看後反而加強了自己立場的信心，更加認為自己支持的理據更有說服力，對對方的觀點沒有較多諒解，情況倒是變差了。
格林就上述各點，再以神經科學的角度作出解讀，不論是指個人避免傷害旁人的直覺，抑或團體「偏私的公正」背後的直覺基礎。他指出神經科學權威學者之一安東尼．達馬西歐(Antonio Damasio)發現，人類不同的道德情感機制與大腦「腹內側前額葉皮質」(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簡稱vmPFC) 非常相關。假如腦區受損，病患即使看到血淋淋的恐怖場面，身受重傷的受害者，他們也會指沒有任何感覺，就是出現了情感障礙。大家別誤會，他們並非智商出了問題，而且仍然有是非對錯的相關認知，只是他們一點感覺都沒有，有點像我們知道的人格病態者(精神變態)。
再拆解「電車難題」辯中辯
還記得那多重設問的電車難題吧？格林簡直是這方面的專家。他認為第一重設問：「轉轍器難題」(switch dilemma)無甚爭議，同樣，研究電車難題的哲學家茱蒂斯．賈維士．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認為純就此重設問來說，以功利主義(Ulitarianism)進行道德抉擇，道德上可以接受；格林也交代全球絕大部分人也認為可以接受。(筆者當然同意，詳見《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一文)
格林比較關心的是第二重設問：「天橋難題」(footbridge dilemma)，就是推人下橋拯救路軌上五人的問題。首先，格林設計了一項實驗，透過功能性磁震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檢視受試者在閱讀、回應兩重設問時的大腦反應。一如格林所料，在天橋難題中，當人們認為自己要親手推人下橋時，大腦處理「道德情感」的腹內側前額葉活動也一併增加；反之，轉轍器難題中，當人們大都選擇殺一求五，以功利主義作出抉擇時，卻是「抑制慾望」的背外側前額葉(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簡稱dlPFC)活動增加，而此一區域，往往是不同實驗，需要受試者刻意自制，以理性思考時較活躍的大腦區域。
此外，他指出學者馬利歐．孟德茲(Mario Mendez)與同僚找來額顳葉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病患進行天橋難題判斷，這些患者受影響的腦區也有腹內側前額葉，亦即導致情感障礙的區域。結果，接近60% 的病患願意推人下橋，而健康人士只有20%會這樣做，前者高出三倍之多，使上述兩項關鍵實驗得到相關性支持。此外，亞米泰．薛哈夫(Amitai Shenhav)的一項關於處理恐懼反應的「杏仁核」(Amygdaloid)研究所示，在天橋難題中，杏仁核與人們抉擇的負面情感有正相關；格林補充，杏仁核的反應像警報器一樣，當它活躍時，也關係人們不採取功利主義抉擇。
一些急躁的朋友，或許此時已憤憤不平要問：
豈有此理﹗格林是否想說，決定不推人下橋時，只不過是非理性的情感，而推人下橋殺一救五反而是理性大腦的抉擇﹗你支持殺人嗎？太冷血了﹗
事實並非如此，格林倒是認為，我們確實可有很多理性依據，種種推論，決定不推人下橋。例如，任意犧牲旁觀者很可能令人仿效，造成社會秩序恐慌混亂，也可以詳細思考尊重生命的重要性等。但是，當我們相信是上述抽象的理性思考，驅使我們最終拒絕推人下橋，那麼，當人們接受測試時，理應是「背外側前額葉」非常活躍才對，可是事實不然，真正令不少人拒絕推人下橋的，是強烈的道德直覺。
為此，格林設計了一個稱為「撞擊警報情境」的電車實驗，這次，路軌設計是分開兩條獨立的軌道，一條純直線軌道行駛電車，前方站有五人，不停止電車他們會被撞死；另一條獨立軌道也有一列電車，若受試者在遙遠的地方，按下轉轍器，讓電車轉向分岔路，撞死一人，觸發那裡的警報，令所有軌道立即停電，便可成功拯救那條直線軌道上的五人。你們應該很快明白，假如理性思考，這樣做根本跟推人下橋並無大分別，同樣是刻意視他人作為「一種手段、一種工具」，是有違人們一般道德信念的目的。可是，依然有86%的人殺一救五，與最初沒有爭議的第一重設問的87%幾乎一樣﹗為甚麼？這就是格林苦心重新設計，只要繞過人們敏感的道德直覺，不用想像自己推人下橋，轉轍器擺在遠方，兩條軌道分開處理，便令到人的情感反應大減，從而輕易作出抽象的功利主義抉擇。
可是，請別誤以為格林輕輕放下天橋難題，他和同事設計了一個更曖昧的版本，以突顯電車難題的弔詭之處：如果電車不停下來，就會撞上爆炸箱，炸毀水壩，淹沒一整個城市，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如果把一人推下去，觸發機關立即拯救數百萬人性命。你會如何抉擇？
筆者認為這版本的妙處，在於是否追求更大的善，無論事前再確信某種道德信念，還是要依據實際情況重新思考、調整。不知你如何抉擇？
轉一轉事例煽動你就不理性了
還有一個令人情理衝突的實驗。學者紹恩．尼可斯(Shaun Nichols)與約書亞．諾伯(Joshua Knobe)以兩個虛擬世界，詢問人們的責任判斷。二人設定一個 A 世界，在這世界裡，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100% 命定的。人們被問及在如此世界當中，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上完全的道德責任嗎？結果，只有5%的人回答需要負全責；這沒大不了，很合乎預期，相當理智，也根據抽象原理推論。
可是，當他們具體地在 A 世界描述以下事情後，反應截然不同了：有一名為比爾的人，他迷上自己的女秘書，認定唯一跟她一起的方法，就是殺掉現任妻子以及三個小孩。他設計了一場大火，布下機關，終於將全家燒死了，順利跟秘書一起。人們再回應這事例時，面對同一個100% 被命定的世界，卻立即轉向認為，比爾需要為自己行為負全責。問題是，剛才為何95%的人斷定活在 A 世界的人不必負全責？難道那種清晰的抽象推論，突然因為觸動情感，一掃而空？
此刻我們開始明白，道德直覺影響之大，同時，無論你喜歡抽象思考道德義務、生命價值，抑或功利主義的運算推理，求最大效益，大腦主責處理的區域是「背外側前額葉」，而不是主責情感和恐懼的大腦區域，只要蒙騙人們的情感直覺，同時又忽視抽象思考，原本在推人下橋的情境不同意殺一救五的人，在繞過情感的設計之下，不知不覺會以功利主義抉擇。難怪海德特引述學者研究，無論主張功利主義的邊沁(Jeremy Bentham)，或是主張義務論(Deontological theories)的康德(Immanuel Kant)，都很可能患有「亞斯柏格症」(Asperger’s Syndrome)，沒怎麼情感掙扎，抽離地思考問題，二人分別在於康德症狀相對輕微。因此海德特亦指，西方社會部分受深厚教育的人士，若像邊沁與康德那般聰明又略帶自閉，極易成為自由派人士，偏好抽離思考避免傷害和公平的道德原則，變成全球相對少數的「WEIRD」一族，即：西方的(Western)、高知識分子(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
總之，格林將一系列大腦研究，歸納為情感與理性交織的「雙重程序大腦」，就像一部現代攝影機，有自動模式，也有手動模式。自動模式預先設定好感光度、光圈等，方便快速拍攝； 情況猶如我們的道德直覺 / 情感直覺，是演化給我們的自動設定，抉擇飛快，一瞬間感覺已作出判斷，像大自然世界替生物存活下過億萬步棋，最後的經驗累積成高度直覺。但一些需要細緻調節的畫面，則要親自調校各項設定值；猶如我們的理性思考，細緻推考想法，分析概念，有時甚至抑制情感干擾，務求作出情理兼備的判斷，而身處現今複雜社會文化底下，若單憑遠古的直覺決策，未必正確。格林強調，在一般生活之下，對身邊親朋直覺關懷，首先保護他們，合乎情理，這並不構成甚麼問題，也有利促進團體內的和諧共處，可是，當問題觸及涉及大量團體的公共政策、環球問題，純靠直覺可能有「道德近視」的情況出現，只知維護自身陣營的信念，無助達成更大的善，凝聚共識。
該為「功利主義」平反了？
總括研究所得，格林認為我們現今對人性的了解越多，好應為一度被打成萬惡的「功利主義」平反，但由於它的名字極易受到誤解，令人誤以為功利主義無關「更大的善、快樂、幸福」，以為它不過主張「生活就是持續的算計，為每個決定加上成本與效益的計算」，甚至是一種財富最大化的想法，只要有利益可圖，犧牲少數人換取更多財富效益，難道不是應該做嗎？
格林不認為這是正確解讀功利主義的取態，並不是追求更大的善有何問題，而是過往質疑功利主義的說法，不少脫離了對人性喜惡的了解，以及對生活經驗的掌握，變成虛空的概念遊戲，所以指斥功利主義者會同意，壓迫少數以換取更大利益，變相合理化奴隸社會等等。又或人們抱持功利主義信念，會否造成彼德．辛格(Peter Singer)拋出的反思，每人每天不斷將剩餘的財富物資捐獻給各地窮苦大眾，以至在城市生活的功利主義者，理應放棄更好的個人生活品質，以無盡地拯救全球貧困者？
格林對此逐一回應。例如，根據快樂研究對人性的了解，一批能夠擁有奴隸的人，透過奴役他人換取更大的效益，情況等於在經已不錯的生活水平上，增加額外的得益，在真實的研究和經驗之下，這根本不能提升甚麼快樂。另一方面，若一批人成為奴隸，即使可能是相對少數，他們失去自由和尊嚴，付出沉重體力，每天生活承受龐大壓力，在他們未能增加別人多少快樂之餘，個人的快樂將有極大損失，肯定有悲慘的結果。是故，格林並不在「可能性」上糾纏，功利主義概念如何「可能」變成奴隸社會，也不糾纏論證每一項被稱為「快樂」的事情，它最精確的概念定義如何，卻是問生活「經驗」的各種實際「品質」，是否有所提升，人們生活各類衣、食、住、行的快樂需求如何，缺乏它們後的痛苦如何，通通有相關研究、具體經驗加以支持，功利主義並不是一種玩弄虛幻概念的遊戲。筆者相信，這種略經包裝的「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分析方向，格林是受他的思想家導師—亞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啟發，將生活品質(快樂)、社會福利訴諸經驗上可實證的本位。
繼而，格林就捐獻財富給有需要人士，捐獻的程度也訴諸經驗分析。他認為一個真正合乎情理的功利主義者，必須考慮其他人共同承擔道德義務；因為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承受的捐獻程度，放棄了一切生活品質而幫助他人，只會嚇怕其他人參與道德義務，如此少數人做到，同時難以廣泛持續的捐獻，根本是脫離人性，不可能是功利主義者所支持的。格林認為若要譴責一些人不肩負道德義務的，首先是那些生活奢華的人，譬如買大量禮物給自己子女，卻完全對窮小孩無動於衷，又或捐獻百萬美元給「大都會美術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添加藝術品，也不幫助有需要人士，這是說不過去的。
基於上述對功利主義的詮釋，歷史遺留太多不幸誤解，格林提議以新的名字和論述，重新將之定位，將根據科學對人性的了解，考慮總體生活品質提升，訴諸經驗實證的推論方式，稱為「深度實用主義」(deep pragmatism) 。假如你相信「人權」無價，但當你論述它的價值如何影響人類的福祉時，你能不扯上歷史的、生活的「經驗」作為支持嗎？還是你認為人權等道德信念，它的本質猶如「數學」公式，從基本不證自明的抽象概念，一步步嚴謹推出結論，真的是這樣嗎？懂得加以反思，才是理性學問跟純粹宗教信仰的根本分別。
那麼，我們回頭再看德國總理默克爾處理難民事件的高明，她正示範了格林主張的「深度實用主義」，默克爾誠實地訴諸德國所能收容的難民數量，滿足人道信念之餘，未有盲目根據人道立場全面收容，也以領頭的號召力，意圖影響歐洲國家一同分擔，共同作出持續援助。這不就是恰到好處的道德「實踐」嗎？
這裡不是務求提出甚麼鐵定真理，筆者相信開放討論永遠是趨向真理的基石。不管各位知識分子所屬的學系學派為何，也不管你們是否對海德特及格林的研究感到冒犯，皆因二人或多或少認為，不少歷史上的哲學家也許脫不掉「直覺先行，決策在後」的思維模式，建構理論時免不了受湧上心頭的強烈直覺影響，再依此加上種種看似言之成理的「解釋」(這方面威爾森被譽為「先知」)。未知是否意味著，休姆(David Hume)的哲魂彷彿在震懾古今：
理性只不過是熱情的僕人。
Reason is and ought to be the servant of the passions.
(後記：格林指他此著作出版，是押上了全組研究員的前途。也許他預料受全球各界熱議甚至攻擊，這分勇氣值得敬重。筆者認為這是新潮，無論如何艱難，值得我們持續地加以深思。)
[註一]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猿形畢露：從猩猩看人類的權力、暴力、愛與性》(Our Inner Ape: A Leading Primatologist Explains Why We Are Who We Are)，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年10月。
[註二]
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著：《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臺北市，網絡與書出版：大塊文化發行，2015年4月。
[註三]
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著：《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臺北市，城邦文化出版，2015年7月2日初版。
[註四]
Babies are smarter than you think
http://edition.cnn.com/2011/10/23/opinion/gopnik-ted-children-learning/
封面圖片來源：en.wikipedi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