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不是中國，孟買不是上海，從一個遊客的角度來看，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我還記得幾年前在德里（由於是首都的關係，有人形容它就像是印度的北京），見過多少今天的北京絕對見不到的景象。例如馬路邊上一座男用公共廁所，小小的建築居然整整少了一堵牆，而且少的恰好是正對馬路車流的那一面，於是車子上的乘客全都能夠看見廁所裏頭一排男子半露屁股，背對着我們灑尿。又比如說印度外交部轄下的一座大樓，等着進去辦證件的人把隊伍從裏排到了大門外的街上，那條街是典型的德里街道！坑陷四處，滿是積水淤泥。堂堂一座中央政府直轄的辦公樓，門外就是好幾隻午睡中的流浪狗，坐在牆根向人伸手討錢的乞丐，以及一些賣水果雜貨的小販。這也是北京絕對不會有的現象。在北京，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建築外頭的馬路一定是平整的，沒有流浪狗，也沒有乞丐，更不會有堵在大門外的小販和不知來意的群眾。要是有的話，那些人和狗如果不是想擾亂公眾秩序，就是更壞的試圖顛覆國家政權，立刻就會被人清除乾淨。
難怪中國人對印度如此不屑。如果你在網上輸入「孟買」、「上海」和「比較」等三個關鍵詞，搜索出來的結果裏頭全看到一片網民的恥笑，笑印度人不自量力，竟然常說什麼「上海就快超過孟買」之類的大話。中國網民的言語絕對不乏「阿三」之類專門用來招呼印度人的貶稱；而「金磚四國」和「龍象之爭」等一度熱門的潮流語，則都成了歷史甚至考古的概念。印度，到底憑什麼可以拿來和中國比較呢？
可是很奇怪，我總能在印度作家的作品裏頭讀到一些和中國人常識相反的信息，它們似乎不斷在提醒我，當前的印度是中國人不會覺得陌生的，它其實很像中國的過去（不久之前的過去），甚至很像現在中國某些地方的局部。更重要的，是在缺了一面牆的公廁和馬路上漫步的動物之外，背後那股幾乎野蠻的能量，是和中國一模一樣的。有意思的是，所有我讀過的這些印度作家都沒有打算要證明中印的相似；恰恰相反，他們要強調印度的獨特。
比如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布克獎（Booker Prize）得獎名著《白老虎》，整部小說由七封長信構成，寫信的人自稱是「白老虎──一位思考者與企業家」，來自「世界科技與外包之都──印度班加羅爾」，收信人是「中國，首都北京總理辦公室，溫家寶總理閣下」。這七封信的來由是「白老虎」巴拉姆聽說溫家寶快要到訪印度，於是半夜伏案寫信述說自己從低級種姓一路幹到財主的生平，好讓溫家寶知道真正的印度，讓他瞭解印度是個多麼奇特的，動盪的，粗野的國度。也就是說，這是一部印度人寫給中國人看的自我介紹，而且寫得大膽生猛，似乎總在貶損印度，揭露它的諸多病症，然後時不時地對照中國，如「中國人民崇尚民族解放每個人自由，英國人曾試圖奴役貴國人民，但你們從未讓他們得逞」。而印度就像一座動物園，「把解放的鑰匙放在他手裏，他會咒罵着把鑰匙還給你」。
然而阿迪加筆下這位巴拉姆越是想要說明印度和中國的不同，我卻越是覺得親切。自幼家貧的他當過一個富二代的司機，那個富二代的爸爸是個稱霸一方的土豪，平日勾結權貴，仗勢凌人，卻把兒子送到美國唸書。留學回來的這個富二代一心想着學以致用，要把「西方先進的那一套」帶回印度。但是沒多久，偉大的理念就在印度「特殊國情」跟前崩塌，再好的管理思想也比不上人際之間的潛規則。於是這個原本還有點天真，對待下人算是尊重平等的富二代就變了，變得適應了他的土地。後來他醉酒開車，撞死了一個流浪漢的孩子，更學當地人的習慣，叫司機巴拉姆頂罪。巴拉姆對這個主子自然不必憐惜。將來，他會用一個酒瓶敲碎墮落主子的腦袋，捲走他一大筆錢，完成「原始積累」，然後逃到印度人最嚮往的新興大城班加羅爾，攀着印度經濟改革快車的尾巴，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其間自然少不了買通包括警察局長在內的官員），終於躋身上流社會。最後，他坐在桌子前面，寫信給中國總理，要令他明白光鮮外交場合後頭的真正印度……
假如我保留《白老虎》這段骨幹情節，改掉所有人物名字與時空背景，將它寫成一個中國故事。你會不會覺得這是個太過陳腔濫調的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史的隱喻呢？
《白老虎》是阿迪加的小說處女作，此前他是《金融時報》和《時代》雜誌的記者，寫的當然是非虛構文章。我最近讀到的《資本之都──21世紀的德里肖像》，則是小說家拉納·達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的第一本非虛構著作。這也是一本訴說奇特的印度故事的書，但一樣叫我熟悉，特別是德里的街景：「也許，人們在德里首先會發現的一件事是：這裏不怎麼適合步行。過去的十五年裏，像高速公路一樣的道路越來越多，所以德里有時候被拿來和洛杉磯作比較。這些道路都是為了汽車而造，毫不考慮其他所有的交通需求，因此出行如果靠走路會出奇艱難」。這段話，我能原封不動地送給北京。沒錯，老北京不是這個樣子，但老德里也一樣不是呀。過去這十五年到底出了什麼事呢？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