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可算是笑臉虎，以紅酒稅笑話移傳媒視線，企圖讓取消遺產稅此本極具爭議性的法案蒙混過關。
雖然唐指出大多富豪能以其他方法避稅，但遺產稅涉及西方產權觀的核心問題，即產權的認受與合法性問題。
西方契約論的出現，背景是宗教與王權的沒落，沒有了天命式的財產分配，取代的是以個人努力作為財富分配合法性的模型，但任何模型皆面對一核心挑戰，就是他人為何接受，也就是一般稱為原始狀態。也許一個大家較熟悉例子，是早前一失業漢因太肚餓而偷麵飽吃。我明知麵飽是你的，但我實在是餓透了！當生存權 (或生的渴望) 受到威脅時，產權根本無足輕重。
但大多情況下，我們的生存境況是未致於這麼糟的，但如何確保每人的所有 (包括生命) 不被無情奪去，如何在充滿危機的世界建立秩序，讓每人不用活於惶恐中，便成了社會契約論者的中心課題。
在此背景下，包括洛克與盧梭 (雖重點不同) 在內的契約論者提出他人財產之值得尊重，是由於財產擁有者所曾付出的勞動，對此勞動的共同尊重便成了人們願意放下私利，以公益作為道德考量，建立共同體的基礎。
遺產稅的設立，正是作為對不勞而獲的財產進行合法化的過程。透過賦稅作為對公共的承擔，以贏取產權轉移的認受。
取消遺產稅，就如渴望財富像封建王權時代世代不朽，但代價是契約精神的泯滅，階級分化與敵視的加深。反對取消遺產稅，既為政府的實際收益，亦為稅項背後秉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