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勞工運動的新想像
文／許怡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講師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行動
勞工權益倡議運動（也可稱為反血汗工廠運動）是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西方國家興起的為全球供應鏈末端的工人爭取勞工權利、改善工作條件、提升勞動標準的一系列行動。這場運動由北美和歐洲的工會、人權、消費者、學生及宗教組織聯合發起，以著名的跨國品牌公司為批判對象，借助消費者和新聞媒體的力量，要求公司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自從這場運動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一定成果之後，這種模式不斷在其他較發達國家、地區蔓延；在工人運動日漸式微的情況之下，人們盼望著作為「新興社會運動」的勞工權益倡議運動可以成為説明底層工人發聲、改善勞工狀況的一股新興力量。
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成為一種跨國或跨境社會運動，其目的在於揭示跨國公司一直試圖逃避的全球供應鏈中的社會責任，例如代工廠或供應廠商的勞動條件和勞工待遇。參與這類倡議運動的行動者們，一方面必須與生產國（通常為發展中國家）的代工廠工人建立聯繫，瞭解他們的勞工狀況，另一方面又以消費國（通常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作為倡議的目標，通過曝光、羞辱、動員消費者參與抵制等一系列方式對其施加壓力，使之願意承認並且承諾保障其供應鏈中的勞工權益。借助這種跨越國界的行動方式，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成功促使跨國公司制定「生產行為守則」以保障其全球供應鏈的勞工權益。
跨階級、跨國的勞工權益運動儘管可能為勞工權益的改善帶來一些轉變，然而，它們同樣面臨著諸多挑戰及爭議，例如：發達國家的行動者和發展中國家的行動者之間並沒有享有同等的決策參與權，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本身已受到「霸權式全球化」的影響；來自發達國家的行動者們的跨境支持可能會導致一種「父愛主義」並且造成發展中國家工人對他們的依賴，原因是這些外來行動者所做的事情取代了工人群體自身的能動性，因而無法實現工人自身的賦權。這些困擾均圍繞著跨越國界的行動者如何進行連結，不同階級、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結盟如何實現以及由此引發的關係不對等問題——這些問題也被總結為「雙重區隔」，即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行動者之間的區隔以及工人階級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區隔。
基於對中國香港及內地發生的主要勞工權益倡議運動的歷史資料整理及田野研究，作者嘗試回應以往研究者提出的爭議性問題：外來行動者與本土行動者之間，以及行動者與工人之間是什麼關係？是父愛主義下的依賴關係，亦或是其他形式的結盟？
勞工倡議行動
本節將介紹兩個勞工權益倡議行動，其涉及兩家倡議團體（包括非正式團體）以及兩家目標公司。第一家倡議團體是SACOM，2005年于香港成立，是當地最主要的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倡議性團體之一。該團體主要由大學生及學者組成，全職工作人員僅兩至三名。儘管團體規模很小，但自成立起已經發起了十幾場面向不同跨國公司的倡議行動。第二家團體為國內一個非正式的學生關注小組，該小組成員同樣為高校大學生。
案例一 ：揭露D公司「血汗勞工」
D公司是一家跨國的主營玩具的公司，在中國內地設有數千家代工廠，同時還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擁有主題樂園。反對D公司的行動始於2005年。那一年9月，D公司的主題公園在香港開幕。反對D公司的行動是SACOM的第一場戰役，在此之前，他們花了一個暑假的時間，和一些香港的大學生在珠三角的工業區調查D公司代工廠的勞工狀況。通過廠外訪談、座談等形式，行動者們發現D公司代工廠的勞動條件惡劣、工資低、加班嚴重超時，同時存在大量的工傷事故。這些資料以及工人們的悲慘故事讓行動者們感到震撼，同時也為他們開啟第一場戰役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經過充分的醞釀之後，SACOM的成員對外發佈了他們的第一份調查報告，引起了許多香港及海外媒體的關注。除此以外，他們還在D公司主題公園外進行各種街頭戲劇的表演，借此向公眾揭露D公司代工廠在中國內地的不當用工行為。這些行動頗有效果。報告發佈後的半年內，D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負責人邀請SACOM的行動者們進行了四次會面，討論這些代工廠的用工問題。經過協商，雙方達成了一些共識：如D公司將敦促改善生產安全設施、伙食與住宿條件；由協力廠商團體提供投訴熱線服務以及工人培訓專案。然而，有關成立工廠工人委員會的建議則被D公司方面回絕了。
由於對D公司的改善措施並不完全滿意，同時也是為了檢驗D公司其他代工廠的用工條件是否改善，SACOM的行動者們於第二年的暑假再一次到工業區進行調查。然而，上一年發現的問題同樣還存在於其他的代工廠中——D公司只是應付式地對被曝光的工廠進行整改。SACOM再一次對外發佈了他們的調查結果，但這一次媒體和公眾並沒有太多的關注——關於血汗工廠的新聞價值儼然已經下降。不久之後，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其中一家被曝光的代工廠倒閉了！原來，在AA第二份報告發佈之後，D公司削減了該工廠的訂單，從而導致工廠因訂單不足倒閉；與此同時，該工廠的800名工人失去了工作。儘管SACOM的成員們得到消息後到D公司的香港總部進行了多次抗議，然而卻無法挽回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的局面。最後，SACOM經過與D公司談判，為失業的工人爭取到一筆不錯的遣散費。幸好當時是用工荒，工人們並不太擔心找不到新的工作。
這一事件可以說是巨大的挫折，一些公眾和媒體也對於SACOM發起反血汗工廠行動的道德合理性提出質疑——因為行動者們沒有事前征得工人的同意，而工人卻因此面臨失業的風險。對此質疑，其中一名行動者談到：「我們難以在行動前征得所有工人的同意，因為工人們沒有自己的代表機制。我們也難以和工人們一起協商和策劃行動，這是我們目前的困境。」然而，經過此次事件，SACOM的行動者們也學習了一些經驗，可以降低跨國公司撤單的風險——例如要多與工人聯繫，時刻瞭解工廠動態；時常提醒品牌公司不要撤單，否則將會受到行動者更猛烈的攻擊，品牌形象受損更嚴重。自此以後，因被SACOM曝光而發生工廠倒閉的情況再未出現。
案例二 ：挑戰C公司勞務派遣制
C公司是世界著名的飲料公司。與以往的倡議行動有所不同，針對C公司的行動由幾名國內大學生髮起。2008年，分別在北京和杭州上大學的小君和小偉，受到了香港團體SACOM行動模式的啟發，計畫發起一項「大學生進工廠」的暑期實踐活動，希望利用暑假時間進入工廠打工，體驗工人的生活。他們邀請了自己的朋友和同學參與此次活動，又通過學校社團招募感興趣的同行者。學生們在工廠裡工作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一個月的工廠體驗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參加者，讓他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打工者所遭受到的剝削、苦悶和無奈。這種深刻的體會來源於學生們在這種特定的時空環境中，把自己轉換為了一名打工者。
當這九名大學生結束他們進工廠的活動時，他們被工人所處的惡劣勞動條件所觸動，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們覺得應該做點什麼。他們想起了香港團體SACOM的行動模式，於是聯繫了SACOM的工作人員。SACOM的工作人員也非常樂意和學生們分享他們的行動經驗。於是，他們碰面並且開展了一個經驗分享工作坊。在這個工作坊中，來自香港的行動者們向國內的大學生們介紹了他們的行動模式和理念：什麼是全球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消費者運動等。與香港行動者們的分享，讓這些進入過工廠的大學生們得到了視野的拓展，也明確了他們的行動方向——他們決定參考SACOM的行動模式，把矛頭對準供應鏈上游的跨國品牌公司——C公司。與此同時，他們把自己的活動團隊稱作「C公司大學生關注組」（下稱「關注組」）。
關注組選擇了「濫用勞務派遣」作為他們的主要調查發現。作為一個不知名的學生小組，成員們對於如何把他們的調查發現公之於眾並無把握。於是，他們決定嘗試以多種方式發佈資訊以及擴大影響力。
首先，他們充分運用了當時正在流行的網路媒介「博客」作為宣傳的平臺。關注組成員在他們註冊的博客上面發佈了C公司裝瓶廠及代工廠用工調查報告的全文，並且附上他們在打工及調查期間拍攝的照片加以佐證。於此同時，他們向之前關注過勞工權益的媒體、報紙發出邀約，請他們報導相關情況。隨後，關注組向兩名為C公司產品代言的體育明星——姚某及劉某發出公開信，呼籲他們停止為C公司代言；類似的公開信還發送給了全國總工會，呼籲工會關注C公司的不當用工行為。上述的行動得到了不少媒體的關注，有些門戶網站甚至為該事件開闢了專題報導。
其次，關注組成員在高校召開宣講會；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關注組的成員在包括自己就讀學校在內召開幾次了關於C公司不當用工行為的宣講會，呼籲大學生們關注該事件，同時招募大學生志願者加入他們的工作，一起擴大宣傳。
最後，關注組成員意識到僅僅在學生群體或者一般公眾中獲得關注是不足夠的，他們希望讓C公司的工人可以知曉並參與到維護自身權益的過程中來。於是，關注組發動學生志願者們前往周邊的C公司下屬工廠，為工人們派發勞動法律傳單，講解勞務派遣問題。
在報告發佈的初始階段，事件贏得了大量的媒體關注，可以說是為關注組征得頭籌。媒體的關注也促使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勞動部門對被揭露的工廠進行調查，然而，C公司卻一直沒有對事件予以正面回應。2009年5月份，關注組發佈了第二份調查報告，然而幾乎沒有任何的媒體報導——這個結果驗證了行動者們此前的推測，C公司並不願意正面地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暗箱操作阻礙媒體的報導。雖然缺乏了媒體的報導，但是關注組已經逐漸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傳播管道和施壓方式，這使得行動得以持續。而公眾和C公司也將見證這是一次堅定而持久的行動。
在2009年的暑假來臨之前，關注組招募了第二批大學生成員，繼續以應聘一線工人的方式進入C公司的工廠工作——他們希望借此方式瞭解C公司的用工情況是否有改善，濫用勞務派遣是否有減少。戲劇性的情節在這次打工活動中發生了：以派遣工的方式被招聘到C公司下屬工廠工作的關注組成員小梁，在結束打工和派遣公司結算工資的時候，不僅屢次被公司推諉，最後還被公司的人打傷。毆打行為直到員警出面才得以停息。辭職要不到工資，甚至還被威脅毆打，這樣的事情也許對於普通工人而言是常常發生而又無可奈何的。然而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關注組成員身上，則使得C公司不當用工行為中的另一黑暗面得以被外界知曉。在隨後的調解中，C公司試圖把責任推脫給派遣公司，而派遣公司則希望以賠償的方式儘快平息事件。但是，關注組的其他成員已經迅速地整理了事件的前後經過並發佈到博客和相關媒體，這種新鮮而戲劇性的題材再一次引起了外界的關注。通過傷人事件，關注組再一次將濫用勞務派遣的問題帶進了公眾視野，同時也將C公司推到風口浪尖，然而C公司卻聲稱自己及旗下的裝瓶廠將不對派遣公司的用工行為負任何責任。已然受到了鼓舞的關注組繼續將行動升級：他們首先通過博客發起了一封聯名信，要求C公司糾正其不當的用工行為和濫用勞務派遣問題。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C公司及其控股公司S終於同意與關注組見面，討論其用工問題。2009年12月，C公司、S公司以及關注組的代表在上海會面，會面討論的焦點是如何將派遣工人轉成正式工人。出乎意料的是，S公司承諾將在一年內陸續將其下屬的七家裝瓶廠的派遣工人轉為正式合同工人；然而，C公司卻始終不認為他們使用派遣工是不合法的，拒絕給派遣工人轉正，僅僅是同意改善派遣工人的工作條件。對於這樣的結果，關注組並不灰心，至少S公司願意反省並改正其用工方式；對於傲氣十足的C公司，關注組也決心繼續跟進並且批判它的用工行為。
▍結論
本文探討了該類跨境行動在兩地的傳導和演變過程以及如何通過行動策略的重塑應對新環境的挑戰。作者發現，勞工權益倡議運動之所以得以從境外傳導到中國內地，與香港所處的地緣特殊性有著密切關係。跨境行動經歷了由香港行動者主導（如案例一）到由本土行動者主導（如案例二）的發展，這種演變基於香港行動者與本土行動者之間建立的運動傳遞及跨境支持關係。這種傳導也經由了一系列策略重塑的過程——由公開、直接的對抗性策略，調整為以資訊傳播為主的婉轉型、遊擊式抗議。這種演變具有進步意義：它一方面打破了早年勞工權益倡議運動為西方學者所詬病的「父愛主義」；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本土社會力量的壯大，強化了行動者與工人之間的團結及相互支援，打破了跨境社會運動中屢見不鮮的「雙重區隔」。不僅如此，跨境行動在國內發展也使得全球勞工權益倡議網路得以壯大，尤其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和社會力量的增長方面。
儘管勞工權益倡議運動的跨境傳導和發展意義深遠，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倡議運動可以改善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也可以促使企業改進其違法行為（例如：拖欠加班費、工傷賠償等），甚至對不合理的用工制度提出挑戰（例如包工制和勞務派遣制）；然而，倡議運動卻難以促使企業提高工人的工資標準——這體現了目前的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所能獲得的公眾認同仍然是以法律規定的底線勞動權利為基礎，超越法律權利的利益訴求仍然難以實現。另一方面，倡議運動難以改善非跨國公司供應鏈的勞工狀況。由於倡議運動的目標通常是跨國大公司，至少是知名的大企業，而大量的工人並非處於這些跨國公司的供應鏈中——他們也許是在小工廠、小企業生產著非品牌的產品。面對這些工人的困境，倡議行動者缺乏有效的手段給他們的雇主施加壓力。然而，不管是跨國公司供應鏈的工人，還是其他的工人，他們面對的共同問題是：缺乏能與資方抗衡的集體力量和真正的代表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倡議行動者需要與在地組織者相互配合，切實做好工人的意識提升和賦權工作。只有當工人群體實現真正賦權，成長為自為階級的時候，倡議運動才能更好地與勞工運動相結盟，中國的勞工狀況才能獲得更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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