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監察全球化聯陣於五月十七日舉辦「抗擊經濟危機民間論壇 」，面對現時所謂的金融海嘯，香港公民社會又如何回應？歐陽達初為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組織幹事，他會上總結聯盟三個對金融海嘯的回應方向，並提出我們要超越綜援＝福利的論述，而須建立一個基本生保障權益的運動，以下就是他的發言稿。
過去10年，在香港針對社會保障的「改革」主要有3方面：資格、金額水平、工作條件，這改革基本上配合全球80-90年代福利改革的趨勢。當然，不同類型的福利資本主義體系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但香港政府往往義正詞嚴地提出本土福利改革已算寬鬆：無需供款的社會援助、沒有年限的失業綜援等。再者，本地官商勾結炮製的畸形工作倫理/綜援論述，成功地分割及分化了基層群眾：全職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邊緣勞工(marginal worker)、失業工人、單親人士、復康人士、新來港、少數族裔等所謂下層階級(underclass)。在上一個經濟危機中，基層團體對政府的策略可說招架不住；四分五裂之下，而綜援聯盟亦未有足夠力量去回應經濟、社會出現的變化。
踏入2009年，全球資本主義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香港亦開始步入經濟衰退及失業率上升的境地。猶記得0708年通漲狂飆時，我們爭取調整綜援的阻力較之前少，甚至得到不少媒體、政黨的支持。不過在最新一次(09年2月)調整綜援的過程中，相當的反對聲音再次出現，而針對綜援人士的政府宣傳廣告、呃綜援的新聞仍然不絕於耳。同一時間，倒閉、裁員、減薪比比皆是，社會上需要綜援(生活保障)的家庭卻日益增加，因此政府暫只能發出一些「綜援急升」的警告及數字，猶如老闆早早已恐嚇工人：經濟不景，可以選擇更差的條件待遇或失業!!
由此可見，在05-08年經濟(物價)復甦期間，社會尚可平衡支持與反對的力量，但在經濟再次陷於低谷的日子，綜援 – 福利運動會否像先前一樣處於劣勢，團體又可發展什麼策略去回應，將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再思基本生活保障運動：爭取更普及性的福利制度
對不少基層團體或媒體來說，「最低工資、全民養老金、綜援」不是新鮮的事物，這當然是我們爭取的核心，是暫時最能回應基層生計的制度。最近有朋友帶點嘲笑地問筆者，即使無金融海嘯，基層團體都只能提出類似的制度訴求，並無新意，因此我們的工作非常簡單。如果從媒體需求的角度看，這似乎是成立的，它們每天都期望有新的雋語、個案，團體不知不覺亦會被民粹式操作的媒體牽著走，深入的分析又害怕浪費時間及嚇怕記者，剩下的只有「苦主」、「訴求」。如這是我們今天的寫照，那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改變，對福利運動來說有什麼意義呢?
香港一直有一奇怪的現象(需未被驗證)，一班不合資格領綜援的人士(可能出於有樓、有保險或收入僅高於綜援)，指摘一班合資格人士，認為他/她們不自力更生，倚賴救濟甚至破壞經濟繁榮，但少有質問制度本身的問題，以及香港整體收入分配結構。在金融海嘯後，基於綜援的資產審查造成申請滯後，申請個案並未有明顯升幅，但不少失業人士未能受惠於失業綜援；而低薪家庭亦可能因為雙親工作而令收入超出綜援金限額。剩餘式的福利使許多工人被排除在保障以外，減低了對現行福利制度的認受性，再加上97金融風暴後公營事業私營化、就業市場兩極化及經濟金融化的後遺症，形成畸形的資源分配格局，甚至打破了過往做工的收入比領取社會援助高的慣例。
這種結構造成基層內部的矛盾，到今天仍無法完全消除，但過去數年基層團體累積了不少經驗，將綜援、最低工資、勞工議題同時放在香港的階級政治經濟脈絡中；所以綜援群眾會為最低工資走出來，而工會亦嘗試向工人解釋綜援的功能以及當權者的分化策略。其實在08年年底成功爭取最低工資立法後，社會環境的轉變更有利於基本生活保障運動，因為當討論到最低工資金額水平時，工會使用綜援 – 基本生活需要的標準作為釐訂工資水平最重要的考慮。因此，在最低工資的爭取過程中，綜援團體可以用「基本生活需要」的角度介入：最低工資水平應比綜援高，重新取得工人的理解及支持現時的綜援水平，更令一些資本家暴露出他們不願多付工人薪金，卻要將成本轉移到由社會支付。
要解決基層分化的問題，我們需要改革現時只救助最弱最差的社會保障制度，可顧及廣大基層的基本生活需要，在未來爭取一些更普及性的福利制度，例如長遠的有低收入家庭補助，短期有針對低收入及綜援家庭的「上網津貼」、「跨區交通津貼」等。在09年2月起，我們正組織綜援及低收入人士，就政府唯一較廣泛的學童補助制度爭取改革，即擴闊及提升「書簿津貼制度」。雖然此制度並非全民性，但亦覆蓋了不少低收入家庭，亦在論述上將「上網」需要延伸至更多學童的「基本學習需要」，提升至一種基本權利的層次。另外，香港的失業綜援率(即失業綜援佔失業人口比例)在09年3月約為17.8%，即使撇開自願性失業相信仍有很大部份的失業人士未能得到任何生活保障，而綜援聯盟最近組織一些失業人士爭取更寬鬆的失業綜援制度，以至長遠的失業援助或失業保險。
因此，當吸收了之前被官商分化的經驗後，我們打破了團體在爭取上各自為政的局面，透過「基本生活需要」更深入地連結到勞工議題中，亦擴闊「基本生活」的意涵，爭取更廣泛工人階級的支持，推動一個更全面及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這要「正常化」及「普及化」領取福利，不只是一小撮人才可享受到的，而建構一個更強大的階級力量。當然，要打破香港市民的「福利恐懼症」，就需要重新詮釋「社會福利」、「自力更生」的意義為何。特別在失業率不斷攀升的日子，綜援聯盟更需要介入基層如何看「領綜援」，以至市民可以更容易地得到保障。
重申社會保障的功能：抵抗勞動力的商品化
今天不少社會福利機構汲汲於推動綜援人士就業，而奇怪在於他們似乎對香港經濟發展或金融海嘯造成的後果視而不見，只重視綜援人士是否可以就業後脫離綜援。這固然與其撥款制度有關，他們可能是受壓迫又在製造壓迫的一群。但重要的是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部份，在面對工作福利改革及工作倫理的挑戰時，社福界忘卻了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為何又稱作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社會政策往往從屬於經濟。無疑，社會政策如教育、房屋、醫療、社會保障等都需要社會資源的投入，並在一定程度將公共服務「去商品化」，具有「再分配」的功能。正如經濟史學家波蘭尼(Polanyi, 1944)指出，面對市場經濟的衝擊及轉變，社會自然產生不同的「保護運動」，以防止一般平民百姓的生計受到破壞。而一些社會政策，如最低工資、社會保障等，都防止著勞動力、土地、貨幣因市場經濟的「入侵」而遭遇「商品化」的命運。因此，當市場經濟出現波動(資本主義危機)，勞工市場並不會優先考慮工人的生計，而只想節省成本或將風險轉嫁於工人而過度危機。社會保障 – 綜援，本是一個可讓勞工有抵抗市場經濟惡果的社會制度，但香港的工作福利將失業的責任個人化、妖魔化，繼而進行勞動力的「再商品化」，將更多排斥於市場外的下層階級(中年長期失業、身體勞損者、釋囚、家庭照顧者等)，透過強制性的就業措施將他們推向市場上低薪無保障的工作職位，最後以「融入社會」的修辭來美化「脫離綜援」(非脫離貧窮)。這在「經濟復甦」時，可以藉失業率的下降來掩飾對福利接受者的剝削及壓迫；但在經濟危機出現失業率暴升時(1999年的例子)，政府則運用國家機器宣傳及抹黑，以達至分化的效果。
當然，群眾面對上述過程不一定被動地完全接受。在是次經濟危機中，綜援聯盟一直爭取在公共空間挑戰以上的霸權，重新合理化領取綜援的權利。因此我們開始於不同區份落區宣傳「對抗海嘯：失業、裁員、無飯開點算好?」的講座，透過先協助居民申請社會援助，如上網津貼、租金援助、綜援等，再組織群眾思考經濟危機的根源以及解決方法；而目前暫時仍限於指向政策制度的改變，如放寬失業綜援的申請資格、提供豁免金額、改革低收入綜援，降低強制工作條件性(如將參與自力更生年齡下調至55歲、減低工作時數要求)。
總的來說，我們推動綜援能增加邊緣勞工、下層階級在就業市場的議價能力：在經濟危機下，可有選擇不參與/退出就業市場(non-conformity)而不需害怕生計保障，淘汰市場上的壞工作(bad jobs)。或許這仍是一個很初步、很浪漫的想法，如失業工人是否領了綜援就逍遙自在?如何讓領福利的人經驗自主性、實現創造力?目前難以消除市場經濟，但單靠它肯定不能為工人提供穩定的生計保障，即使能在就業市場上覓得一份長散、甚至全職工作，亦可能要面對低薪及異化的狀況，而單單接受社會福利又好像不足讓人參與勞動生產。當市場經濟在收縮時，本來已具排斥性的就業市場，更不可能有機會給予勞動力後備軍，那綜援運動可否超越簡單「福利主義」式的政策爭取，除改變再分配外，亦可影響到生產關係??
爭奪「經濟」：落實公義與民主的生產與消費
在拉美的失業者佔廠運動中，似乎能試驗到生產的社會、民主化理想。但在香港生產的領域中暫時只有民間的合作社及社區經濟活動較接近於自主經濟，較少受到主流市場邏輯所主導。綜援聯盟過去主要集中爭取綜援 – 傳統上是再分配政策，屬消費領域的，難與生產扣上關係。不過，在過去2年我們經歷了急促的物價上漲，特別是許多生活必須品價格的上升都超過綜援金及基層工資的增幅。但在金融海嘯後卻不見物價有顯著的下調，此滯漲的現象削弱了不少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包括食物的質與量。所以，我們為著組織及尋找基層經濟活動空間的緣故，嘗試建立以綜援人士作為主的跨區消費者經濟網絡，先結合他/她們消費者的身份，抗衡市場經濟中食物作為商品而非滿足基本需要的規律，建立與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避免零售商從中剝削。再者，透過參與共同購買的勞動，綜援人士可參與生產並賺取社區貨幣，以較便宜的價值購買一些質素較高(有機)的米、油、餅等食物。在過程中，綜援人士需要學習改變過往的消費習慣，以及對經濟活動，如分貨、訂價、分配等問題進行民主規劃及管理。
在市場經濟中，大財團彷彿壟斷了一切經濟活動的可能，包括勞動生產、消費、流通。但一場經濟危機給我們肯定了自我調節(self-regulated)的市場經濟擁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及毀滅性，更啟示我們經濟活動不應抽離社群關係而變成只追求利潤的人類行為。誠然，此類社區經濟自上一個經濟危機已不斷出現，經驗告訴我們此道「易開始難持續」，在民間團體中亦有很多元的路線，這對剛開始參與「經濟」的我們仍是瞎子摸象，甚至參與的仍多限於中年失業及單親家長，但卻豐富了傳統福利運動只針對國家機器的改變，不重視民間自主力量的缺憾。
小結：超越「脫貧」的福利運動 – 基層的生活保障及自主實現
社福界近年有關扶貧脫貧的計劃、服務如雨後春筍，可是沒有將貧窮問題放到具體的政治經濟脈絡中處理，只是見樹不見林甚至成為，未能挑戰及回應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綜援聯盟嘗試超越社福界本位，結合社會改革的理想、對市場經濟的批判，更新我們的福利運動，而爭取目標不單要爭取基層的生活保障，更需要生計(livelihood)保障，才有物質條件及勞動機會(超越純粹獲得工作職位)實現自主性，重建具合作而非單競爭的社會關係，真正可以「互相依賴地自力更生」。
圖片來源，為關綜聯去年底會址開幕，同時亦是關綜聯成立十周年，參與者支持者齊集，象徵了爭取綜援檢討及去污名化運動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