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就是個資本主義遊戲……嗎？
文／灰土
破土編者按：去年火爆上映的電影《驕傲》，講述了1984-1985年英國全國礦工工會抗爭中的一段小故事。在英國歷史上，當年的礦工罷工被記錄為一場強悍、偉大的工人罷工，全礦因此在勞工界獲得激進、偉大的令名。那在英國這個老行業這場歷史性罷工中，工會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英國的共產主義旬刊《野貓社》借助英國工會的例子，特別是著名的礦工工會，講述了一個工會如何拖後無產階級鬥爭，把鬥爭限制在資本能接受的範圍之內的故事。野貓社對工會提出了尖鋭批判，但在批判之餘，他們並沒有提出無產階級組織方向的替代方案，也沒有考慮到工會模式在不同階段和不同環境可能的作用。
去年火爆上映的電影《驕傲》描述的是1984-1985年英國全國礦工工會（以下簡稱「全礦」）抗爭中的一段小故事。在英國歷史上，當年的礦工罷工被記錄為一場強悍、偉大的工人罷工，全礦因此在勞工界獲得激進、偉大的令名。那在英國這個老行業這場歷史性罷工中，工會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英國的共產主義旬刊《野貓社》（Wildcat）認為，全礦並沒有那麼激進帶動罷工的作用，反而壓住了工人的行動，而工會抗爭的激烈性主要是來自於普通工人本身的憤怒和激進。他們提醒我們，當時是礦工走在前面，但全礦多次拖着他們後退，防止他們採取太過激烈的行動。1983年，全國煤炭會（National Coal Board, NCB）開始關閉煤礦的時候，威爾士礦工佔領了全煤會的辦公室，工會主席Arthur Scargill因此親自介入事件——但他的介入竟是命令工人撤退，要求他們等待工會談判。當時的全礦是反對工人行動的，那時想支持礦工的群眾也發現他們不可相信全礦：群眾為了支持罷工者，給全礦捐了款；但這些捐款最終不知所向，罷工者們更是對這筆捐款聞所未聞！此外，我們在《驕傲》中看到，礦工的大巴壞了，導致罷工難以維持——但在此事之前，在Fitzwilliam礦工的罷工中，工會為了阻礙礦工的激烈的行動，直接沒收了礦工的工會小巴，試圖直接阻止他們的罷工。
野貓社在《對工會的置身事外和極力反抗》（Outside and Against the Union）和《「優良傳統」的工會主義》（Good Old-Fashioned Trade Unionism）兩篇文章裡，探索了工會在階級鬥爭升級的時刻往往拖後腿的原因，以及工會模式本身與真正的階級鬥爭之間存在矛盾。借助英國工會的例子，特別是著名的礦工工會，他們講述了一個工會如何拖後無產階級鬥爭，把鬥爭限制在資本能接受的範圍之內的故事。野貓社對工會提出了尖鋭批判，但在批判之餘，他們並沒有提出無產階級組織方向的替代方案，也沒有考慮到工會模式在不同階段和不同環境可能的作用。
從「剝削率的談判者」到職業官僚機構
「剝削率的談判者」（negotiators of the rate of exploitation）是野貓社對工會的一句話總結。在野貓社的視野裡，對工會的核心指責在於勞動條件談判，而談判本身是不能創造壓力的，只是在現有條件下（工人已給老闆製造的壓力，以及老闆實際掌握的力量）談出一個平衡。工會在接受了勞動剝削的存在的情況下，成為了談判剝削程度的專家，成為一個常駐的有效減壓閥。工會雖然因組織工人行動而生，可是一般穩定而常任的工會幹部早就脫離了這個工作。野貓社認為，這可以歸結於工會作為談判代表的定位。談判的一個核心在於談判者的議價能力——說白了，就是能拿什麼在談判桌上做買賣。工會要賣出去的，是正式工人的配合，即作為順從勞動力的工人。西方大多數工會都不常罷工，每年就舉辦一場和諧的談判，看老闆願意讓步多少，給工人多分多少紅利。在這個過程中，工會每年要做的決定就是我們什麼時候不反抗，我們在什麼條件下停止鬧事，繼續乖乖地工作。
所以，如果工會不能兌現工人乖乖工作的承諾，工會就是在違反合同，老闆也對工會失去信任。這就是談判的邏輯：把本來是一場解放無產階級的戰爭，變成了好像是一場不相上下的掰手腕，一個要有規則、有妥協的遊戲。這正是工會擔心工人失控的原因。工會領袖尤其不喜歡隱性反抗——例如破壞機器或磨洋工——因為隱性行動比較難控制，也很難拿來談判。工會作為一個談判者，常常忘記了工人的真正目的，而只記得要在這個遊戲裡多爭取點小利益。不僅如此，因為他是這個遊戲的一個核心部分——勞動力的賣家——所以工會還經常積極地維護遊戲規則。他們作為夾在中間的減壓閥，反而和工人的利益衝突了。
西方工會正日益衰退和保守：除了隔幾年按時談判新合同、向老闆反映一下工人的訴求這些例行公事，就沒幹什麼別的事情了。很多人將其歸結為「官僚化」：很多工會確實形成了一個官僚利益群體，這個利益群體希望維持自己的存在和位置，所以要和老闆維持某種程度上的合作，既要保證工人的順從，又要維持企業的利潤。野貓社認為，這種傾向和工會官僚群體的形成並非偶然，而是由工會作為集體談判專業戶所決定。因為如果要跟老闆合作、執行以及維護與老闆的協議，就意味着要有和老闆一樣強大的機關，自然這就引起官僚化。所以在野貓社看來，並不是官僚化引起工會與資本的合作，而是工會與資本的合作導致了工會的官僚化。
工會的狹隘和工人貴族的形成
除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日趨保守、接受資本主義的規則之外，工會有另外一個特別破壞階級鬥爭的傾向：它的狹隘。工會作為一個代表少數工人利益的群體，一般不是為整個工人階級考慮，而是為這少數工人考慮。野貓社認為，他們這麼做，就是在分化工人。這正是歐美工會恐懼中國工人的原因，是工人貴族形成而不理睬第三世界工人現狀的原因。少數工人的利益其實是和企業經營的好壞掛鉤，程度雖然小，但畢竟是有的。一個企業賺得越多，工人在他們與公司的正常博弈中就能獲得更多。少數工人的短期利益跟其他無產階級人士的利益沒有什麼立竿見影的掛鉤，反而跟老闆的利益比較投契。所以在他們正常的活動範圍內，工會不僅不團結工人階級，還傾向於排斥部分無產階級，造成分化。
一般工會的一畝三分地視野也把它指向一種自我剝削。在現在的全球化市場裡，一個單位的工人的利益不只是談怎麼跟老闆分蛋糕，還要談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效率。這就給工會製造了一個矛盾：短期內能為工人爭取到更大利益，但長遠來看就是把企業趕走，直接讓工人失業。全礦在1984-85罷工裡的焦點一直是維持國家對礦業的支持和補貼，卻沒反過來想想怎麼能讓工人從這個污染他們家園、傷害他們身體、奪走了他們資源的行業中奪回什麼。當工會的視野被一個職場的圍牆，或者一個國家的邊界所限制，當他們抗爭的範圍沒能突破職場或行業，它究竟會進入一種自我剝削，為了保護企業或行業，而在工人的工作條件上讓步，甚至自我消滅。一般工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的規則內戰鬥，而那個規則永遠是不利於工人的。
另外，野貓社認為，工會把鬥爭只限於工人的做法也很有問題。很多左翼會認為這沒有問題，工人在工作場合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但野貓社反而指出，礦工的抗爭能如此激烈，正因為他們的抗爭是個社區性的抗爭，婦女兒童整個社區都參與進去的抗爭。煤礦鎮屬於英國已經剩不多的行業社區，而正是這種無產階級社區的抗爭力最強。野貓社同時也指出，法國與俄國革命是婦女行動引發的，德國與葡萄牙革命是兵變引發的，而1968年的巴黎革命是從一個學生運動起步的。無產階級不只有工人，工會把運動限制在工人的範圍內，是有問題的。
工會並不民主，民主也並非答案
野貓社對工會的批評也涉及對民主的批評。他們認為工會並不民主：實例顯示，很少的所謂「工會民主」真的能讓工人主導工會決策，典型案例包括，1977年全礦違背全國投票（National Ballot）的結果通過的效率協議，以及1983年全礦忽視南威爾士80%的投票要求罷工等。但野貓社認為，即使工會能達到他們口中說的「民主」的標準，也不意味着他們會在階級運動裡發揮更進步的作用。因為作為工人代表和工會領袖的角色並不是一致的。作為一個民主代表是需要服從大多數的，而領袖是要去影響和引導大眾，做出能擴大抗爭的事情，而非符合大多數工人意見的事情。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個工會的工人決定要爭取提高自己工資，而對非工會的派遣工工質問題視而不見時，理論上，工會代表是要服從這一決議的。但作為工人領袖，他是不應該服從的。工人走在前面的時候，工會的「民主性」並沒有保證他跟工人走在一起；但在它應該走在前面的時候，他的 「民主性」卻讓它符合大多數，而不走在前面。
「和平」與「合法」：工會與生俱來的頑疾
還有人認為，出現上述問題僅是現代工會的問題。為了回應這一觀點，野貓社回顧了英國全礦的歷史。
1842年，英國全礦成立。當時英國正處於經濟大蕭條，50%的人失業，就業人口的工資降到歷史新低。那也是無產階級奮起抗爭的一年。在這種不妙的經濟狀況下，工人當年激烈的抗議竟出人意表地保護了很多工人的工資水平，還給部分工人爭取到一點點的工資上漲。後來，全礦的成立也就順理成章了。但相比當年的罷工和騷亂，全礦倡導的行動只是和平撤退勞動力。他們公開而激烈地反對1842年工人用過的眾多抗議方式，例如劫富濟貧、破壞廠裡的機器、不通過工會的正式程序直接拉攏其他工人參與罷工。全礦從一開始就是認同經濟邏輯的，他們倡導「和平」和「合法」。首先，他們唯一認同的武器是拒絶出賣勞動力，那在勞動過剩時，這種手段的作用自然大打折扣。其次，全礦也和煤礦老闆站在一起，要求提高煤的市場價格。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下，他們反而與老闆聯合，去爭取他們的一畝三分地薄利。
1842年不僅見證了礦工工會的成立，還有很多其他工會的建立。當年工會的成立，是和英國民主運動的崛起息息相關的。當年建立工會的人很多是來自人民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提倡的國會改革和普選。據野貓社的分析，憲章運動把無產階級的憤怒捲入了一個中產政治項目，告訴他們要在法律框架內參與，也就是教育工人如何配合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則。工會的成立與之同步，教會工人如何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底下榨出一點薄利。工會對工人做了認同以及參與資本主義規則的意識教育，消磨了工人以前的反抗精神。
野貓社要說明的是，工會與資本的合作並不是近期出現的偶然問題，而是西方工會傳統根源上的問題。壓制工人行動、消磨工人反抗意識是早期工會與生俱來的癥結，而不是近代工會的毛病。
難道就這麼對工會棄療了？
野貓社試圖對工會模式本身進行批判，但它實際上做了一個英國工會歷史的詳細分析。野貓社指出了很多我們經常看到的「工會病」——無論是西方工會，還是借鑒西方工會模式的亞洲工會。他指出了工會的一些容易產生保守性的特點：談判和妥協，只顧眼前一畝三分地利益的狹隘視野，以及作為代表的侷限性。但野貓社沒有提出替代方案和解決之道。同時，它也沒考慮到「工會」模式除了在英國的保守傳統以外，曾經發揮了什麼作用，曾經如何超越這些限制。顯然，不是每個工會都像英國工會如此保守。那麼，什麼樣的工會或者工人階級組織才有革命性呢？
西班牙1930年代的全國工人聯合會（CNT）主要也是從職場的抗爭和談判開始的，但並不侷限於這種抗爭。不僅沒有限制與一個工廠內，還組織了社區工會——涵蓋失業工人，超越工廠和行業、為非工廠工人提供資源。野貓社認為，西班牙CNT現在變得和其他西方工會一樣，還是因為工會的本質問題，但他們並沒有去細分析這個工會的沒落，以及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壓迫在其中的影響。野貓社的分析雖然說明了工會組織背後主導思想的重要性，他們卻沒有分析不同的思想可能形成何種不同的工會。同時，他們雖然指出職場鬥爭的侷限性，以及超越工會、走向社區和更廣泛聯合的必要性，但他們並沒有考慮到工會的階段性作用。儘管工會最後都很可能變得保守，但如果通過符合工會的規則和利用工會的保護能讓工人取得階段性勝利，爭取到一些利益，感受到團結的力量，那是否還值得組織？英國1842年的情況提供了一個否定的答案，因為工人當時兼具團結的基礎和抗爭的基礎，如果讓他們在統治階級的規則框架裡去抗爭，反而是在拖他們的後腿。但如果無產階級本身並沒有這個基礎呢？如果組織工會能搭建社會網絡、互相信任和團結抗爭的基礎呢？野貓社這兩篇文章提醒我們，工會抗爭很大程度上是在資本主義的規則內博弈的，但我們必須清醒，什麼時候必須拋棄這些規則。
參考文獻：
Wildcat, “Outside and Against the Unions”
Wildcat, “Good Old-Fashioned Trade Un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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