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標遊擊戰（下）：印尼年輕人的微觀逃離
文／歸零＠破土工作室
破土編者按：今年三月，為耐克、愛迪達等國際品牌代工的中山欣昌鞋廠發生罷工，起因是廠方欠繳十幾年住房公積金。無獨有偶，近日裕元越南鞋廠的工人因社保法罷工，政府則回應決定修改社保法律，滿足工人訴求，以結束這家耐克、愛迪達代工廠的罷工。本周破土將和大家一起探討國際體育用品的生產與消費，以及第三世界的年輕人如何能動地反抗西方和資本的霸權。今天的亞洲，仍然只是一個世界分工中的「邊緣」，還是逐漸崛起為本地經濟霸權，使工人的勞動遭遇雙重異化？第三世界的年輕人又如何通過山寨DIY等文化實踐來反抗霸權？
一、回顧
我們在上一部分中介紹了在今天的運動服飾生產網路中，亞洲本地的企業並不只是整個分工體系當中的從屬者。產業升級後，本地企業成為真正掌控生產領域生產、分銷等要素的本地霸權，而始于歐美的國際運動品牌只負責生產消費者和設計消費景觀。在生產地本地企業和國際品牌的共謀下（以商標拜物教的形式呈現出來），生產地的一線工人面臨雙重剝削：一方面要面臨生產地各種物質生活成本上漲和自己的勞動所得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要面臨「中產化」消費景觀施加給自己的充滿壓力的要求。在這一部分，我們將借助印尼年輕人微觀案例，展開關於在地化的文化實踐中對國際體育運動品牌符號霸權進行「逃離」的自我意識討論。我們將以Luvvas（2013）的民族志為出發點，討論生產地當地年輕人在國際體育運動品牌霸權下的文化實踐。
二、印尼DIY：借力打力的微觀抵抗？
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印尼也是國際體育服裝品牌下屬工廠的集中區域。蘇哈托政府自1965年掌權以來，一直對外來資本持開放態度，使得印尼經濟主要以原油，木材和黃金出口以及工業轉型後的紡織產品製造出口為主。到上世紀90年代，紡織製造業成為了印尼經濟的支柱產業。印尼的親新自由主義 的寬鬆政策一方面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使得印尼本地的小業主很快在競爭中敗給國際大企業，更不要提底層人口面臨的要與國際大企業的傾銷和購買綁架打交道的處境。當然，中產階級的興起使得印尼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年輕人更加傾向于城市化的生活，對於與國際接軌的很多亞文化現象也持親近的態度。跨階級的獨立藝術——塗鴉，美術設計和朋克音樂等元素共同組建的波普文化景觀——成為印尼年輕人的新異托邦 。在這種新異托邦當中，印尼年輕人並沒有通過全盤接受國際企業所提供的「前衛概念」來獲得自我認同。在歐美已經被整合進消費主義設計當中的文化符號，被印尼年輕人通過「拿來主義」，用拼貼、增添或者置換等修辭手法加以改造為我所用。
人類學家Luvaas在印尼西爪哇省的年輕人中間針對年輕人的DIY文化展開了田野。在他的田野調查當中，他發現很多國際體育運動品牌的商標成為印尼年輕人「惡搞」的對象。山寨複製並進行銷售是印尼年輕人DIY文化中最普遍的一種手段。有意思的是，在印尼，這種山寨並不是中國語境中的「高仿」。在「高仿」的手段中，仿冒產品越接近正品越有交換價值；而與「高仿」相反，在Luvaas的報告中，一群自名為EAT/347的年輕人在T恤上複刻耐克商標以後往往會再打上自己的標籤將作品與原裝耐克T恤區別開來。這種「刻意」的山寨並沒有因為不是正品而被人嫌棄，反而讓這個團隊的產品擁有了很多擁躉。
這樣的「盜版團隊」在西部爪哇省還有很多。「盜客」們的對國際品牌的另外一種改造方式是拼貼和變形。他們往往會在原裝耐克或者愛迪達T恤上，加上一些混搭、反諷或者黑色幽默的元素，瞬間瓦解一本正經的國際品牌「正能量」。簡而言之，原本由精細分工的大工廠流水線生產的同質化雅皮T恤，在這裡瞬間又變得嚴肅起來，擁有了挑釁和戰鬥氣息。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山寨T恤較之正品，價格比較低廉，這對於很多著迷亞文化的年輕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街頭的底層為自己找到了合適的代言，中產階級青年則通過T恤逃離了作為中產階級的同質化表現，兩者都通過這種另類的方式構造了自己的景觀。通過想像這種景觀被「別人」看到時的反應，穿山寨T恤的年輕人構建出一個有個性的自己。向他們投向目光的這個「別人」的人格，在這裡是一種中產階級的同質的、優雅的生活人格，而這種人格是由國際品牌和地方性霸權共通營造的。從符號意義上來說，DIY年輕人這種行為是對國際品牌和地方性霸權共謀下對「耐克-好生活」能指所指關係壟斷的逃離。受到這樣的影響，年輕人也意識到對國際品牌正品商品的持有，於個體的自我實現而言，並不一定是必要的。
撇開山寨T恤的符號對抗性來說，從經濟的角度上來說，這些自稱為「獨立創新的集體」的年輕人團隊多數是以作坊式進行生產，相對於工廠生產的模式來說，團隊成員較為平等，勞動分工也並不嚴格，只要有電腦，簡單的圖形設計軟體，小型縫紉網印和想法，團隊成員就可以一條龍地包攬T恤所有的生產環節。在作者的深度訪談中，某些團隊的成員會前往印尼的大城市的設計學校學習製作，然後回歸團隊生產更多的作品。這些作品除了繼續山寨以外，還包括很多原創作品。對於Luvvas來說，這種勞動模式，雖然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但相對於國際品牌的大工廠生產來說，勞動者的勞動並沒有被過度異化。並且，如果從生產者的個人情感意義出發，這種生產方式中理想主義和享受大於利潤，集體在產品設計中的貢獻大於個人對設計產權的強調，因此這種生產模式又是具有「創意性集體主義」色彩的。從這個的角度來看，作者對於印尼年輕人這樣的嘗試還是比較樂觀的，至少在晚期商業資本主義似乎沒有出路的 「歷史已經終結」的斷言下，找到了一些地方性另類發展和自我賦權的出路。撇開「為什麼印尼年輕人選擇這些符號而不是那些符號」這樣的後殖民問題，這種文化實踐是一種借力打力的微觀抵抗，而這種戲謔的反諷性質的在地文化實踐能取得和歐美行動者在國際品牌總部門口的抗議行動一樣，甚至更好的效果。
三、反思
山寨DIY應該說並不是印尼在地化知識的一種獨創專利，中國人對於山寨也有很強的在地化體驗（例如兩年前在公眾話語中紅極一時的阿迪王）。總的來說，山寨和DIY文化的美妙之處正在於大眾對於「想說什麼和該說什麼」的觸手可及。只是對於這種‘山寨’當中存在怎樣的自我意識還尚待討論。不過在印尼的例子中，對國際品牌DIY當然是一種日常的微觀抵抗或者是對被掌控的局面的逃離。印尼青年通過這種揶揄反諷生產出了生活中「自由的瞬間」。當然，這種對「自由的瞬間」的追求並不是應對新自由主義霸權完美的應對手段。
首先，撇開殖民歷史或者西方文化霸權對日常實踐本身的影響不談，在一個景觀化的社會，另類文化本就已經被整合進消費主義當中了。1960年代的法國情景主義提出了反轉（détournement）的概念，在它們的期待中，反轉指的是利用資本主義自身創造出來的詞彙，通過各種手段將其意義改變調轉矛頭來反對資本主義。反轉的概念在之後的發展中漸漸溫和起來，成為了波普文化和各種惡搞的核心方法論，各種各樣的宏大政治敘事和商業中心主義言論對於大眾來說都是可以隨意拿來拼貼拆解的。當然，情景主義透過消費主義強大的整合能力也看到了反轉不容樂觀的未來，也即，一旦宏大敘事的拆解能夠給觀者帶來愉悅的話，這種拆解本來也是可以拿來消費的。很多這種反轉的結果，例如波普藝術品，朋克風格的時尚服飾或者任何「反叛」的言論都是可以被市場化為新的消費品並形成新的拜物教。如果我們想得再極端一點，反轉的初衷是反對消費主義帶給人的麻痹性的愉悅的，但是在某種辯證關係當中，反轉也把自身和愉悅的目的論永久化了。這種使反轉的話語成為新的消費話語的過程被稱為回源（recuperation）。就當下的情況來說，印尼DIY文化很明顯是一種對國際品牌的反轉，但它同時亦有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強勢的消費品。我們可以不妨做這樣一個假設：EAT/347團隊通過優秀的設計獲得了廣大的消費市場後，也許在某一天小作坊也會成為擴大成一個新的血汗工廠。
其次，在新自由主義聯動的體系之下，一個地區力量的增長也許就意味著另外一個地區的人必須遭受更深的剝削。在印尼的案例中，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印尼的DIY文化存在的一個基礎在於當地中產階級的膨脹。如我們在無數案例中看到的，隨著一個亞洲地區的中產階級化的完成，對於國際體育品牌來說，他的消費市場意義就會超過其作為勞動力來源的意義，然後國際資本就會轉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這種趨勢在亞洲的直接體現是，隨著亞洲部分地區（中國和印尼）產業升級的完成，當地的中產階級也漸漸興起，對於國際企業來說，南亞是它們新一輪轉移的首選地域（Manzenreiter，2014） 。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許我們會看到這樣的局面：在更多的孟加拉制衣廠慘劇發生的同時，印尼的年輕人則正在鞏固它們的亞文化的異托邦；西爪哇省因為靠近首都雅加達所以這些城市年輕人擁有通向DIY的經濟基礎，但是在對於最西面的亞奇省的街頭年輕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景象或許截然不同。國際企業的資本穿梭於國家和地區邊界之間並且在所有國家頭上自由地遊蕩，但是大眾卻不能與其他地區處於同樣境遇之下的人分享自己的體驗。在這樣的情況下，行動者就應該考慮到是否有這樣的聯動能夠跨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將各個地域的底層整合到統一的「底層共識」，同時在區域內培育出地方性的文化實踐。（亦或，任何全球性地同時逃離新自由主義的幻想本來就是不可能實現的，對新自由主義帶來後果的最小化，只能通過無數微觀的封閉系統來實現？）姑且不談印尼年輕人的這種行為是它們所承載的歷史和社會關係的必然結果，還是僅僅是一種即興行為，至少在上面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逃離既定結構的自我意識，被具化到了物質形式當中。在中國，人們並不陌生山寨和惡搞的現象，但是對比印尼的例子來看，似乎在中國某種刻意逃離國際企業的自我意識，特別是在底層當中，是缺席的 。這對於我們啟示在於，除了直接針對生產資料獲取的行動，或許，在中國，也許應該提出某種旨在使底層逃離主流消費景觀的文化實踐，而這種具有一定文化實踐的培育的正是激發底層自我意識的重要手段。這也許不能帶來革命性的後果，但是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掉新自由主義在地化的霸權的同時帶來間接的經濟民主。
參考文獻：
Manzenreiter,W. (2014) Playing by Unfair Rules? Asia’s Positioning within Global Sports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3, No.2. pp. 313-325.
Luvaas, B.（2013）Material Interventions: Indonesian DIY Fashion and the Regime of the Global Br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28, Issue.1.pp. 127-143.
Certeau, M de. (1998[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Debord, G.(1992[1967]) Society of Spectacle. Donald N.Smith, eds. Editions Gallimard.
Nakassis,C. (2013) Brands and Their Surfeit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28, Issue.1 pp. 111-126.
Wu,Chongbo.(2007) Studies on the Indonesian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Labour and Management in Development Journal 7(5). p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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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元集團.（2011）裕元公佈2011年全年業績. 引用連接：http://www.yueyuen.com/attachments/article/113/12M_Yue_Yuen_FY2011_CHI-2...
裕元集團. (2011) 裕元公佈2012財政年度首十二個月業績. 引用連接：
http://www.yueyuen.com/attachments/article/117/Yue%20Yuen_12M_FY2012_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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