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週末，我們的城市經歷了一個破壞力極大的風災；第二天，滿目瘡痍，交通癱瘓，水浸未退，卻竟然復工復市；然後，第三天，我赫然見到手機的某個群組轉發了一則網媒文章，標題寫著「窮人三大特質：懶、貪、大使」，而我頓時想起的，可是那一張看見市民逼在大圍月台上趕上班的人群照：我們，懶嗎？我們，貪圖安逸嗎？
我出生於80年代，生於斯長於斯，而我記得，在中小學的成長階段，我與我的同輩，都有一個共同的、難以處理的生活難題，叫「請病假」。請病假，不是一個有關規矩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議題。按照校規，大致意思是：當你有病，請看醫生，按醫生建議，提供醫生證明請病假。條明清晰，有根有據，邏輯是從個人感受出發，再尋求專業的權威確認，最後是一個請病假的手續。然而，條文歸條文，在走這些程序之前，你還要得到一個部門之認可：父母。
父母都有不少的理由，凌駕醫生的權威，以阻撓孩子請病假的要求。有一些懷疑論的父母，會質疑孩子裝病，懷疑他們只是出於懶惰，因為逃避，所以才要請假；也有一些溫和派的父母，即本著「為了孩子好」的尚方寶劍，聲稱害怕孩子一日不上課，便會錯過五、六科的進度，從而耽誤了學業，所以「你回去坐下也可」。
當然，有時候，家長也是會看情況的，當孩子真的發燒卧床，病得不需要尋求權威確認的時候，他們也不得不讓孩子請病假，這也算是常識。時代（應該是）進步的，後來，家長與老師都慢慢學會了另一個常識：「有病請病假」是一個有公民意識的行為，就像感冒要帶口罩、進藥後不能駕駛一般。有病而不請病假，不是負責任、有擔當的勇敢行為，而是罔顧別人健康的自私舉動。
可惜，請病假的罪惡感，卻是深深的植根香港，還被配上了「反懶惰」、「反貧窮」的概念，以高度合理化。換言之，即使批病假者沒有資格與權威去否定醫生的證明，卻總是有所謂的道理，懷疑或指控請病假者小題大做，或裝病，或懶惰，或不負責任，或以上皆是。這樣扭曲的勞動倫理觀念，根深蒂固，並且受到現有的《僱傭條例》「保障」，視有薪病假為「福利」，而不是「權利」。
古巴裔法國作家保羅・拉法格（也就是馬克思的女婿），曾經宣稱，在高度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看到工人階級認命地接受可憐的生活狀態，又看到工人階級頹廢地熱衷於工作」。這句話，讓人想起某官員以當局長九年沒放過一天假期而自豪，好證明他多麼的熱衷於工作，同時，又想起我城的人如何認命一般的滯留在月台上、站在倒樹前、身處於沒有流動的空間，趕上班，無可奈何。
我們的城市病了，不單是肌理的病，更是心理的病。病得嚴重，嚴重得幾乎不需要尋求醫生證明，卻得不到管家的認可，請一天假。我們的城市，真的連放一天假的本錢也沒有嗎？一個人病了，應該請病假，一個城市病了，也應該有病假，這是常識，可是還未有讓屬於舊時代的人所接受。
文章刊於2018年9月24日信報專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研究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