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力
【破土編者按】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進讓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西方社會的勞工運動和勞工研究陷入雙重危機。對此，美國勞工研究者西爾弗指出雙重危機論是基於西方中心主義立場產生的一種悲觀論斷，要認識某一國家某一時期的勞工運動，必須要將其置於更長的歷史時期和更廣的地理範圍內展開分析。在這一「世界—歷史」視野下考察勞工運動就可以發現，「資本轉移到哪裡，勞工與資本之間的衝突很快就會跟到哪裡。」當西方國家的工人運動步入低谷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此外，西爾弗指出儘管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危機之後不斷進行改良和修正，但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層矛盾沒有解決，現階段表面的平靜預示著有朝一日強勁的爆發。
一、構建「世界—歷史」視野
20世紀後期，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廣和國際資本的生產轉移，西方國家工人運動陷於低潮，工人階級的力量和福利狀況持續惡化。有一種觀點認為，全球化已經完全改造了工人階級以及工人運動所賴以運作的環境，工人運動必將面臨終結危機。這種被稱作「沖向底線的賽跑」的勞工狀況，讓一度繁榮的工運研究領域也充滿了危機感。一些西方學者甚至提出，工人階級是一個日益喪失歷史意義的階級，「關於工人階級歷史的研究已經不再具有某種緊迫性」。
面對工人運動和工運研究「雙重危機」的衝擊，西爾弗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在她看來，「雙重危機論」是基於西方中心主義立場產生的一種悲觀論斷，具有明顯的時（20世紀後期）空（歐美少數國家）局限性，因而既沒有對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和貢獻作出中肯的評價，也無法全面客觀地反映當代工人運動發展的全貌。她提出，新形勢下工運研究必須「正本清源」，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對「雙重危機論」作出科學理性的回應。
西爾弗從考察這樣一種常見的現象出發：某一地區工人運動的命運，能夠對另一地方勞資衝突的結局產生重大影響。究其原因，是19世紀後期以來，「處於不同國家／地區的工人和工人運動，因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和全球政治進程而被彼此聯繫在一起」。因此，「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去理解各個『個案』之間在世界範圍內的關係過程，是理解至少自19世紀後期以來的勞工運動發展動力機制的基礎」。基於這種認識，她提出，「需要將勞工運動置於更長的歷史時期和更廣的地理範圍內來展開分析」。這就是西爾弗提倡的「世界—歷史」視野。她在書中一再強調，只有將工人運動置於「世界—歷史」視野中進行重構，才能「對當代勞工運動的全球性危機得出新的洞見」。
為落實這一研究策略，西爾弗對「世界—歷史」視野進行了精心的構建。首先，她把世界勞工研究小組數據庫作為關鍵性實證資料。這個數據庫以世界範圍內各種重大工人運動的報導為基礎，時間跨度從1870年到20世紀90年代，為展開世界工人運動的動態性分析提供堅實的基礎。其次，援引數據庫的目的，不是企圖計算全世界發生勞工抗爭的數目，而是為了「測量」：不同的勞工抗爭高潮點都是在什麼樣的時空條件下形成的。其潛在的理論指向是強調工人運動與世界政治、經濟、社會變革之間的關聯性，並以此作為評價工人階級歷史貢獻的依據。最後，她所關注的勞工抗爭都是「非規範的衝突」，亦即沒有製度化的抗爭，因為這些抗爭有足夠的震懾力「促使資本家（或國家）實施創新」，是理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為重要的勞工抗爭形式。總之，構建「世界—歷史」視野的核心內容，就是勾勒出世界勞工抗爭變化的時空模式，作為研究工人運動發展規律的「可靠地圖」。
在「世界—歷史」視野下，西爾弗向我們展現了與「雙重危機論」完全不同的工人運動新圖景：資本轉移到哪裡，勞工與資本之間的衝突很快就會跟到哪裡。這是《勞工的力量》一書的核心觀點，它至少從以下兩個方面還原了當代工人運動發展的真實狀態：
第一，受資本全球性轉移的影響，當代工人運動正處於「國際重組」的重要階段。西爾弗指出，不能因為看到歐美國家工人力量在削弱，就得出「工人運動走向終結」的結論，相反地，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主要指發展中國家），新的工人階級在興起，他們在勞資博弈鬥爭中不斷增強自身的力量，進而改善工作待遇和福利，提高經濟社會地位。在此過程中，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主角之一。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形成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工人階級。西爾弗坦言，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工人運動的方興未艾，為「資本轉移到哪裡，勞工與資本之間的衝突很快就會跟到哪裡」提供了新的證據支持。
第二，西方國家工人運動處於低潮的現狀是暫時性的。從歷史的角度看，1870年以來的工人運動經歷了若干次高潮和低谷，表現為起伏跌宕的周期性變化。這種週期性變化根源於資本主義本身具有不斷重複出現的動態特徵（西爾弗稱之為「鐘擺運動」）：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張引發了工人階級的種種鬥爭，迫使資本和國家面臨合法性危機，不得不對工人階級作出妥協讓步；但這樣一來，又必然造成資本利潤率的下降，導致利潤率危機。在合法性危機與利潤率危機之間作週期性來回振盪，構成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性矛盾。正是這種「鐘擺運動」，為新時期工人運動走出低潮創造了條件。西爾弗在這裡強調的是，西方國家工人運動遠未到歷史終結的地步，我們仍須在資本主義具體演進中進一步加強對工人運動發展的研究，不斷完善和豐富世界工運理論。
二、工人運動發展的動力機制
《勞工的力量》告訴我們，「資本轉移到哪裡，勞工與資本之間的衝突很快就會跟到哪裡」，這是當代工人運動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但問題在於，這一特徵是如何發生的？或者說，工人運動發展的動力機制是什麼？圍繞這個問題，西爾弗從資本調整、工人力量構成、工人抗爭模式等方面作出了系統的闡述。
1. 資本的調整
工人運動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資本的積累和擴張對工人運動發展方向、變化軌跡具有重大的影響。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西爾弗進一步論述了資本是在什麼樣的時空條件下、以何種方式改變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和歷史命運，並且如何把工人運動深深嵌入世界政治的變革之中。
首先，面對工人的抗爭，資本家總是想方設法通過各種調整方式來尋求打破勞資力量的平衡，使之對資本擴張有利。西爾弗總結歸納了資本通常採用的四種調整方式：一是空間調整，即「將生產地轉移到具有更為廉價和馴服勞動力的地點」；二是技術調整，即「改變生產組織和引進節約勞動力的技術」；三是產品調整，即「資本進入新的具有更高增加值的生產領域」；四是金融調整，即「資本完全從貿易／生產領域轉移出來，進入金融和投機領域」 。根據西爾弗的研究，上述四種調整方式形成於不同的工人罷工高漲期，但從20世紀70年代以後便結合在一起，構成資本家瓦解、分化工人運動的重要手段。
其次，這四種調整方式都是資本積累和擴張的表現形式，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利潤的增長和抵制工人的抗爭，而不是尊重和平等對待工人階級，因而並不能遏制工人階級的抗爭。以空間調整為例，資本所能做的只不過是「轉移了大規模生產（包括強大的工人階級）所導致的各種社會矛盾」，將工人抗爭的地域從歐美國家轉移到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換句話說，以抑制和削弱勞工抗爭為目標的資本調整，最終卻成了工人運動長足發展的動力源泉。
第三，儘管資本的每一種調整無法遏制工人運動的發展，但它能夠加劇和激化勞資矛盾，破壞勞動關係和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甚至影響世界政治的動態機制，導致大規模的政治、軍事衝突。西爾弗以富有說服力的論據指出，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與資本的調整（尤其是金融調整）密切相關，廣大工人群眾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西爾弗的觀點至今仍有很強的針對性。當前，國際資本正以「全球化」的新名義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擴張，其中一項核心機制就是金融調整。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再次證明，與其他調整方式相比，金融調整能夠把勞資矛盾嵌入更廣泛、更嚴重、更尖銳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中（如2011年英國騷亂和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對工人階級和工運事業的負面影響更大。如何有效應對金融調整，是工人運動未來發展中面臨的嚴峻挑戰。
2. 工人力量的構成
勞資雙方的利益博弈，本質上就是力量的較量。工人的鬥爭能否實現預期，取決於他們自身的力量。因此，西爾弗把研究工人運動發展動力機制的焦點放在工人力量構成上。她引用艾瑞克·奧林·懷特（Erik Olin Wright）的觀點，指出工人的力量主要由兩部分構成：組織性力量和結構性力量。前者是「由於工人集體組織的形成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力量」，取決於集體組織（如工會）的動員能力；後者是「由工人在經濟系統中所處的位置所產生的」，來源於勞動力市場、工作場所等結構性因素。
區分組織性力量和結構性力量，在理論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過去的工運理論表明，工人階級力量的獲得必須依靠組織。也就是說，工會或者工人政黨是工人階級力量的發動者和掌握者，只有通過它們把工人群眾組織和凝聚起來，才能彰顯工人階級的力量。但西爾弗提出，外在的組織動員和工人自身結構性因素都是工人階級力量的源泉，特別是在工人階級作為集體行動者出現時所具有的結構性因素，對階級力量的形成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一點很好地解釋了為何在集體組織缺失的情況下，工人的抗爭仍然可以贏得勝利。以20世紀汽車產業為例，當時「及時生產」方式被大多數企業所採用，這種生產方式表面上削弱了資本對組織化工人的依賴，破壞了工人的組織性力量，但在實際工作中，工人的「戰略性地位」在勞資博弈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強大的結構性力量使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更容易遭到制約，從而迫使資本家作出妥協。
上述兩種力量的並存，使工人運動變化發展的異質性因素不斷增加。在《勞工的力量》一書中，西爾弗詳細考察了19世紀以來主導產業（分別是19世紀的紡織業、20世紀的汽車業以及即將成為21世紀主導產業的半導體業和核心服務業等）的工人運動，其研究成果表明，處於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產業領域的工人階級所擁有和依賴的力量不同，導致他們在組織方式、維權策略、集體行為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各個主導產業的工人運動就形成了不同的形態。可以預期，在未來發展中，世界工人運動發展模式將呈現多元化狀態。
3.工人抗爭的方式
對於工人階級來說，無論是應對資本的調整，還是自身力量的形成，都須依靠一定的抗爭方式來實現。 《勞工的力量》把工人抗爭方式統歸為兩類：一是馬克思式抗爭（起源於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它是工人階級反對生產過程中資本剝削而產生的行為；二是波蘭尼式抗爭（起源於波蘭尼的「雙重運動學說」），它是作為社會主體的工人反對勞動力商品化而產生的。這兩種抗爭方式在鬥爭目標、行為實質、實現路徑以及與國家社會的關係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簡單來說，馬克思式抗爭更強調「階級化」概念，而波蘭尼式抗爭則圍繞「反對商品化」而展開。但兩者也有相同之處，比如都以勞動力商品化為理論前提，對工人階級的貧困和苦難都給予足夠的關懷，反對任何以人類為商品的做法等。正是這些相同點，使兩種抗爭方式服膺於工人階級不同時期的現實體驗——工人對自身處境是傾向於被剝削的體驗還是被商品化的體驗，將決定他們在前進道路上所採用的鬥爭策略。西爾弗據此認為，對世界勞工的長期動態研究，必須同時關注馬克思式和波蘭尼式抗爭。
事實上，在工人運動激進性下降、對勞工社會保護日益重視的歷史背景下，西爾弗更加突出對波蘭尼式抗爭的研究。首先，她充分評價了波蘭尼式抗爭在推動國家社會化（構建福利國家）進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這個進程本質上是福利國家將資本利潤的一部分返還給工人階級的過程，其後果是加強了工人階級抵抗商品化的能力，增加了工人階級進行勞工抗爭的手段。其次，她明確指出，萬物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的內在衝動，工人階級去商品化的抗爭必然遭到資本家的強烈反對。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政策不斷加劇勞動力、貨幣、自然等一切生產要素的商品化進程，使其別無選擇地席捲全球。在商品化浪潮超出國家控制範圍而真正具備跨國特點的情形下，去商品化的鬥爭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勞工國際主義」來作出回應。但另一方面，出於保住生計和免遭競爭的考慮，加上國家權力的干預，發達國家的工人群體更容易被碎片化，難以形成馬克思所說的「國際性聯合」。西爾弗也承認，新時期的商品化進程「本身並沒有為勞工國際主義提供紮根的肥沃土地」。因此，波蘭尼式抗爭注定是一場艱難的持久戰，它究竟能為「對利潤的追求真正服從於對所有民眾生計有所保證的新的國際體制」作出多大的貢獻，是一個需要長期觀察和深入研究的問題。
綜上所述，西爾弗認為，工人運動發展動力機制的產生和運行，是資本調整、工人力量構成和工人抗爭方式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也決定了工人運動變化發展的複雜性。更重要的是，這種複雜性與世界政治變革的複雜性密切相關。西爾弗在《勞工的力量》結尾預言，「21世紀工人運動的發展軌跡，將繼續與（變動著的）戰爭和世界政治之間的動態機制交織在一起」。這啟發了我們，在面對世界工人運動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應當更加重視和關注世界政治背景，運用「世界—歷史」視野，重新審視工人運動危機的成因、深度和性質，並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發展趨勢做出全面客觀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