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次到澳門，在一家頗有名氣的茶水檔吃著其馳名的豬扒包，旁邊坐了一枱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他們的談話內容無意的瀉過來了筆者那邊，本來無心偷聽，但他們談的竟是王家衛的電影，筆者不禁將注意力從嘴唇邊的豬扒包轉移到他們的對話中。當中有一位男士說，「王家衛的電影不外乎是拍給外國人看而矣」，其親友中不少都拍手叫好，忘我附和。 聽到這裡筆者才發現，「拍電影給外國人看」，原來已不僅是在學院中大談東方主義、後殖民論述的學者墨客談論電影時的專門語言，還已經是一種登堂入室、閒話家常時也會動用到的判斷電影的標準。而不問可知，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所意味的，便是各種各樣的早已為外國人愛戴的「異國風情」和刻板典型， 曾幾何時，只有張藝謀、陳凱歌等所謂中國第五代導演，又或是香港的王家衛等的「藝術電影」，才有資格承受「拍電影給外國人看」、「為外國的電影節拍電影」等批評，說不定這些批評還能刺激出某種被虐的快感——罵的固然感覺良好，被罵的也是高潮迭起。周星馳的電影？不受盡低俗無聊等指責已是皇恩浩蕩了。但滄海桑田，自從《少林足球》開始，已有評論者說周星馳的電影，透過在國內取景、減少廣東話對白的笑位，刻意淡化其土產等色和香港身份，現在的《功夫》還要是哥倫比亞這家跨國電影公司投資的作品——足令上述的指責已不是「藝術電影」的專利了，而是幾乎所有大規模公映的非荷理活電影都走避不及的咒語。 我們當然可以電影的故事、對白、場景等文本內容判斷這些指責是否合理（到底，片中失去星爺電影廣東話對白的慣常神采、袁和平的matrix式動作特技、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場景，除了擂台外沒有任何展現其複雜的社會關係、人際關係的餘地等，都是礙眼得有點過份），但有趣的是，對《功夫》的另一種流行理解卻是這是一非常屬於「周星馳」的電影，充滿了他對功夫電影的記憶、他對舊時香港的想象、對他來說很深刻的符號的作品。簡單來說，《功夫》便是周星馳心目中的功夫世界，或是他對功夫世界的狂想曲。一切看不明，說不通的地方，不要緊，入星爺數好了。 除了不少論者都持《功夫》是周星馳的功夫世界觀的反映，電影上畫前，周星馳夥同文化研究學者大談他自己的從影歷程、創作心得等，不也是將他從一位純粹在無數大收特收的笑片中粉墨登場的喜劇演員，清清楚楚地提升到一位有自我、有個性的電影作者的一些marketing動作嗎？當然不是說周星馳給論者不合理地抬舉了，只是有多少周星馳的電影，並不存在那種小人物符碌走運成了偉人的狂想曲式世界觀？周星馳是否真的到了最近的兩三套電影，才開始注入他自己的想法？還是若不強調其電影作者身份，星爺的電影便會給淹沒在全球的流通中？當中是涉及一種因為marketing需要的論述轉化，還是看來與論述相對的「實質內容」的「進步」和「成長」？ 由給電影籠罩的簡單演員到自成一格的喜劇泰斗，與及環繞《功夫》的兩種說法——一是收跨國公司資金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二是電影演活了周星馳的個人功夫世界——是巧合的矛盾對立，還是其實唇亡齒寒缺一不可？星爺迷（包括筆者）當然可痛星爺的墮落，但從電影的整套生產和推銷過程看全球和地方複雜辯證的關係，我們還是可以阿q地找到點趣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