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今期 “全球聯陣15期” 稿件，今期聯陣專題是教育私營化，背景是政府將於七月三十一日遞交開放高等教育的清單給世貿 (內容至今不詳)，關注教育議題的朋友務必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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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一題神州答問：在05年，內地家庭要花多少年收入才能供養一名大學生？
內地近年教育產業化的趨向 阿丙
對關心內地情況的朋友，大概都有聽聞國內的教育、醫療與房屋近年急速商品化，以至被稱為壓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其中高等教育的收費更是不斷升，以至脫離鄉村以至一般城巿人民的負擔能力。雖然中國還沒有因加入世貿而對外開放教育領域，但是從近年學費升，大專院校改革、合併、擴招等現象的發生，大概可竅視國內教育正朝產業化與商品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教育產業化與商品化的惡果正不斷湧現。
大學擴招與學費升
國內近年大專院校不論從收生以至學費均有大幅增長，大學生人數從98年的340多萬驟升至05年的1400萬，七年間增幅近4倍，確歷史罕見。另一方面，大學學費近年也急速上升，從95年的800元一年，急升至 2005年的5-6000，加上住宿及各項收費，1萬元1年是平均數 (內地4年大學制即4萬讀一個大學學位)。若跟香港的大專教育比較，4萬元不算大數目，但國內人均收入在不久前才剛過1千美元，即人均收入不足8千，4萬也即是一名工作人口超過五年的淨收入，而內地城鄉收入極為懸殊，鄉村平均家庭收人才3-4000，要供養一名大學生成了幾近不可能的重荷 (有個說法是“一人上學，全家吃糠”)，以致許多鄉村子弟縱使能升上大學，家人總是既喜又哀，為籌措學費而苦惱不已，許多更因而放棄入讀高等教育的機會，國內學者肖雪慧便曾指出中國城鄉入讀大專的比例已高達數百倍，情況教人憂慮。
中國大學教育急速澎漲的推手
中國教育從九十年代中後期至今急速澎漲，其中一個原因相信是國際投資組織的大力鼓吹，像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副代表湯敏，便被國內稱為中國教育產業化之父 (雖然湯本人不認同此稱號，因他自辯沒有將基礎教育產業化)。湯敏曾表示，在內地推進大學教育產業化，是借鑑菲律賓經歷金融風暴的經驗，因內需不足而導致經濟呆滯。增加大專學額與學費，既可增加內部消費，同時亦可減低失業率 (大學生四年後才畢業) ，更為長遠人才需求提供培訓，可謂一舉三得。
可是內地經過數年擴招的結果，是大量低下層因教育而上巨債，部份學生更不堪沉重的經濟壓力而走上自殺之途，又由於大學生人數驟升，巿場供過於求，導致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卻未能找到合適工作，尤其來自農村的大學生，遭受嚴重歧視，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不過冰山一角罷了 (來自湖北在廣州工作，因未帶居留証上街，後遭拘留並毆斃) 。以上種種，皆顯示以商品角度處理教育問題，將會衍生沉重的社會代價！
國內教育部的說法
對於教育急速產業化，內地部份教育部官員是公開反對的，例如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便常有批評學校亂收費，要求加強對貧苦學生支援等言論，而獲得直率部長的美譽。張保慶曾公開反對和批評教育產業化，認為教育是體現社會公平，是崇高的公益事業，不應產業化。又說現在學費過萬是過高，提出國家制訂的學費是成本 25%，以平均一萬四千計，學費就應是三千五了。張保慶言論曾引起內地民眾高度迴響，而內地在03年也曾革退了三百多名亂收費的校長 (張保慶去年六十一歲，被國務院免去了副部長職)。
雖然部份官員為國內教育政策的走向帶來些光明，但是有評論指現在國內教育問題是整體政策問題。例如中國政府花在教育的開支只有 GNP 的2%，在最近數次的世界排名皆是 “尾幾” 之列，比很多非洲國家也不如。然而在1996 年上台的《教育法》，曾列明教育開支要達到 GNP 的 6%，如今只有三份一，即明顯相關部門有法不依。此外，亦有研究指中國要維持現有大專服務需四千億，但實際投入的只有八百億，其他經費何來？就是各大學向銀行貸款，然後透過收取高昂的學費以作償還。從好一面看，是中國政府若能真正落實對教育的承擔，學費將可大幅降低；但從壞一面看，是經過十年的教育法還沒有落實，是中共刻意地減少對教育的承擔，並以巿場作為拒絕承擔的手段了。
北大改革：官僚與巿場化的兩難
雖然近年大陸教育巿場化的趨勢教人憂心，但國內教育事業同樣教人關注的是官僚問題。就以曾經牽起國內高度關注的北大改革為例，官僚與巿場化便曾成為論爭的兩條重要戰線。先說官僚問題，北大作為國內重點大學，每年經費達十億，然而像其他國內大學一樣，來自黨的管理層對校園各範疇皆擁有甚高的決策權，不論是收生、人事、教材、考試各領域皆然 (比如收生，政府佔95% 的收生權)，一個使人震驚的數字是三份二北大員工皆為管理及支援人員，前線教職員只得三份一。這樣的結果是辦學自主權與學術自主權皆受高度制肘。官僚擁腫的同時，是人治色彩極濃，不少北大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形成小圈子。甘陽便曾稱之為近親繁殖。
北大改革，一個重要方向正是巿場化，根據改革建議，除了正教授是終身教席，其他職級包括副教授也只能是合約制，要升職的其中一個要求，是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 (跟香港相像) ，背後邏輯自然是巿場競爭，汰弱留強，但遊戲背後卻是學術自主的喪失，學者為迎合國際學術期刊的口味而研究外國熱門的課題，卻將本地重要但不熱的課題擱下，長遠將導致本土研究的嚴重缺失。而海龜派 (海外歸來) 又將佔大便宜，相對長期留守本國，對本國問題認識更深，對本土關懷更投入的學者可能被 “淘汰出局” ，對整個學術氣候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除北大教授聘任，學科的開辦也建議引人巿場機制，將 “不受歡迎” 的科目 (像文史哲) 減縮。而確實，北大近年文史哲的收生確是不斷萎縮，不少評論皆憂慮，若然北大的課程以巿場作為開辦與否的唯一標準，則北大將喪失大學作為文化傳承與開創的重要社會角色，而淪為職業訓練場，又或國人到外國繼續升學的預備班，這又無疑成了文化上的被殖民，喪失國格上的自主與自尊。
然而值得一提是，以上北大的 (巿場化) 改革皆是針對師生，對黨控制的官僚體制卻未有觸動 (北大改革的發言人張維迎解釋這不過是為了循序漸進)。
結語：巿場化是解決官僚的出路嗎？
針對中國教育當前狀況，有觀點認為巿場化是解決官僚腐敗的有效手段。然而經過廿多年改革開放，國內大氛圍已從改革初期仍帶理想主義的 “為人民服務” ，轉而今天赤裸裸的 “為人民幣服務” (借王朔語) ，尤其看到內地學費連年升，雜費名目層出不窮， “賣文憑” 之說更有所聽聞，以巿場化解決官僚問題實教人存疑！
唯可惜的是，教育作為一種人權最先正是始於馬克思主義思潮，相信透過教育才能自我認識，進而真正自主地創建平等的社會。而作為人權，正是教育作為基礎讓每人可自主而公平地參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生活領域。而中國傳統那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追求的正是教育在個人修養與公共性關懷兩者的共同長進。如何保有教育作為公共性的事業？既不淪為官僚特權的附庸，亦不淪為巿場搜括民脂民膏的工具？這便有待大家的討論與共同關注了。
***神州答問答案：據安徽調查，縣城是8.6年，農村是18年。
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5-11/01/content_37115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