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東方日報
在香港，每每面對私人歷史建築物保育的爭議，公眾的角色總顯得蒼白無力。又由於香港的古蹟保育條例如此落後，若物業未被介定為法定古蹟，政府沒有法定權力阻止業主拆去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私人建築物。大家都清楚，所謂的歷史建築物評級三級制，只屬建議性質，沒有法定意義。
因此，該物業能否保留，永遠只關乎政府和業主之間的交涉。政府，頂多是受公眾壓力下，嘗試一下游說業主，探討轉換發展權､換地等方案，但決定權還在業主；要政府花公帑收購物業，由受制於｢審慎理財｣大原則，好像對不起納稅人般（但每每動用數百億元興建大型基建又如此樂意）。長遠而言，保育私人歷史建築物，有何出路？
限制發展權，等於侵犯私有產權？
往往談論私人歷史建築物保育的政策，總離不開｢尊重私有產權｣的論調。私有產權指的，基本上就是業主有其擁有權､佔用權及使用權，並有權決定誰可進入該物業。私人業主也具有轉讓權，以及在金融制度中以物業作抵押的權利，直至不再擁有該物業才失去上述的一切權利。
私有產權是資本主義社會重要基礎，必有法例保障。若法例上容許法定機構有權力強徵私人物業，必須有其凌駕性的公眾利益為由，例如徵地作公共基建，強徵物業作市區重建等。但私有產權，是否代表業主能對該物業擁有一切權利，包括轉變用途及重建發展權？
在香港，規範一幅私人土地的用途和發展規模，主要有三大方面：該地段地契､法定規劃圖則和《建築物條例》。根據《城市規劃條例》，規劃委員會要為｢促進社區的衛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而有系統地就香港某些地區擬備規劃圖則，因此我們可理解法定圖則為著公眾的福祉有其凌駕性的地位。地契則是作為全港土地大業主的政府與租客之間的契約（即我們所說的私人地其實只是向政府租的地），政府透過地契條款規範該土地的用途及發展規模，若租客違反地契條款政府有權沒收土地。而《建築物條例》就涉及更仔細的層面，主要是控制建築物對使用者及周邊公眾的安全和衛生。
規劃層面上，我們可把關乎公眾生活質素的元素加諸於法定圖則上，或由城規會在審批規劃申請時視之為重要考慮因素，例如當區的重要通風走廊､景觀走廊､山脊線景觀等也需要保護。可是，關於歷史建築物保育，在規劃層面是缺席的，《建築物條例》更與保護歷史建築物無關。
若果說，為著保存歷史建築物與社區的關係，將重要的文化資產傳承下去，以及保存都市地景獨特性 ，這些足以成為公眾理由，凌駕於私人業主在其地契所容許的發展權嗎？雖然，只要是法定古蹟就不能拆，具有凌駕性意義，但成為古蹟門檻極高；而那些只獲評級的私人歷史建築物，隨時被消失。要保育，公眾除了用群眾運動要求政府出手阻拆，也別無他法。
保育中的公民權利與義務
支持保育的，當然希望香港有強而有力的保育政策，政府有法定權力阻止業主拆掉重要歷史建築物，但強硬的要求往往只換來侵犯私有產權的指控。因此，我們經常只圍繞換地､發展權轉移､政府出錢收購的方式作思考，談長遠政策則構想成立基金或信託等，但這一切也只基於要為業主因失去原有｢發展權｣作補償去思考。保障業主的發展權總是理所當然的，為著城市的文化資產保存總是不值付鈔的。但不論政府出手或是業主願意不拆，將來如何保育或活化，公眾也毫無話語權。保留下來的建築物，也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綠屋或「1881」，成為去掉靈魂的軀殼。而即使是越來越多人談論的保育信託制度，又是否可保其獨立性，提供公共化的平台，體現公眾對私人歷史建築物保育的參與權利與義務？
公民社會求公民社會既然著急要求保育，理應有義務一同承擔該建築物的保育。信託制度值得發展，那是直接對應保育及修復開支的工具，但在這之上我們更應思索一套關於歷史建築物保育的新｢契約｣制度。
我們可想像一下，由公民社會一同承擔該建築檢驗及維修保育費用，甚至是相關的公眾教育活動和研究工作的費用，而業主雖然能繼續持有該物業業權，亦有轉讓權。那筆由公民共同承擔的費用，可以藉信託方式去運作，但大前題是業主與公眾之間應重訂一套新契約，就建築物的將來應以民主､透明的方式去作決定，業主不能自行決定。
獲授權的信託單位必須是獨立､透明､具問責性的。而到底信託的架構形式和經費來源（如先由政府注資､公眾自由捐獻或建立會員制等）的具體問題，可在社會上繼續深化討論。
然而，不論信託､基金或其他集資模式也只是形式而已，最重要的是從制度中彰顯公共性，讓歷史建築物保育成為一件共同承擔的任務，並讓大眾集體性地分享其意義和價值。
作者為本土研究社成員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5年8月24日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