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保安問題可獨立探討，在此特意加上教師作為共同討論的課題，目的是為了給教改折騰得透不過氣的老師們引入更闊的討論與思考空間，嘗試將教改跟其他社會現象並排以思考香港社會的整體政治、社會面貌 (跟教育當局提倡的通識理念是一致的吧) ，以期教育界 (以及保安及其他界別) 能 “宏觀的思考，微觀地抗爭”。
在上一篇文章 (教師遊行報道) 曾提及法國68年的 “五月風暴” ，以此為引子，相信有助對問題的探討。五月風暴涉及多位學者作為運動的思想導師，在此提出兩位。第一位是沙特 (一位帶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者) ，在運動前數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中，便曾走到被法國殖民的阿爾及利亞人民中，反對殖民主義，讓無數青年重新思考國族身份問題，重新思考個人作為主體應如何理解對責任的承擔。例如法國人，在殖民主義下成了既得利益者 (很多雖是不自主地)，但對被欺壓的被殖國家人民，是否應付政治與道德責任？
第二位是傅柯 (Foucault) 。若沙特代表的是法國 (甚或西方) 對何謂自我主體的詰問與反思，則傅柯是更具體地問，現代社會的個人是身處怎樣的環境或關係網絡中？這種關係如何塑造個人？而每個個體跟現存體制到底構成怎樣的關係？轉化又是否可能？
以上說法相信很抽象，傅柯遂借助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觀念以說明其見解，那便是邊沁 (Bentham) 的圓形監獄。圓形監獄的設計仿如羅馬競技場，每一個監房平均分佈於圓形外圍，而中心是一個位置較高的獄警室，可從警室窗戶對所有監房進行監視，加上百葉簾的設計，便讓所有監犯任何時候都提心吊擔，不知獄警是否在監視自己。
這就是傅柯對現代社會的比喻，不只是監獄，更是其他制度如學校、精神病院、醫院、軍隊，甚至國家的寫照。這些制度跟圓形監獄的區別可能只是監視的形式，即並不是直接用眼監視，而是用上現代社會新興的技術，如統計、檢查、考核、調查、紀錄等技巧。其結果是對現代社會每個個體生活形態的高度監控與 “規訓” (discipline, 包括規範、校正、訓練、懲戒、教育等意思) 。
這種現代社會體制源於高度的理性化，基本假設是社會間高度的不信任，並企圖以政治權力的擴張消弭當中的不確定性。只是，此權力制度架構帶來的惡果是規訓者與被規訓者的相互折磨，被規訓者常處於被監督狀態，自然使其精神長期焦慮、繃緊，而規訓者處於被規訓者的包圍下同樣是不得自由，長期活於被反抗的恐懼中。
雖然傅柯理解現代社會就是處於這種互相折磨、互相逼迫的體制。但他指出社會群眾甚至規訓者的視線總是被轉移了。尤其當權者 (跟規訓者可以是重疊) 擁有完全不對等的話語權力，他們就像法官一樣為每件事定性，只要當權者套上公眾利益、社會進步、秩序、改革、公義等話語，規訓帶來的非人性暴虐便被無聲煙沒。而當權者的話語若能贏得大多數公眾認可，便會成為主流論述，作為統識 (一種觀念、意識的統領，卻不是單從威迫帶來的) 。這時，社會制度的暴虐，便不應簡化為當權者的單向意志推動的結果，而更涉及所有參與者的順從與配合。
至此，現代社會可被視為 “理性瘋癲” 的社會。這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對 “理性判斷” 的盲目崇拜，當權者自視為一切事物的法官，自信能為所有問題是非黑白作最後定奪，遂自視為至高無上的立法者，自覺為引領大眾的啟蒙者與領導者。第二個層次，是對 “理性程序” 的盲目崇拜，嘗試將所有主觀的、情感性的、難以簡易比較的社會因素剔除，並以程序化的、指標化的技術作為社會制度的唯一合法標準。
以上介紹傅柯對現代社會的剖析，是為了將教改及警方的行動作宏觀思考。若以此作思考視角，則兩者相近處包括：1、當權者均有對現行社會的看法並設下規劃藍圖，並以其 “理性判斷” 作為量度社會現在與將來的尺度 (從上而下的教育改革 / 高層推動的都巿治安整肅) ；
2、以強力政治及行政手段將藍圖落實，用的行政手段都是將本來複雜、豐富、多樣的社會內容化為易於統計、量化、歸納的管理數據 (教改的文件報告 / 保安的失職歸類)；
3、籍其優越的社會位置為事件定性 (教改就是應該，方向就是正確的 / 監督失職保安就是警方職責) ；
4、被管治群體成了被高度規訓的對象 (教師的時間怎樣使用，用甚麼方法教學，如何訂定進度與審核，甚或課餘時間都不能自主 / 保安對訪客的態度，問甚麼問題，工作時的精神狀況) ；
5、規訓的結果，是互不信任的社會關係，如同活在韋伯 (Weber) 所說的現代性的鐵籠中 (老師給予學生的情感支持或短期不見成效的思想啟迪全不被重視，卻被指為不適應一群，教育界瘀血 / 保安跟住客建立的友誼、互信、額外照護、真誠體諒全被抽空) ；
6、規訓者亦不好過，不能或不願對被規訓者的實質境況進行細究，否則會對本意的 “善” 卻帶來實質的 “惡” 愧咎萬分 (面對過萬老師上街，羅太那十多人的 “教師會議” 竟兩人發言，並說教師壓力跟教改無關，羅太不願面對現實的恐懼可見一班 / 警方行動完成，如何懲處成法官責任，被警告保安若將來見新職被拒，不是警方思考課題) ；
7、在媒體及大眾層次，官方話語常被視為客觀、中立的消息，而將知識背後權力的面向抹去 (knowledge/power，在傅柯眼中，兩者是互相結合，一體兩面的) (大眾常會認為教改是好的，因高官及廣告不斷說是好的，但若問教改的實質內容卻不大清楚 / 警方維持社會秩序就是好的，對怎樣維持卻不甚了了) 。
面對如此非人性的現代性社會面貌，可以怎樣減輕其對社會關係的敗壞，甚或人性的沉淪？下一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