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電影是要不斷克服自己血液裡的毛病。」
感受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和沉滯，賈樟柯這樣形容自己的位置：「我覺得自己是個當事人。」賈樟柯的作品帶著細膩的傷感；但在傷感之同時，其冷靜和節制又表露出敏銳的思考和批判力。《任逍遙》裡的大同少年斌斌、小濟、巧巧，他們穿著之入時不下於香港青少年，卻連酒店浴缸的水龍頭也不懂扭開。然而他們面對環境時的無力儘管如此昭然若揭，電影卻始終讓觀眾與角色拉開距離，拒絕讓觀眾找到可以徹底洞悉人物內心的超然位置——沒有大特寫，沒有前後運動，鏡頭要嗎在一個足以看到大半身子的距離外僵立不動，要嗎在一個很近的距離內，被電視機或其他雜物擋住了視線。賈樟柯說：「在拍電影的時候，我會和人物保持一個距離。我覺得電影沒有純粹的客觀，但我要有一個客觀的態度，可能正因為我自己是個當事人。作為一個當事人，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反省自己身上文化上的負面東西。
「95年一開始拍電影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叛逆者；但到現在我覺得，我本人也是被時代局限著的一個人，包括對我們的文化上面的負面元素的認識，對融匯到我們血液裡的東西一種不清晰的認識。拍電影就是要有一種文化自覺性來不斷地來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
「譬如說我們很久沒談到的，法西斯主義藝術，但或許在中國現代藝術裡，它改頭換面又回來了。這個事情很麻煩，就是我們所一直反對的東西，像革命文藝裡那種主觀的、具有強權性質的某種東西，突然它以現代藝術的面貌回歸了。
「像有一個行為藝術的表演，藝術家是誰我就不說了，他自己收藏了一個宋代的瓷瓶，他的藝術就是把它砸掉。我覺得這個藝術特別殘暴。他覺得他佔有了一個藝術品，他就有權把它毀掉，我覺得這是一種紅衛兵的藝術。這種藝術也包括《英雄》，我覺得《英雄》不可思議，我覺得一個有文化反省意識的藝術工作者，不可能拍出這樣崇拜強權的電影來。我覺得武俠精神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弱者的想像，在《英雄》裡則變成『強權有理』的一種意識——不管電影多麼賞心悅目，對我而言它是匪夷所思的。很麻煩，很多這種事情要搞定。
「我覺得這種行為是無意識的。問題是為什麼不自覺的就會出現這種『強權有理』的意識（如果是自覺的就更麻煩了），而且有一億到兩億的人去看。我覺得有時藝術家在文化上的判斷要很小心，應該養成自覺的反省。因為很多東西是在我們的血液裡的。」
賈樟柯反覆地說，他覺得中國現實社會狀況十分複雜，他特別擔心把它簡化了。他認為藝術工作者需要一種「獨立性」——然而「獨立」的意思是，不要太自信，不要太輕易下結論。「我覺得很多大陸的藝術會有一種盲目的自信，很輕易就下結論，掩蓋了真實的問題。應該什麼事情都看看。面對人來說，也是一種對人的尊敬，就是不要那麼簡單就下結論說對／錯、好／壞，其實有很多東西是曖昧、模糊的。我特別不願意把別人想像成不幸福的。」
在閱讀賈樟柯的訪問時，我總想像他說話的速度是比較急促的，因為他的話是那樣條理清晰。但其實賈樟柯說話是相當輕柔而緩慢的；如果他的話裡有著鋒芒，那只是因為，他明顯已經把那些事想過很多遍了。當我們被他所描述的滑稽事情弄得大笑不止的時候，他總是早我們一步把話題拉回他所思考的事物之上。因此我由衷地相信，他的步調不會輕易被其他事物打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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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寶：賈樟柯的青春殘酷物語
3. 謝曉虹：《世界》
4. 阿野：無間《世界》
5. 阿野：電影的多重身——訪賈樟柯
6. 郭詩詠：飄泊的《世界》
7. 鄭傳鍏：地上世界
8. 鄧小樺：「關於那個時代，好像只說了一句」——訪賈樟柯（上）
圖片來源：中關村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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