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於○五/○六財政預算案中建議取消遺產稅，此舉除為了進一步推動本港的資產管理業務發展外，亦希望紓緩中小型企業的壓力，避免經營者一旦身故後，企業因資金被凍結而造成周轉困難。
唐司長表示，稅務局去年完成的遺產稅個案中，遺產值在二千萬元以下的個案，佔所有須繳稅個案數量約七成，當中不少中小企經營者沒有為遺產作安排，由於遺產稅評核須時，期間資產被凍結，導致資金周轉不靈，出現經營困難，令家屬及員工陷於困境，因此取消遺產稅對中小企有利。就這個說法，筆者於財政預算案宣讀翌日，致函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庫務）黎年，查詢該七成個案之實際稅收金額，及其佔整體遺產稅稅收金額的百分比。
約兩星期後，局方首席助理秘書長（庫務）吳麗敏代表回覆，提供了○三/○四年度須繳稅個案的遺產稅總值，及超過和低於二千萬元個案之數目及稅收之分布情況。從這些數據看來，唐司長的說法似乎有取巧之嫌。
的確，該年度遺產值在二千萬元以下的個案數目，佔所有個案69%，然而這些個案收取的稅款，只佔遺產稅總收入不足23%。反而價值在二千萬元以上的個案，為數雖只佔31%，其收入卻佔遺產稅總值77%。若以每年十五億遺產稅收而言，這三成個案就為庫房帶來超過十一億元的收入。
筆者很欣賞政府對中小企的關顧和體恤，考慮從稅收方面提供協助，然而政府所擔憂中小企面對的情況，關乎行政上的漏洞多於稅項本身。因此政府應檢討及改善徵稅方法，提高評稅的效率，以減輕逝世者家庭的負擔及對其業務的影響，而不是廢除遺產稅。
再者，取消遺產稅會即時令庫房少收約十五億，雖然政府推斷此舉能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及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然而唐司長亦承認，「無法準確估計取消遺產稅會為香港帶來多少外來及本地投資」。
其實資產流向或投資者的考慮，主要視乎回報率、投資環境的穩定性、資訊流通程度等因素，遺產稅的重要性相對較低。亦有評論指，大富翁或巨額投資者，往往懂得利用各種方法避稅。政府應該向公眾提供更多數據及資料，顯示有其他來源可以彌補同等收入，才考慮放棄這筆為數不少而又穩定的稅收。
現時擁有七百五十萬元或以上的財產便要徵收遺產稅，課稅率由5%起（遺產值為七百五十萬至九百萬元），逐漸遞增至15%（遺產值一千零五十萬以上）。筆者建議，與其徹底取消遺產稅，不如考慮將遺產稅的免稅值由現時的七百五十萬元，提高至二千萬；這樣一來，不少中小企可跌出稅網，稅務局每年處理的遺產稅個案數目亦大為減少，既節省行政開支，又同時能為庫房保留每年十多億的收入。
就上述意見，筆者已再次去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並將副本寄呈唐司長，建議政府再審慎評估各方利弊，才考慮是否一刀切取消遺產稅，以免每年十多億的收入損失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