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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連戰在大陸最該說的一句話

此次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連戰先生的大陸之行,在大陸媒體上的報導可謂舖天蓋地。一個落魄黨魁、一個失意政客,似乎比那些來訪的歐美元首更受重視和愛戴。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一夜之間就從臭狗屎變成了香餑餑——這是泱泱天朝大國對那些來朝的藩屬所慣有的態度和伎倆。然而,在表面上沸沸揚揚的背後,連戰此行其實並無任何實質性的收穫——中共方面未曾表示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亦未承諾拆除六百枚針對台灣人民的導彈。因此,「連胡會晤」只是國共兩個專制政黨的一場「二人轉」而已。

  連戰在北大發表的演講,談及萌芽於北大的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傳統。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更迭之後,此自由主義傳統在大陸被中共極權主義政權連根拔起,薪火相傳至台灣亦遭致蔣氏威權主義政權的殘酷打壓。有意思的是,連戰在解答「為甚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大部份還是在知識份子中間」這個問題時,給出的答案與中共的教科書的說法異曲同工,他認為:「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世紀的最初那二三十年,這個國家所面對的是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整個國家都在列強帝國主義燒殺擄掠下,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老百姓的生活已經到了一個貧苦的極致,烽火連天。在這麼一個環境之下,中國人民實在是沒有一個那樣的環境來冷靜地思考,自由主義所代表的一個深刻理念,當然在校園裡面百花齊放、百家齊鳴,但是終極在最後,能夠吸引、號召青年人的,不外乎還是以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三民主義的路線和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社會主義總路線這兩條路線。」這是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學說的一個庸俗化版本。連戰希望以此說法來討好中共方面,卻也不經意之間透露出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國共兩黨之間「難兄難弟」的關係: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來自於蘇俄的列寧——斯大林主義,國共兩黨的本質都是「反自由主義」的獨裁黨。國共兩黨先後執政、兩黨的意識形態先後成為主導思想,並非由於兩黨及其領袖能夠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而是專制制度較容易在短期內實現社會力量的動員和組織。可以說,以上兩種主義都是依靠著變種的列寧式的政黨架構、通過暴力殺戮和謊言灌輸的手段,強迫中國人民接受的。如今,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兩大主義均已不可挽回地失敗了——在彼岸的台灣,當民眾擁有了真實的選舉權利之後,他們先後兩次用選票拋棄了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思想;在此岸的大陸,民眾仍然沒有享有基本的人權,仍然被一黨專政的中共的暴力和謊言所劫持,但絕大多數民眾心中雪亮如鏡。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有一個政治笑話,講到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他因反蘇宣傳而受審,說他在紅場上向過路行人散發空白紙張。問他為何上面一個字也沒有寫時,他的回答很合邏輯:「有甚麼可寫的,大家都一清二楚。」——這就是連戰先生所諂媚的「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大陸的真實處境。連戰以兩大殭屍為圭臬,只能說明他自己也是殭屍家族的成員,台灣早已沒有多少人信任他,大陸也沒有多少人會敬重他——那些整整齊齊地排列起來歡迎他的人群,全都是中共方面精心安排的,若干場面與金正日所統治的朝鮮驚人相似。在大陸媒體上甚至出現了對連戰兒時夥伴的採訪,說連戰小時候摔了跟頭也不哭,儼然非同常人。此種造神運動,沿襲於昔日帝王傳記,任何一個熱愛自由民主的現代公民都會覺得噁心之至。連戰先生卻不以為恥,反倒甘之如飴,誠可悲矣。

  連戰臨行之前,有台灣的人權組織希望其向中共方面提及楊建利案件等人權事件,這顯然高估了連戰的人格、骨氣和政治抱負。但是,我個人認為,作為中國國民黨的現任主席,在訪問大陸的時候,有一句話是非說不可的: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台灣,留在大陸數以千萬計的與國民黨及其政權有著這樣或那樣關係的家庭,成為共產黨時代被殘酷迫害和長期歧視的對象。僅僅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五十年代,土地改革、鎮反運動等,就導致了上百萬人的死亡。據《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在缺乏精確的官方統計數字的情況下,也不知道處決的人數,但城市主要的反對反革命運動可能造成了五十萬至八十萬人的死亡。」在此後的反右、文革等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中,更有數百萬人成為永遠的「賤民」(「黑五類」),他們及他們的親人統統被排斥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之外。其實,他們中的大部份人並沒有參與國共兩黨的鬥爭,僅僅是與中華民國政府或國民黨有過一絲一毫的聯繫,就被烙上了終身無法解脫乃至禍及後代子孫的「恥辱之印」。我的外曾祖父就是一個例子:他是當地一位有名的中醫,開了一家藥舖,因為他為人正直善良,被街坊推舉出來做了幾個月的保長。於是,中共政權剛一建立,外曾祖父就被剝奪了所有的家產和行醫的權利,被遊街批鬥,此後被懲罰掃大街二十多年。外曾祖母則被強迫背著磨盤在地上像狗一樣爬行,最終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殺。國共兩黨的殘酷鬥爭,就這樣讓無辜的小民家破人亡。還有許多曾參與過抗戰的國民黨老兵,他們雖然曾為民族獨立建立過不朽的功勳、甚至留下了身體的殘疾,在中共治下他們不僅未受起碼的尊重和禮遇,反倒成為歷次政治運動首先侮辱和打擊的對象。我在《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一書中曾經寫到一位名叫楊雲峰的國民黨老兵,這位九十五歲的老漢膝下沒有兒女,已淪為一名叫化子。但是,作為長城抗戰的主力部隊二十九軍的一名老兵,楊老漢年年都要積攢盤纏來盧溝橋看看,不是為了感懷,而是為了生存,他把當年的戰場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份。連戰主席最該會見的是這樣一位民族的英雄。我還在最近出版的《血色記憶——騰沖抗戰見證錄》一書中,讀到了數十名當年參加抗戰的國民黨老兵的照片和簡歷,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比別人承受了更多一份的政治磨難。當年選擇居住在雲南騰沖一地的,就有一千三百五十多位官兵,如今在世的不到百人。看到這些老人衣衫襤褸的照片,我的眼睛不禁濕潤了。連戰主席最該見的也是這樣一些民族的脊樑。

  這些人是連戰先生最不該忘記的,這也是中國國民黨必須面對的「歷史債務」。我想,連戰先生出於客人的禮節,可以不去譴責中共政權的所作所為,但對這些留在大陸、因國民黨的緣故而受苦受難的同胞,是否可以說一句安慰和關心的話呢?今年恰好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連戰先生是否可以對當年留在大陸的、如今還活著的國民黨老兵們表示幾分敬意呢?這句話究竟該怎麼說,連戰先生從政多年,當然比我更懂得組織語言、拿捏分寸。然而,讓我深感遺憾的是,直到離開大陸的那一刻,連戰也沒有說出這句最應該說的話來——連主席自然可以輕輕鬆鬆地對中共黨魁說「相逢一笑泯恩仇」,因為他本人根本就沒有受到過中共政權的傷害。但是,那上千萬被傷害的同胞呢?他們是弱勢的、邊緣的、沉默的大多數,像連戰這樣的政客是不會在意他們的感受的。但是,一個沒有歷史感和人情味的政治人物,又怎麼可以承擔起所謂的「破冰之旅」與「和平之旅」呢?

 余杰
《觀察》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