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電影月」，香港國際電影節加電影金像獎加「八合一」的影視娛樂博覽，終於風風光光地過去了。到處可見的梁朝偉拿着拍板的廣告牌還未完全拆
卸，主辦單位已急不及待抬出數字來領風騷。不但影視展參展片商數目增加，紅館舉行的金像獎（公開派票後）也幾乎爆滿……盛況中新人上台介紹中國電影百年歷
史的醜態卻貽笑四方。
那邊廂，電影節票房顯著上升，公司化第一年便錄得如此佳績，雖然部分安排引起非議，我們這些電影節退休老兵仍不禁替它高興。但且慢，年初還大喊倡導創意工業的特區政府，一個唔該便削減明年資助經費，真不知「攞景」還是贈興。
電影節為香港文化界旗艦之一，無論在國際上或對本地觀眾都有特殊意義。政府提倡創意工業的誠意我不懷疑，但對如此重要的文化活動抱如此輕視的態度，不禁令人又有「進退失據」之感。
電影為香港重點創意工業，但近年業績節節失利，不斷出現要求政府援助之聲。政府事實上也經常伸出援手，以各種方式協助拍攝，更撥出貸款基金，而最高調的，當數那一億元電影基金。至於那一億元有多少成效，大家心中有數。
電影市場萎縮，業界內外都喜歡引用南韓的例子，要求政府作出更積極的支持。但香港素以小政府、自由市場見稱，不能像南韓一樣樹立關卡，限制外國電影上映，節骨眼一項措施不能推行。
其實在愈全球化的環境下推行創意工業，某種程度的大政府是需要的。要有健全的創意工業，必須具備豐富的藝術根基，但藝術根基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催谷」而
成。香港開埠以來，文化與藝術一直是陌生的概念，近年「有番兩個錢」，開始發展藝術，但苦無頭緒，凡事事倍功半，西九龍那片爛攤子，正是缺乏藝術修養而急
功近利發展藝術的後果。
電影是藝術，也是娛樂，又是商品，政府扶助電影，應同時具備長遠與短暫的策略。香港不必像南韓一樣樹立放映關
卡，但其他措施仍可行，例如設立像「韓國映畫振興會」的電影局、提供資源及服務，包括如南韓政府為《大長今》般提供資料搜集服務，以補港產片劇本不足之
弊。其他如資助非主流電影或藝術性活動如電影節等，更應增加支持，以收久遠之效。
對電影工業提供資助之餘，政府更應恩威並施，避免凡事
被商人牽着鼻子走的往習。保存文物為健全創意工業必備的態度，正如上星期鄭傳鍏在本欄指出，香港電影頭二十年作品完全失傳，政府必須負起保存文物的責任，
趁資助之機，開出合法儲存 （legal
deposit）的條件，要求業界每部作品都留下拷貝給電影資料館（甚至提供沖印拷貝的費用），保存我們豐富的電影遺產。這也是南韓政府對當地電影工業的
要求，南韓業界也極盡公民責任，服從保存文物的頒令。
香港電影業界也必須了解，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得到政府資助，便要履行社會責任。他們要求政府仿效南韓，自己亦應向南韓業界學習。另外，政府幫助臨危的電影業之餘，推行合法儲存也可一洗「官商勾結」之臭譽。
更長遠的措施是教育。其實去年大家非常關注的教改，與推行創意工業也息息相關。南韓大部分大學都有電影系，起碼也有電影課，因此有大批對電影頗為了解的畢業生隨時可以加入電影工作的行例。
但更重要的是，培養思考能力的通識教育不應局限於改善香港人的就業潛質，而應着重提升人民及社會素質。大學應該有電影課、藝術課。這種知識的培養是任何健全社會必須具備的。
拿着一紙電影或藝術文憑，並不表示會在這些競爭劇烈的行業找到優差，更不表示會成為導演或藝術家。但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有足夠的機會吸納這種人才。一個
健全的教育制度亦應該培養出一批主修電影或藝術而能在非主修領域工作上勝任的學生，例如廣告界、設計界或教育界。有啟發牲及創意牲的訓練，在商界、法律界
或各界別的管理階層也有所用。
成為一個富創意的國際都會，不能只靠舉辦充滿白象意味的「電影月」之類的活動。我們需要的是長遠的視野及推行創意工業與教育改革的耐心與毅力。
香港電影反思系列之三
何思穎
《信報財經新聞》
2005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