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12月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明報》題為《為亞運穿衣戴帽，豈止阿寶一個》）
阿寶一出，似乎亞運就只是關乎運動員的事了，就只有運動員才有權發言。
一場綜合大型運動會，鏡頭裡的主角或許是運動員，然而整個舞台上的主角，卻肯定不是運動員。運動會如何推動民族主義、民族自豪感，奧運如何成為納粹德國及冷戰期間國力競爭的工具，這些意識在頒獎禮上國旗飄揚一刻，已經清楚不過。
亞運放到香港的語境中，又會是什麼的一樣東西？香港人要民族自豪感，認同中國運動員便可以了。香港運動員得獎的訊息，最可能代表的是「獅子山下」精神的再一次勝利吧，。不過，回歸已經十三年，香港再不會有九六年李麗珊獲奧運金牌，這個殖民時代行將結束，共產中國即將入主香港的時代，香港人那麼迫切地需要一個身份，一份自豪感。
如果沿著這條線索思考下去，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問的是，二零一零年或是直至二零二三年亞運會舉辦的十多年間，香港或香港人會關注的又是什麼呢？今年二零一零的關鍵詞有幾個，反高鐵、八十後、菜園村、鄉郊、仇富，當然還有——地產霸權。這幾個關鍵詞涉及的，都是關乎空間的爭奪。上文提到，一場大型運動會涉及的並不單止是運動員，例如最明顯的「持份者」自然是納稅人，然而無論有否交稅的市民來說，這都可說是一件他們必須應對的事情。
剛結束的廣州亞運會，耗資過千億人民幣，除了直接投資於興建場館以及運作經費外，政府又花了大把的金錢在基建工程及「穿衣戴帽」身上，所謂「穿衣戴帽」就是粉飾舊城區的外牆。此外，市政府又以有礙觀瞻為名，宣佈清拆廣州的城中村。城中村是一些保留在廣州城內的舊鄉村，村內租金廉宜，不少學生及低收入人士租住。隨廣州城發展，這些城中村變得像是佔用了城中黃金地段。亞運一來，政府便藉詞清拆，收回土地再行拍賣或轉賣予發展商。新建成的樓宇，又借亞運之名推高樓價，貧民們都被邊緣化，住到廣州城外去了，例如廣州及佛山之間的金沙洲，侯興建了大量廉租房，安置城中村拆遷的居民。
同樣在今年溫哥華舉辦的冬季奧運會，也展示了一場運動會對於一座城市來說，它的意味是什麼。除了因為興建場館已大舉開山劈石，收回原住民的土地外。溫哥華市政府在全市開展一項「文明城市」計劃，將把行乞及露宿定罪，政府又設計新型的垃圾筒，令窮人更難從中回收有用及值錢的物資，而新的長凳設計，加設橫阻，令露宿者不能安睡。
一場綜合運動會，真正的競賽是發生在賽場以外，一場市民與政府及地產商爭奪空間的戰爭。
廣州亞運會及溫哥華冬奧會發生的事情，在香港又是如何地熟悉。強拍條例及土地收回條例賦予地產商及政府極大的權力去奪佔土地，市區重建局及地產商在地價昂貴的地段收樓重建，無一不是趕走老舊街坊，換來一批中產，再來就是趕走小店鋪，清掃街道，將整個地區士紳化。本港街道的潔僻式管理，早已聞名，除了趕絕小販，行乞也動軏又拉又鎖，康文署設計的長凳，早已預防有露宿橫身而睡。這種中產化、以商業取代公共的高度管理的城市空間政策，正是往往以運動會的需要為名加以推行。
偏幫地產霸權，祟尚高度控制的城市管理政策，在今年二零一零年，已經到了集體爆發的臨界點，年初反高鐵包圍立法會，到保衛大浪西灣及南生圍，地產霸權一詞幾乎是人人瑯瑯上口，所有所有指向的，都是城市裡空間的爭奪。政府選擇在這個時間，再次計劃在明年一月中，即反高鐵一週年的時候，強行向財委會申請申辦亞運的撥款，無疑是一場由政府發動，要奪回城市空間主導權的戰爭。
政府常說，去年的東亞運動會成功舉辦，有助香港申辦亞運會。然東亞運與亞運會，何止是相距兩碼子的事。政府就東亞運承擔的直接開支，只有1.2億，亞運如今的保守預算也要60億。至於所謂的「成功」的東亞運，筆者曾在東亞運公司內工作，也實在希望談一談。
負責主辦東亞運的，其實是一間由政府成立的東亞運公司，除了公司自行招聘員工外，政府也借調了不少康文署及其他部門的員工協助籌辦東亞運。這隊臨時湊合的團隊，在籌備的過程實在造成不少混亂，例如售票安排上，某些賽事不設劃飛，又派飛過多，以東亞運男足決賽為例，門票都發出去了，但入場人數只有三萬多人。這些混亂之所以造成，很大程度是因為籌委會欠缺一些基本的體育常識。就以足球為例，筆者的某些同事便需要從開賽時球迷進場，到球員進場，再到鳴哨開球，淘汰賽賽平要加時，加時再和要射十二碼等流程，均要從頭認識。對於球迷買票的習慣亦毫不了解，因此男足決賽的門票，早就派去萬餘張，導致浪費。
毫無疑問，香港隊在東亞運的金牌榜上確是豐收了，可是東亞運一年過去了，我們的體育文化有什麼改變了嗎？「成功」就只是以金牌計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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