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港英政府的語文教育政策是本末倒置的，本來是外語的英語，竟以母語的方式作為授課語言：不需注重文化內涵語法運用，反而在教授母語中文時，卻推行語法的講授，結果怎樣呢？是英文不通、中文生硬，為了亡羊補牢，特區政府今後應當重新制定語文政策，以新加坡的現象為借鏡，才可揚言教育改革。
歷史背景、社會風氣、經濟效益、與政治動向四個因素，會左右中文教育的發展。猶記一九五六年南洋大學創辦時，中國冒起，南洋華人傾向祖國。華人經濟實力雄厚，在殖民地獨立前夕，政治壓力不大，華校的發展因此到了頂峰。南洋一帶華校學生超過一百萬，單就星馬兩地，便接近五十一萬。但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孤立，華人逐漸本土化，加上新獨立國家排華，華文實際應用價值降低。就算一九八○年李光耀不宣告南大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實際上是把南大結束──新加坡的華文高等教育亦會自動消滅。
星英語教學有民族背景
就算是中學以至小學的華文教育亦逐步萎縮。在南洋大學創辦的前後，新加坡華校學生的數目多於英校學生。一九五九年新加坡自治，英語成為官方語文。一九六一年政府將華文中學改學制，變為與英校合一的四加二，猶如其後港英政府將中文中學改為與英文中學相同的五加二。一九六六年開始第二語文教育，英校的第二語文是華文，華校的第二語文是英文，自此英校與華校的差別不大，英校亦有華文課程。為了子女未來的前途，大部分家長放棄華校而選英校，一九五九年入讀英校的只有百分之四十七，華校亦有百分之四十六。但到了一九七九年，亦即是南大結束前一年，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九十一與九，而入讀華校小一的亦只有4540人，是二十年前的百分之十六點七。香港的中文中學的情況亦復如是，和新加坡情況一樣，在回歸以前是名存實亡。
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獨立，是脫離英國，離開馬來西尼、遠離中國而獨立，政治上亦需要中立。在馬來民族的包圍下，不能傾向中國，以免被誤稱為第三中國，何況境內還有其他的馬來、印度等民族，經濟上更應當走向國際，國際的用語是英語，而英語更可成為華、巫、印的三個民族的中介語言，因此新加坡才逐漸變成重英語而輕華語。但香港的情況卻並不一樣，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只是高度自治，並非「獨立」，香港脫離英國管治後，仍在中國的母體下，更何況香港的主體民族是中國人，唯一和新加坡相同的是香港還有其他種族，但香港只有半成其他種族，新加坡卻高達兩成半；中國的傳統就是香港的傳統，在香港中文仍有經濟用途。還有，香港在推動母語教學時，不若新加坡，有政治的考慮。
李光耀子女唸華文學校
獨立四十年以來，新加坡的華人的比例仍維持在七成半左右，但華文教育卻並沒有依這個比例發展下來，是有其客觀條件與主觀限制的。香港反而只有客觀條件而沒有主觀限制。不過有一點是相當意外的，作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雖然只接受英語教育，他的華語，只是從政後惡補得來的。但很奇怪，據筆者所知，他卻送兒女到華文中學讀書，大兒子李顯龍畢業於公教中學，女兒李瑋玲畢業於南洋女中。筆者於一九六九年四月第一次在劍橋見到他父子時，父親只用英語交談，因為他的華語只能達到溝通的水平，但李顯龍卻能操標準且流利的華語，和一般中國學生沒有太大差別。其後他在自傳中解釋，他希望下一代能承受中國文化，以至中國倫理的優秀傳統，這些優秀傳統，是新加坡建國之道。但在香港，絕大部分人爭先把兒女送到英文中學，年前 112所被圈定的英文中學，竟然自動變為「一等中學」。
不理語法難學好外語
但在「一等中學」以內，卻有三等的教學。目前新加坡學生的華文程度是每下愈況，原因有二：第一，所授的華文缺乏文化內涵，華文只變成一種工具，講授時沒有兼顧中國的文學、文化、歷史，這樣便缺少生命力，甚至趣味性；第二，講授華文時忽略語法，亦即是俗稱的文法，因為新加坡的華文已淪為第二語文，甚至已非一部分人的母語，因而產生一種生疏感，用起來亦不再有流利性。因此學習外語時，極需要理解語法。香港的英文中學，在教授英語時亦忽略了文化的內涵，亦不顧語法的講授。
一般來說，香港英文中學的學生所說的英語、所寫的英文，都缺乏自然的味道，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有部分英語教師功力未夠，另方面就算功力夠深，教材仍嫌不足。每種先進文字都有其文化與歷史背景。還有，講授英國語文時，要以英國文學為基礎，並多提供課外讀物，修辭與表達方法都是由這些讀物提供的，文字的生命力，以至生活化、趣味性，都經此潛移默化，豐富人的內涵。還有，學習任何一種外語都需要理解語法，因為語法是語文的支架，可以提升語文運用時的準確性與完美度。只可惜教統局反其道而行，反對英語教學時偏重語法，反而要求以母語中文教學時，注重語法。香港英語水平的下降，不無原因。
很明顯，過去港英政府的語文教育政策是本末倒置的，本來是外語的英語，竟以母語的方式作為授課語言：不需注重文化內涵、語法運用，反而在教授母語中文時，卻推行語法的講授，結果怎樣呢？是英文不通、中文生硬，因為後者太注重語法，學生書寫中文時缺乏自發自然的表達，缺少性格。中文教學浪費在不必要的講授方面，可寫一流中文的人變得越來越稀有，亦窒礙了香港文學的發展，這難道不是本末倒置的惡果嗎？
為了亡羊補牢，特區政府今後應當重新制定語文政策，以新加坡的現象為借鏡，才可揚言教育改革。
黃康顯
大公報 2005-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