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城舊事
文／陳桂林＠破土工作室
「在物質的巨大廢墟上，是工人階級無言的精神的廢墟，它的荒涼猶如煙花後的天空，記憶中的繁華如落在雪地上的爆竹的碎片，使得無邊的黑夜和虛空變得觸目而驚心。」
——呂新雨《歷史與階級意識》
2009年冬天，我回到東北老家，為自己的研究計劃搜集素材。
在離開前的最後一天，我去老城的工人社區裡尋訪一家民間評劇團，參加他們每周的例行排練。團員是一群退休的老爺爺老奶奶——社會主義中國的第一代鋼鐵工人，和一個小孫女，就是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她叫安琪，小學四年級，爸媽都是紅鋼廠下崗工人，爸爸在幾年前因酗酒罹患癌症去世，媽媽在外面給人做保姆。於是，退休的爺爺和奶奶平時就帶著她，一起生活，一起唱戲。
鋼城，共和國的「工業長子」，東北副部級城市，社會主義中國曾經規模最大的工業企業——紅鋼所在地，百萬工人生老病死的故鄉。紅鋼和這裡工人階級的歷史，可以上溯至20世紀早期。1909 年，清宣統元年,於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日本，在修建南滿鐵路的過程中，開始秘密調查遼東地區的鋼鐵資源。「九一八」事變後，加緊掠奪鋼鐵成為日本「帝國刻不容緩之急務」，原定在朝鮮興建的昭和制鋼所改遷至南滿線上的無名小城南站，在這裡建起了遠東最大的鋼城。到1942年，除了數十萬日本工人，昭和製鋼所的中國工人已超過7萬，他們承擔高負荷的勞動，不許讀報聽廣播，不許打聽產量，工資卻只有同級日本工人的五分之一。1945年8月15日，工友照常聚在一起吃飯，廠裡的日本人神色異樣，其中一名日本人對中國工人說 ：「中國人是天皇了，我們日本亡國了。」這時工人們才知道抗戰勝利了！當時廠內共有九座高爐，除了一座停產檢修，其餘八座全部拉響，震耳欲聾的轟鳴響徹鋼城。從此，昭和製鋼所更名為紅鋼。
小劇團的排練場地是從街道辦事處借來的一間無暖氣的活動室。我到時，安琪正在唱一出《楊八姐遊春》，扮的是楊八姐，嗓音高亢婉轉，一顰一笑都不含糊。我在那呆了一下午，跟爺爺奶奶們和安琪聊天。奶奶說，「安琪父親不在了，媽媽下崗在外地做保姆，孫女太小，平時我們老兩口就帶著，跟著劇團學唱戲。」小姑娘長的很漂亮，卻不怎麽愛笑。玩了一會兒熟起來，安琪跟我說，「我不光會唱戲，我給你跳個舞吧」。於是，在胡琴的伴奏下，「小楊八姐」來了一段華麗的恰恰。
就是這樣一個小劇團，由十幾個平均年齡70多歲的退休工人和一個10歲的小女孩組成。每周末10點鐘來這裡排練，在沒有暖氣的活動室裏還要穿著很厚的棉服。胡琴是自己做的，譜子是自己抄的。幾個老人家的父輩都是昭和制鋼所的中國勞工，他們自己則是解放後第一代做了「天皇」的共和國工人。這小劇團，自他們進廠之時就已成立。
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因有比鄰蘇聯的地緣優勢和日據時代建立的工業基礎，中國東北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得以展開的元空間，而鋼城更是處於核心中的核心。蘇聯將二戰期間從德國拆除的設備整修後，作為著名的156項投資項目援華，其中55項分布在東北，而這其中的一號工程就是紅鋼，鋼城一個城市獲得了總共89億投資中的27億。伴隨工業化發展的是東北的極速城市化：早在1960年，東三省非農業人口占全區總人口的比重就在40％以上，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東三省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重仍比全國高20個百分點。在社會主義時期，東北不僅是中國的重工業和城市中心，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文化工業」重鎮，其文體部門代表著社會主義文化現代性的前沿方向。「從工人到藝術家，從工廠走向舞台」，這是經典的關於藝術家生平的當代敘事，這一敘事所連接的歷史事實正是一個系統的「勞動與文藝不分家」的文教和生產體系。
從解放初期恢復生產到1953年，紅鋼已有在冊的工人俱樂部138個，主要用於放映電影、承辦演出，以及工人自發文藝團體的組織活動。廠裡有俱樂部，城裡有工人文化宮和群眾藝術館，下了班，大家各有各的「文藝活動」：劇團、歌舞團、樂器團、美術小組、寫作小組、攝影小組……評劇團是這眾多社團中的一個，幾個老朋友白天握著鋼釬在爐前煉鐵，下了班飯都顧不上吃，騎車直接去俱樂部拉琴，唱戲。評劇團的老工人回憶起那段歷史，重復最多的一句話是：「那個時侯的人和現在想的不一樣」。
「我是52年進廠的。剛進廠那會，年輕，喜歡看書，都是到俱樂部去看。後來56年左右吧，就開始唱戲了。每天下了班，直接就奔工人俱樂部。那時候的工人俱樂部，非常熱鬧，主要是工人業余文藝團體的活動場所。我們那個時候叫『京評曲歌話』五大業余團體，就是京劇團、評劇團、曲藝團、歌舞團、話劇團。國家重視工人業餘文藝建設，投入也非常大，別的不知道，光一年投給我們業餘京劇評劇團的就有兩萬塊，你想想，五十年代的兩萬塊啊。」
工人俱樂部除了組織工人自發的文體活動，也成為業餘組織和專業團體的交流平台。
「工人俱樂部除了平時供我們業餘活動，就是各地的專業團體來演出，我記得當時北京天津最著名的評劇藝術家都來過。1952年梅蘭芳他們從朝鮮演出回來，到紅鋼給工人演了一場，唱的是《宇宙鋒》。那時候的專業演出跟現在不一樣，專業隊來演出不僅是豐富工人的業余文藝生活，還負責幫助地方的業余文藝隊建設。每次演出，各業余隊要組織觀摩，演出結束後要跟專業人員學習化妝等技術，還組織業余學習輔導。所以那個時期，雖然都是業餘隊，但我們的水平都是相當高的，可以達到準專業水平。」
再後來，運動來了，文化宮中所有的文藝都成了紅色，評劇團改做了工宣隊，楊八姐變成了李鐵梅。整個60年代，隨著政治運動的增多，工人俱樂部倒沒變冷清，反而比之前更加熱鬧，「基本上天天開大會」。50年代的各類業餘文藝團體，很自然地在運動中發展成政治性的群眾組織。不過，這座鋼城的運動並沒有想象的那麽漫長，很快，隨著「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樣板戲就只能在幹活的時候邊勞動邊唱了。然而，社會運動並沒有使群眾文藝的發展停滯，反而因「三大革命」而進一步打破了專業人士和群眾藝術的區隔。
「70年代，原來的專業文藝團體都被拆散，人員下發到各廠礦勞動，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吧，工宣隊裡一般都有專業人員。他們的到來，客觀上對我們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跟他們學了很多。那個時侯各個廠都排演樣板戲，實力強、專業演員多的廠就可以拍全本的大戲，實力弱的頂多拍個一兩幕。我記得我們廠那時候拍過《智取威虎山》的選段。」
到了80年代，文藝開始「搞活」了，以公共服務為宗旨的社會主義文化政策開始向以「自負盈虧」、「創收」為導向的文化市場機制轉軌。一間工人俱樂部，文藝中年們繼續在樓上唱著戲，新一代的文青在樓下跳起了交際舞、打起了台球。然而，劇團與市場的和諧共處只是80年代的短暫迷夢，好日子很快就要到頭了。隨著群眾政治運動的退潮，國家財政從公共服務和文化領域的退出，文藝團體也無法獨善其身，廠裡的俱樂部開始被拆毀，市裡的工人文化宮承包給民營資本，被改建成二人轉舞台和迪斯高娛樂城，這戲就再也沒在有暖氣的屋子裡唱過。
「到了90年代，職工俱樂部不讓我們進了。我記得我最後一次去工人俱樂部就是在他們改成舞廳的時候。那時候工人俱樂部變成自負盈虧，開始掙錢，出租場地，減員增效。本來我們的活動室在一樓，後來改成了舞廳，我們就搬到二樓，再後來幹脆就不讓進了，人家就告訴你現在不讓搞了。」
位於城市西部工人社區的鋼城工人文化宮，是一幢有近30年歷史的巨大的組合建築群。在眾多低矮工人住宅樓的包圍中，它顯得異常的高大，理所當然的成為了這一區域的地標。在80年代以前，它內部擁有電影院、燈光球場、茶室、棋牌室、圖書館，以及各種各樣的工人補習班、會議、演劇活動。曾經，工人們只需交納一年二元象征性的會費，就可以成為文化宮的會員。進入90年代，工人文化宮發生了巨變，曾經作為圖書館的配樓掛起了「市工會下崗工人就業指導中心」的招牌，實際上是一間超市。主樓基本上全部出租給了各種民間的職業技術培訓學校，文化宮成了一個落魄的「房東」。2009年，主樓被轉讓給了一個私營業主，準備改建成一座據稱全市最大的KTV娛樂城。正當改建工程進行到一半時，鋼城的工人組織起來阻斷了施工，向市政府抗議。他們說文化宮屬於全體工人，市工會無權將其轉賣給個人。迫於壓力，工程暫停。如今，只剩下毛坯的文化宮巨大的主樓依然矗立在工人聚居區，成了一個怪異的、無名的、鬼城般的所在。
如同所有老牌國營企業一樣，對於施行「企業辦社會」的紅鋼來說，單位和城市之間難解難分，企業不僅僅是特定工業產品的生產單位，也是本地一般生活資料的生產單位，同時又是以這種社會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式的群眾主體和日常生活的載體。一句話，鋼城工人的日常生活和集體消費，已經被鑲嵌在紅鋼的工業生產鏈條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資本主義宣稱的依靠無政府的「市場」來「自動」調節生產和消費的「現代企業制度」相比，「企業辦社會」中所涉及的勞動、生活、與工業生產之間的關系有著截然不同的指向。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企業作為單純履行生產職能而創造利潤的單元，像一座座「孤島」，漂浮在萬能的市場大潮之上，隨著由供需曲線和邊際效益驅動的潮汐，各得其所。然而，這片市場萬能的神秘之海——且不論其是否在人類歷史中真的實現過——想要從天上直接流向人間，就必須暴力地淹沒那個與之不同的未來願景，推倒重來。「剝離」是這段暴力史最具體的動詞形式。
面對市場的沖擊，被剝離的不僅僅是工人俱樂部和文化宮。1994 年以前，紅鋼有16家醫院、20多所幼兒園、86個度假村、32所中小學，殯儀館、消防隊、農場、牧場、報社、電視台樣樣齊備，連公安局都是紅鋼自己出資建設的，社會職能一應俱全。從1995年開始，紅鋼實施所謂「精幹主體、分離輔助」的改革，分批將鋼鐵主體35個廠礦中的74個集體所有制企業與主辦廠分離。絕大多數職工下崗，或「居家」——即退下崗位,每月領取最低生活費——一種變相的下崗。據不完全統計, 至少有22萬人告別了紅鋼這艘「工業航母」,從此，鋼城工人的生老病死都被推向了無情的市場。
盡管被從文化宮和俱樂部趕了出來，盡管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或下崗低保過活，這麽些年，劇團一直沒有停唱，只是從未註入新鮮血液，依然是50年前的那幫老朋友，唯一增加的，也就是小安琪。我不知道當年的這些工人，是否可以稱作“文藝青年”。畢竟，幾十年前的生活與“文藝”在當下的所指相去甚遠，那裏既沒有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也沒有與之相匹配的消費區隔。然而，那似乎又真的是一個人人“文藝”的年代。在家那些天裏，我拜訪了很多工人，很多是曾經的文藝骨幹。他們從箱底給我翻出自己寫的詩，畫的畫，創作的歌曲；他們在我面前大聲朗讀和歌唱自己的作品；他們給我講述當年喜愛的書、電影、廠裏的大合唱、讀書會、詩歌朗誦會、運動會；他們也給我講述工人俱樂部裏的職工代表大會、造反派成立大會、批鬥走資派大會、學習哥德巴赫猜想大會……在那些關於文藝的記憶跟講述中，揉進了革命、奮鬥和勞動的激情，也揉進了迷茫、壓抑和創痛的夢魘，他們彼此並不可分，最後被勾連進當下的處境，撫慰著日常生活。在那些貫穿幾十年的故事中，有的平靜如水，有的又過於魔幻。一個當年在廠裏擔當領唱的工人給我講他們每天在小樹林裡唱歌的美聲唱法小組，講他喜歡的革命電影，講毛主席，講那些關於勞動的無數榮譽；同時，他也給我講佛法，講他剛剛打開的「天目」，講南天門最高僧托夢給他的啟示，講工人下崗的劫數和業障……
我走進那些雕蔽的社區、窄小的屋子和殘破的家庭；我坐在下崗工人聚集的麻將館和彩票投註站裡；我用鏡頭拍下那些即將被拆毀改建的工人文化宮和電影院的廢墟；我也跟隨這城市新興的小資中產們，以不菲的花費進入多廳影城、舞裡式KTV、咖啡吧和酒吧。
在平安夜，我去零下20度的露天廣場聽一群女工學唱一首蘇聯歌曲。一位中年女性站在雪堆上對著大家喊，「會唱的大點聲，不會唱的跟著」。音樂聲從自制的音響中響起，近百人的中老年女工蜷縮在一起，面對著掛在電線桿上的手抄歌譜，在零下20度的空氣裏唱了起來，她們的哈氣在半空中匯集，被廣場昏黃的燈光穿過，給這嚴寒中的演出蒙上一層氤氳。
就在露天廣場的近旁，曾經的工人電影院正在上演一場票價100元的二人轉：
「朋友們晚上來到這裏看二人轉，終於可以擺脫一天工作的煩惱，高高興興的笑上一晚上。請大家一定不要矜持，拿起你手中的手牌，把這一天權力場上的勾心鬥角、生意場上的爾虞我詐都發泄出來。笑一笑十年少，祝願大家平安夜平安、來年發大財、中彩票；不鼓掌的打麻將點炮、老婆養漢、工作下崗……」
為配合平安夜當晚的氣氛，在開場的群魔亂舞中加入了兩只米老鼠，跟中國傳統的舞獅在一起你來我往。演員以各種對自己身體的非正常「使用」構成絕活，或是下跪，或是倒立喝啤酒，或是往自己身上澆水、裸露、異裝、翻跟頭、下劈，女的一邊抽煙一邊吹嗩吶，男的扮妓女跳脫衣舞。現場不斷有百元鈔票的小費被送到台上，還有純金玫瑰花的拍賣。一個演員接到某老板的小費後，隨即演唱了了一首歌：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麽嘹亮
感謝您送給我的人民幣
祝您全家幸福安康
……
評劇團的老工人說，鋼城這些年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二人轉的繁榮多少跟這有點關系。
「工人的業余文藝水平是越來越低的，我們那年代基本上都是準專業水平。80年代的時候，工會也組織一些演出啥的，不過形式和水平就簡單多了，頂多是個快板三句半啥的。到了現在，簡單的也沒了，現在的工人基本上什麽都不會，業余時間除了歌廳就是打麻將再不就是喝酒洗浴，對，還有二人轉，那低俗內容從8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
在這些觀看、傾聽與講述中，這所城市的過往和現在發生了一次奇妙的對接，也將我自己童年模糊的記憶和感覺喚醒。我依稀記起了父親用木吉他彈給我聽的搖籃曲，記起了姥爺喉嚨裡男低音版的《洪湖水浪打浪》，記起了收音機中的教你一支歌欄目，記起了人民廣場上的舞蹈，記起了正月十五的花燈。
「我們沒地方去，可這麽多年的愛好也舍不得扔，就在花園裏，找個地方唱，夏天還行，冬天一冷就不行了。現在退休的老頭老太太沒地方去，怎麽辦，就在大馬路邊上站著。前幾年，你到深溝寺（工人社區）的大馬路邊上看看，每天就最多有一二百老人就在路邊站著。而住宅小區裡什麽地方人最多，就是麻將館、足療和彩票投註站，每天裡面的人裏三層外三層。」
鋼城和她的工人們一起，正在不可見的病痛和夢魘中死去，又在可見中飛速地「重生」。幾任市長拆毀了工人新村、幼兒園、人民劇院、文化宮和體育場，代之以拔地而起的購物中心和無人居住的高層建築，地產泡沫下的鋼城已經躋身全國前十位的「鬼城」之列，城市的精神正在發生轉換。然而，這種轉換並不是像《24城記》中的420廠那樣，作為一個本來就被搬運來的封閉世界，可以被輕易地再搬走、抹除。在鋼城的那些往事跟建築中，工人曾經擁有自己的城市和工廠，他們在那裏勞動、生活、歌唱。他們早就創造了一種可稱為群眾文藝的日常生活，這種生活被重生的城市撕扯，然而並未死去，卻在高樓的縫隙之間頑強地存活，請求一點自己的領域。
在我離開時，伴奏組正與演唱組爭執一個2拍的唱詞，一點一點摳著譜子。安琪唱累了在走廊裡跳皮筋，我說我走了，她擡起頭望著我，說再見。我下樓時，她在樓梯上大聲地沖我喊再見，我也說再見。我開門出去時，她在樓上對著樓下喊再見，我說再見。我出了門，走出了好遠，還聽見身後的再見聲，回過頭，看見她打開二樓的窗戶，個子太矮，只露出半個頭，對我一邊招手，一邊一遍一遍地喊，再見，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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