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斷一個政權之良窳，看其擁護者之言行均可略知一二。正如孩子是家長的寫照，政權的價值觀植根於制度內，出產的追隨者必然流著和政權一樣顏色的血。
銅鑼灣書店股東疑似被綁架到內地，固然令人心寒。一個專門出版大陸禁書的人，聲言不會踏足內地，毫無徵兆下在港突然失蹤，回鄉卡在港，翌日卻由深圳致電家人，用夫婦間陌生的國語向妻子「報平安」，無不惹人生疑。在諸多合理懷疑下，用常識提出疑問，對案件可能的嚴重後果提出尖銳批評，實屬理所當然；然而，一些政權僕人寧可選擇匪夷所思的理由來解讀，不但希圖淡化事件，更意圖抹黑當事人，卻不思問當中的邏輯對錯，是非黑白。在他們眼中、一個人的悲劇只是另一次表現忠誠的機會；對一國兩制，言論自由和法治等的擔憂，似乎都比不上政權的面子。如斯價值取捨，正是這個政權道德水平映照在其追隨者上的結果。
制度能夠徹頭徹尾扭曲個人行徑，不同學者早已詳述。「平庸的邪惡」之所以恐怖，並非在於行為本質，而是任何正常人都能夠墮入扭曲人性的邪惡之中。《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美國哲學家漢娜（Hannah Arendt）形容「無法思考，只知盲從」是人類的最大邪惡。然而，在資訊氾濫的年代、普通人要徹底無知盲從幾乎不可能，更何況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權貴。事實上，政權擁護者的荒唐怪行，正是維持非理性制度的重要養分。在超越多元價值的善惡問題上，深思熟慮下的非道德非理性已經清楚說明了一個政權的本質。這種邪惡，絕不平庸，亦不簡單。一旦這種非道德非理性成為常態，窒息社會的陰霾將會鋪天蓋地。
背棄道德理性而追求政治正確的社會無法令人得到生命的自主，因為崩壞扭曲的制度必需以放棄重要的生命價值來維持。由「不平庸的邪惡」產生的「完全權力」（total power）的終點站是一種「完全的意識形態」（total ideology）。波蘭哲學家莱謝克（Leszek Kołakowski）曾對它有以下的描述：「它的目標不是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個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變成意識形態的口號的複製品。換言之，它根本就消滅了生命的個體形式。」我們誓要堅守香港的核心價值，原因很簡單：它們是香港人的最後防壘，我們不容許「平庸的邪惡」發酵於「不平庸的邪惡」之中。要活出香港的價值，我們就必須對抗任何扭曲人性的意識形態，以道德和理性共創真正屬於香港人的香港。作為一個自由人，我們絕不能忘記美國政治學家康馬傑（Henry Commager）的告誡：「如果我們以安全和忠誠的名義放棄自由，那麼最後就會連安全一起放棄。」今天的權貴和內地人均奉上了忠誠，卻得不到真正的安全，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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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