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2007年6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梁寶山
饒恕我的陳腔濫調─是十年人事幾番新也好，是判若兩人也好─如果我們偶然在街上碰到，我是十拿九穩不會把他認出來的。當年二十五歲，剃得發亮的光頭，配上一雙皮軍靴，拿一個鎚子一罐紅油，除了把維多利亞女皇打了個落化流水，更激起了香港人一場至今仍百辭莫辯的身份危機。事隔十年，與潘星磊同場展覽，披一把長髮、頂着肚腩，收斂了的少年傲氣換上了七分圓滑。訪問約好了，我才後悔，既怕驚歎前衛不再，更怕看見身份認同在中港之間，仍是心裡的一個謎。
是的，那是一場中港文化戰─至少不少香港人曾作如是觀。1996年9月16日中午，我正坐巴士上到北角的報館上班，經過維園，一群人正在銅像前擾攘。不以為意，繼續上路。晚上接近埋版，才後知後覺的從新聞版同事口中得知消息。是夜，是當文化版記者以來最長的一個工作天，也是藝術家首次能夠在香港報紙佔上頭版。接着是幾近一個月的亢奮狀態─約稿、訪問、答覆同行關於「行為藝術」的查詢、報導連文化人也差點有大打出手的討論會…….總的來說是演變成了香港人vs.南來文人之爭。當時潘星磊正在接受調查，拒絕一切訪問，但我到今日也不會忘記摸上他當時在天台屋的家談天，臨行時我的編輯跟我一樣戰戰兢兢。1996年的香港是資本家的天堂(今天亦然)，全民炒股，大香港意識趾高氣揚──藝術家(還要是搞事的藝術家)並不意氣風發如今天的朗朗。爬上十八層屋頂，是他狹小的房間，「露台」開向廣闊的城市樓海。他當時的理想，是當全港第一雕塑家(見王玉玲：「訪問潘星磊」，1996年9月18日《信報》)，作品表現的狂妄與生活迫人的實況彷彿是兩個世界。擱在桌上冷了的一盞茶，他就地潑向地面，彷彿在宣示着我們的文化差別。如果說潘星磊的紅色風暴，是紅衛兵式的連打帶嚇，觸動了香港人的恐共意識；也可倒過來說，是大香港的意氣風發與北進想像對新移民的他者化，挾着資本主義殖民政治把藝術家迫埋牆角。事隔如今，未嘗不可以重新詮釋為一場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社會鬧劇。
一晃十年，香港原地踏步，潘星磊卻從這塊踏腳石一躍去了紐約。從老家瀋陽到中央美院，從北京到香港，又從香港到美國，他戲稱為「七年之癢」。到美國去，用的是1996年夏利豪基金會藝術獎的奬金，基金會規定要得獎者在兩年內把獎金作藝術交流旅費，待到1998年便不得不走。本來只打算在Vermont的藝術工作室短留兩個月，誰知作品被紐約專門代理中國當代藝術的Ethan Cohen畫廊看中。當年在香港反資反殖，到美帝國去，潘星磊笑言是去當「文化敵後武工隊」，顛覆美國文化。當時他拿的是香港特區護照，自由出入不成問題：「原來visa上有我坐監『冧把』，我自己都唔知。每次過境佢都問，你咁樣喎，點解呀？態度都幾好架。咁我話我係藝術家，搞行為(藝術)。咁佢就笑囉！香港無自由，呢啲野如果係美國無問題，每次都笑過去。跟住911之後就唔笑叻，要傾多兩句……」為了省卻麻煩，加上交了女朋友，又有展出機會，便索性長居紐約。這才深切體會到美國只是表面開放，實質比香港還要單一，藝術圈內的潛規則，華裔藝術家無話語權：「佢地係主菜，你地係配菜。全部亞洲移民每年只有4%，可以想像亞裔藝術家的機會也只有這4%。空間就係得咁多，你玩就玩，唔玩就無…..如果有幾個藝術家霸住個位，其他藝術家就可以休息。好似蔡國強、徐冰、谷文達幾個大佬…..如果你唔係做啲佢地認為係有中國特色既野，你基本上無機會。」而Ethan Cohen代理的，正是這幾位「大佬」。作為六四天安廣場民主女神的原創者之一，人家對他的政治身份比他的藝術更感興趣，傳媒做訪問，只關心他89年的經歷，對他的創作和風格轉變漠不關心。他自言因為有「香港經驗」可以令他「軟着陸」，加上女友教路，所以心裡有數，相比起其他初到貴境的中國大陸藝術家的反差較小。亦正是這些政治經歷，令他與其他藝術家保持距離：「我睇野，講得唔好聽係深刻啲囉，唔係淨係賣到畫就算。一般藝術家靠自己作品養起自己就得，但呢條路始終唔係我想行既。」
在展場碰面，我忍俊不禁的說：「你胖了！」他回道：「所以現在唔做行為，留番比你做！」到了訪問，他才一本正經地說：「以前以為可以用藝術改造社會，但歷史告訴你，唔係個人能能力問題，藝術像花瓶，鍾意既話就擺係緊要啲既地方，唔鍾就就掉咗出街都可以。」他的興趣已轉到探索漢字，行為藝術只是配合繪畫或裝置偶一為之：「每個人都有一個階段，都唔係未玩過，仲已經玩到好極端，不如留番比其他人玩。」對近年在國內搏得媒體「垂青」的行為藝術，潘星磊覺得只是小菜一碟；而人家對他96年在港鬧得滿城風雨的也是不甚了了。觀乎現在的作品，再沒那麼「紅」，但拿政治icon開玩笑的興趣不減當年，戰線拉長了，藝術語言更為豐富。當人家畫的毛主席賣得大熱，他卻來個馬丁路德金頭像，配上漢字的箱頭筆書法背景；又用美國國旗堆砌成「漢字」字樣。問他覺得自己十年來有什麼改變，他說：「現在比以前更瘋狂，只是你在表面看不見──用你的話說，是野心越來越大。」「吓！我有講過咩？」「是你當時問我。無人問我呢個問題，好似好負面咁，我好記得係你問我。」──唔係化？
想反其道而行，在紐約孤掌難鳴，潘星磊兜兜轉轉回到北京。當年的同窗友好都已自立門戶，可以一呼百應。現下的潘星磊，不單埋首創作，還同時策展，他在798成立的「漢字基地」佔地五百平方米，去年策劃的展覽「新西方主義」，場刊裡洋洋灑灑的策展宣言，從北京當下的城市文化，回溯西方思想的文化入侵，旁徵博引，希望中國文化能在全球化中作出反擊。現有的計劃，是明年奧運前搞「漢字雙年展」，不單是小圈子的藝術活動，還要包攬設計、時裝、流動影像，一切能把漢字文化發揚光大的媒介應有盡有。他現在的野心，是「推動漢字運動，可能要搞幾十年，是藝術與社會如何結合，超越簡單的政治限制──因為政治不能留住我。共產黨都唔知點樣讓中國文化繼續發展，應該走邊條路。但我依家諗到……所以野心越黎越大，我仲係challenge緊點樣可以用藝術超越政治，對文化起真正作用……中國文化一百年來都在收縮，係時侯要擴張出去。」對大國崛起的無比自信心，隔牆都聞得到。
搞民運唔等如唔愛國；扑濕英女皇唔等如唔愛香港；保衛皇后碼頭，亦不等如眷戀殖民地──本來好淺易的道理，竟然令人百辭莫辯。回憶起淋紅油當日與警察的對答，他說：「佢問一黎到就問：『係咪自己人？』我話係。咁佢就好客氣咁請我落黎先講。」反而是文化界認為他破壞公物、眼高手低、過氣反殖；作品想帶出的「文化回歸」，適得其反。對於香港的認識，潘星磊認為自己了解深刻：「香港是我其中一個故鄉，我做夢也會夢到……掛唔掛住好似唔係我一個人決定，係家族歷史。由灣仔坐船到尖沙咀，我就會諗呢度既水域，漂浮左我屋企人既骨灰……我爺爺當抗日游擊隊，屍骨都搵唔番……」問他人在紐約，知不知道香港的變化，他覺得最大分別是「啲樓高咗」。我好想進而解釋近日保衛皇后─碼頭是為阻住發展主義的地球轉，是為了去殖，誰料他已接着說：「藝術家無好好訓練搞政治，除非你一心想做政治明星，否則藝術家搞政治注定係工具，藝術家最多只能比政治家少少麻煩……高自聯(按：89民運期間的高校自治聯會)話要犧牲流血，『不過我咁重要，我唔可以死！』」
離開在中環的訪問地點，我只有盤算──是我們都太過頭腦簡單、還是理想太過遠大？所以藝術家還是不搞政治，只搞政治藝術的好？如果攻擊殖民地標即是把殖民統治撥亂反正，那倒真容易，也用不着皇后碼頭的朋友日夜留守！問題的深層次矛盾，是國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其實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成王敗冦的邏輯即是看看誰能取而代之，最終殖民歷史只會不斷重演。反殖不如去殖，箇中的艱難，從十八層天台到紐約抑或北京，需要的是更多自內的反省。
後記：稿成以後到上海參加文化研究的暑期學習班，訪問沒有解決的問題還是不能迴避。殖民地的經驗，正好對崛興的慾望時加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