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民騏（美國猶他大學經濟學教授）
破土編者按：中國是否會在較近的未來爆發經濟危機？這樣的經濟危機，其後果、影響、表現形式是怎樣的？美國猶他大學經濟學學者李民騏撰寫的這組文章，將分別從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世界體系理論等角度介紹針對中國經濟的幾種不同分析方法，輔以相關的統計資料，藉以從不同層次認識當前中國的經濟矛盾。
（一）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危機
對於中國目前的決策者來說，長遠的目標仍然是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而達成這一長遠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仍然是維持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為了維持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決策者寄希望于更大範圍的市場化和自由化，主要是剩餘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醫療等公益部門的私有化等。這些私有化政策，依賴的是自亞當·斯密以來的信條，即只要政府採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讓人人都充分地、自由地追求私利，在市場價格的引導下，就可以達到社會最優的資源配置。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論依據。
決策者所擔憂的，是在未來的若干年中，中國經濟發生突然減速的情況，從而不僅威脅到長遠政策目標的實現，而且威脅到社會穩定，甚至引起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商品價值，並且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分別按照各自的邊際生產力分享價值。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主要是在勞動和資本間分配，由土地形成的租金相對次要。據此，經濟增長的來源可以分解為勞動投入貢獻、資本投入貢獻以及額外超出的部分。這個額外超出的部分，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稱之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可以理解為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經濟增長率 = 勞動投入貢獻 + 資本投入貢獻 +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勞動投入增長率 ＊ 勞動收入份額 ＋ 資本投入增長率 ＊ 資本收入份額 ＋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要素價值論不僅是站在狹隘的資產階級立場上，而且存在著嚴重的內在邏輯錯誤（已經為上世紀六十年代有名的「兩個劍橋的論戰」所證明）。但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分解式仍然具有一定的統計意義，對於我們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未來的經濟增長趨勢有一定價值。
注：勞動投入用企業部門全部勞動小時數來代表；資本投入用企業部門實際固定資本存量來代表
表1.1說明了美國經濟自1950年以來歷年的經濟增長率、勞動投入增長率、資本投入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情況並分別計算了後三項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在表1.1中，如果用勞動貢獻份額乘以經濟增長率再除以勞動投入增長率就可以得出各個時期的勞動收入份額；如果用資本貢獻份額乘以經濟增長率再除以資本投入增長率就可以得出各個時期的資本收入份額。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計算。）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黃金年代」，當時美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大約為4%。但是，自2000年以來，美國經濟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已經只有不到2%。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代表資本主義「技術進步」水準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速度在2%左右。但是，自2010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已經下降到0.4%。
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資本增長率不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率，長期經濟增長率主要取決於勞動投入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長期經濟增長率 ＝ 勞動投入增長率 ＋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勞動收入份額
世界上最權威的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學家之一羅伯特·戈登，近年來多次發表文章，認為在經歷了三次大的技術革命以後，未來重大技術進步的空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枯竭。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以電腦、互聯網為主要內容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在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上遠不能與以石油、電力及其各種衍生產品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次技術革命相比，並且已經開始消退。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低迷的情況將長期化。
戈登認為，美國未來的長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可能只有0.5%，長期的勞動投入增長率也可能只有0.5%，設勞動收入份額為0.6，則美國長期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只有1.3%。相對於美國1%左右的人口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將僅有0.3%。換言之，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將陷入長期的停滯，甚至在長遠的未來完全停止增長。套用「改革開放」時代的話來說，代表世界市場經濟最高水準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嚴重僵化，完全喪失了活力，成了「僵死」的市場經濟。
下面再來分析一下已經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表1.2說明了中國經濟自1990年以來歷年的經濟增長率、勞動投入增長率、資本投入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情況並分別計算了後三項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
注：勞動投入用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來代表；資本投入用企業部門實際固定資本存量來代表
考慮到中國經濟的特點，特別是非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大大高於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情況，在表1.2中，用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來代表勞動投入。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5%，基本與美國同時期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相當。但是，到了2011年以後，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負增長，年平均下降 1%。儘管經濟決策層動了不少腦筋，想了不少辦法，「深化改革」，也花了不少錢，中國的資本家在「自主創新」方面仍然沒有多少作為。
中國經濟的突出特點，是對資本投入貢獻的高度依賴。1991-2010年，資本投入大約貢獻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分之三。2011年以來，資本投入貢獻的比例竟然高達95%！在高度依賴資本投入貢獻的條件下，資本投入的增長率顯著高於經濟增長率。較為熟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讀者可能意識到，這意味著資本有機構成上升和利潤率下降；而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如果得不到遏制，勢必導致嚴重的、難以克服的經濟危機。圖1.1說明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中國經濟在未來的可能增長軌跡。圖中假設，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將恢復並保持在1%；非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將每年提高1%，直至達到95%。根據這些假設，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將在未來幾年下降到7%以下；在2020-2030年下降到5-6%；在2030-2040年下降到4-5%；2040年以後，非農業就業人口停止增長，經濟增長率下降到3%以下。這是關於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比較理想、比較平穩的設想。
（假設：勞動收入份額=50%；2015-2050年全要素年平均增長率=1%；非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比重自2014年起每年增加1%，直到非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達到95%；企業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30%，折舊率5%）
按照上述增長率，至205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達到今天的五倍以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現在美國的水準，也可以算基本完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但是，這一套圖上作業隱含著若干巨大的風險。這些風險一旦爆發，則中國經濟將不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可能引來政治、社會方面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從而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新轉捩點。
首先，中國經濟未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未必能保持持續增長。如果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不但不增長，而且繼續現有的零增長、負增長局面，則長期經濟增長率有可能趨近於零。
其次，根據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非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未必能增加到95%，而是有可能在達到80%、90%時就停止增長，甚至出現下降。如果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中國經濟增長率急劇下降的時刻就可能提前到來。
最主要的，中國經濟增長現在幾乎全部依靠資本投入貢獻。一旦出現私人投資大幅度下跌的情況，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勢必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現絕對的衰退。
按照圖1的假設，至205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達到2013年的5.5倍，但是企業部門固定資本存量將達到2013年的10.2倍。企業部門固定資產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從現在的1.8增加到3.35，企業部門固定資本折舊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9%增加到17%。企業部門的利潤率將從2013年的17%下跌到2050年的僅7%。
在利潤率如此大幅度下降的過程中，中國的資本家能夠不大幅度減少投資嗎？
（二）利潤率和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而是為了資本家謀取利潤和資本積累。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利潤率是分析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最主要的統計指標。利潤率的穩定和高漲是資本積累高漲和快速經濟增長的前提，利潤率的下降則往往導致經濟停滯和危機。
與傳統的新古典學派不同，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凱恩斯主義學派認識到，由於未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反映），資本家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的投資回報，因而資本主義投資具有很大的投機性和冒險性。一旦利潤率開始下降，資本主義經濟再有個風吹草動，私人資本家就有可能在短期內全面喪失對未來經濟的信心，從而大幅度削減投資，導致經濟崩潰。所以，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如果離開了政府的大規模干預根本就不能穩定運行下去。凱恩斯主義的這些觀點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實際表現基本是一致的。
利潤率，簡單來說，就是資本家的投資回報率，用利潤總額與資本家的預付總資本之比來表示。在現代經濟條件下，一般用固定資本存量來代表預付總資本：
利潤率 = 利潤總額 / 資本存量
= （利潤總額/經濟產出）/ （經濟產出/資本存量）
利潤率可以再分解為利潤總額與經濟產出之比以及經濟產出與資本存量之比（經濟產出一般用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前者又叫做利潤份額，反映了國民收入在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分配，主要取決於一定歷史條件下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後者又叫做產出-資本率，在短期主要取決於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有效需求水平，在長期則主要取決於資本積累速度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
圖2.1比較了1900-2014年間美國曆年的利潤率和失業率。其中，利潤率指的是美國企業部門的平均利潤率，用全部財產收入（包括公司利潤、利息、租金和一部分「企業主收入」）除以企業部門固定資本存量得出，不扣除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家的個人所得稅。
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期間，大批工人失業，勞動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這是多數讀者都容易理解的一個直觀的現象。在美國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高的失業率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期間，官方失業率一度達到25%。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失業率比較高的時期，一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再有就是2008-2009年的美國經濟「大衰退」（失業率上升的勢頭持續到2010年）。在這兩個時期中，官方失業率都接近了10%。這一方面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國家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干預，起到了一定的穩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經過工人階級的長期鬥爭，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敢聽任失業率上升到類似於三十年代大蕭條那樣的水平。長期的高失業率有可能嚴重破壞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威脅到資產階級統治。
在美國資本主義歷史上，利潤率在多數年份都大於15%。只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和1974-1983年，才出現利潤率長期持續低於15%的情況。上世紀三十年代是資本主義大蕭條；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都面臨着世界革命高潮、美帝國主義霸權衰落、工人和學生運動高漲以及經濟上「停滯膨脹」的嚴重威脅。另外，在2008-2009年，美國企業部門的平均利潤率一度低於15%。企業部門平均利潤率跌破10%的情況，僅在1932-1933年發生過。
所以，就美國資本主義經濟來說，凡是平均利潤率低於15%的時期，都伴隨着資本主義的嚴重經濟危機和政治動盪，乃至革命形勢；而如果平均利潤率低於10%，則基本上資本主義制度就到了完全崩潰的邊緣。
關於利潤率和經濟危機的理論對於我們瞭解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有什麼樣的啟示呢？圖2.2比較了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在歷史上的利潤率水平，以及中國經濟在未來可能的利潤率變化趨勢。
如圖所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的平均利潤率大幅度上升，反映了當時中國以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為核心的市場化導向經濟改革為資本積累創造了相當有利的條件。此後，直至2008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利潤率一直維持在25%以上，接近美國同期平均利潤率的兩倍。但是，2008年以後，中國經濟的平均利潤率開始急劇下降，到2013年已經下降到了17%。
按照現有趨勢，中國經濟的平均利潤率將在一兩年內下降到15%以下，也就是說下降到在歷史上導致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發生重大危機時的水平。不僅如此，如果現有趨勢得不到遏制，中國經濟的平均利潤率還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在2030年以後）下降到10%以下，也就是在歷史上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瀕於全面崩潰時的水平。
（三）半外圍和經濟危機
對於現代中國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的分析，離不開對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及中國在其中位置的正確理解。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起源於十五世紀的歐洲多國經濟體系。到了十六世紀，西北歐地區上升為新興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地區，原來較為領先的南歐地區下降為半外圍，東歐則淪落為給核心地區供應原材料和農產品的外圍地區。通過地理擴張，整個美洲淪落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為新興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提供了數量巨大的貴金屬、自然資源和移民空間。
到了十九世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覆蓋整個全球的經濟體系。
在歷史上，核心地區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積累中心。通過剝削廣大的外圍和半外圍地區，核心地區攫取並積累超額剩餘價值，用於資本積累並維持本地區內部的階級妥協（培養列寧所說的「工人貴族」）。外圍地區是主要的向核心地區轉移剩餘價值的地區。在二十世紀，半外圍地區是核心地區以外主要的輔助性積累中心，承擔著接納從核心地區轉移出來的較為過時的產業的職能。這種輔助性資本積累職能，造成了半外圍地區的大規模城市化和無產階級化，從而使得半外圍地區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階級矛盾最集中、資本積累結構最脆弱的地區。
圖3.1說明了世界若干主要國家自十九世紀以來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相對地位變化的情況。圖中的九個國家可以區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首先，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霸權國家。在十九世紀，英國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霸權國家，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相對於世界平均人均GDP的比例從1820年的約260%上升到1870年的近370%。
美國後來居上，其經濟總量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超過英國，人均GDP在本世紀初超過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無可爭議的霸權國家，人均GDP長期高達世界平均人均GDP的400%以上。
第二，法國和德國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傳統的二流核心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兩國的人均GDP大約相當於當時世界平均人均GDP的230-240%。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加入二流核心國家的隊伍。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本世紀初，英國、法國、德國的人均GDP在世界平均水平的300%上下波動。
第三，日本是近代以來、世界主要大國中，從外圍上升到半外圍並最終上升為核心國家的唯一一例。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以後，日本確立了半外圍國家地位，成為新興「帝國主義國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的人均GDP大約相當於當時世界平均人均GDP的90%。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通過多年的工業化和對外侵略，日本的人均GDP已經接近世界平均人均GDP的150%。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成為美帝國主義在東亞主要的扶植對象，經濟迅速崛起。至1973年，日本人均GDP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0%，加入了二流核心國家的行列。
第四，前蘇聯（歷史上的俄羅斯帝國）和巴西是兩個經典的半外圍大國。東歐諸國和拉丁美洲諸國與前蘇聯、巴西的情況類似。這些國家的人均GDP長期徘徊在世界平均水平的100%上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沙皇俄國的人均GDP徘徊在世界平均人均GDP的100%左右，與主要核心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在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沙皇俄國遭受了嚴重的軍事失敗，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十月革命以「無產階級城市革命」的形式消滅了舊的統治階級，對國家機器進行了徹底改造。重組後的新式國家得以充分地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經濟剩餘，經過兩個五年計劃，初步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
1822年，巴西從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下取得獨立。此後，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巴西面臨着嚴重的外圍化危機。上世紀三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大蕭條，帶有嚴重依附性和半封建性的出口導向種植園業寡頭統治陷入危機。代表巴西民族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瓦加斯上台並建立了獨裁統治。瓦加斯政權對石油、鋼鐵、汽車等工業實行了國有化並實行了一些有利於工人階級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同時鎮壓共產黨和工人運動。
在大蕭條期間，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大量拋售當時比較先進的各種機器設備。蘇聯和拉丁美洲各大國成為主要受益者，並以大蕭條為契機，實現了民族工業的崛起。當時世界機器出口的三分之一為蘇聯所獲得。1939年，在聯共（布）十八大報告中，史達林曾經自豪地宣佈：「從生產技術的角度、從用於工業生產的新技術的密度上講，我們的工業位居世界首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一度進入「黃金時代」。在上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蘇聯、東歐、拉丁美洲等半外圍國家的經濟也取得了比較快速的增長。1975年前後，蘇聯的人均GDP達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約150%。1980年，巴西的人均GDP達到了世界平均人均GDP的115%。
經過長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後，蘇聯、東歐、拉丁美洲的工人階級隊伍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城市小資產階級（這裡，「城市小資產階級」主要指城市的高技能僱傭勞動力或獨立經營者，如中高級經理、工程師、大學教授、醫生、律師、政府公務員等）的數量增加、社會經濟地位上升。新興的工人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要求有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更廣泛的經濟和政治權利。
當時的半外圍國家，一方面不能與核心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競爭，另一方面又無法壓低工資和其它勞動力成本來和外圍國家競爭。這就導致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半外圍國家的積累危機。為了克服積累危機，半外圍國家大量向西方國家銀行舉借外債，幻想一方面加速經濟增長、一方面緩和國內階級矛盾。1979年，美國為了應對美元危機，開始大幅度提高利率。很快，半外圍國家的債務危機全面爆發。拉丁美洲國家被迫在國際金融資本的壓迫下實行“結構調整”。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崩潰，走上了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的不歸路。
第五，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也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兩個典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外圍大國。
在十九世紀初，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大約相當於當時世界平均人均GDP的80-90%。在經歷了長期的帝國主義掠奪和本國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以後，到二十世紀中期，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僅相當於當時世界平均水平的20-30%。1820年，美國的人均GDP大約是中國的兩倍；到了1950年，二者的差距擴大到了21倍。
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遭遇了長期的、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近代民族危機的實質，是在中國被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後，歷史上的中華帝國能否作為一個經過改造的民族國家有效地存在下去並參與世界資本積累進程。從滿清王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政權的歷代統治階級都沒有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實質上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國家主權缺失、擁有大量前資本主義殘餘的外圍國家）條件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
最後，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充分發動整個底層的勞動群眾（以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農民為主力軍），徹底推翻舊的統治階級（「三座大山」），建立全新的國家機器，從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面臨着雙重的歷史使命。一方面，新國家面臨的直接的、首要的歷史任務，是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經濟剩餘，加速資本積累、完成工業化，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建設有效的民族國家。
另一方面，作為一次偉大社會革命的產物，新國家又向廣大勞動群眾承諾，現在的建設是為了在將來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全新的社會。不僅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且還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逐步縮小各種形式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縮小三大差別」），並最終實現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在上述兩重歷史使命之間，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毛澤東以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試圖通過直接發動底層的學生和工人，以有利於社會革命的方式來解決上述矛盾，最終以失敗告終。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隨着世界革命高潮的退卻，中國不得不重新面對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進行有效資本積累的問題。五十年代從蘇聯繼承過來的工業體系，已經開始過時。毛澤東與鄧小平實際上共同做出了一項決策，那就是改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引進西方的工業技術和設備（實際上即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來解決當時中國面臨的「現代化」（資本積累）問題。
上世紀七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正經歷着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核心國家迫切需要將大批傳統工業轉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區，以改變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重建資本積累的有利條件。中國的「改革開放」適應了這種需要。通過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提供大批廉價勞動力，「改革開放」不僅奠定了中國後來幾十年資本積累繁榮的基礎，而且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渡過危機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到2008年前後，中國的人均GDP 已經上升到世界平均人均GDP的約90%，進入了半外圍國家的行列。
在經歷了數十年的資本積累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城市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已經占勞動者的大多數。在經歷了私有化的挫敗和血汗工廠的蹂躪以後，新一代工人階級已經成長起來，並且逐步組織起來，開展了越來越有效的鬥爭。這種鬥爭，已經開始給中國的資本積累帶來嚴重的困難。
根據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其它半外圍國家的歷史經驗，在半外圍國家發展的一定階段，城市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鬥爭和組織能力不斷增長，並要求越來越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權利，從而導致資本積累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半外圍國家又無法在技術前沿與核心國家競爭，無法象核心國家那樣通過積聚大量的超額剩餘價值來培養「工人貴族」，以緩和本國的階級矛盾。這就使得半外圍國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資本積累結構最脆弱、階級矛盾最集中的地區。這也就是主流媒體經常論及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
中國距離這樣的「中等收入陷阱」，還有多遠呢？
（四）階級鬥爭和經濟危機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在中國，一般勞動群眾所遭受的壓迫在世界上也屬於最殘酷的之一。這些，是許多初步覺悟的左翼進步青年和工人積極分子都瞭解的。但是，在控訴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的同時，許多左翼進步青年和工人積極分子往往會忽視問題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僅造成了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條件，而且也造成了無產階級發展壯大乃至最終戰勝資產階級的條件；或者，對於後一個方面，僅僅有抽象的、模糊的理解，而沒有具體的、確實的理解。
熟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同志都知道，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無產階級終將成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論斷：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裡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在這段經典論述裡，馬克思首先指明了，資產階級賴以「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也就是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的條件又是「雇傭勞動」，也就是說，大批不佔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被迫出賣勞動力為生。但是，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又是怎樣決定的呢？如何保證工人的勞動力價格不會上升到嚴重威脅資本家的利潤率和資本積累的水準呢？這取決於具體歷史條件下的階級鬥爭。
「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這就是說，只有在工人之間相互之間展開激烈的、手足相殘的競爭的情況下，才能充分地削弱工人的鬥爭能力，進而保證資本家的利潤率和資本積累。要造成這種惡性的「工人的自相競爭」，一方面要破壞工人的組織，另一方面要保持一支龐大的「產業後備軍」。就是說，用數量巨大的失業半失業工人隊伍來威脅被資本家雇傭的工人隊伍，迫使後者接受低廉的工資和惡劣的勞動條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週邊和半週邊國家中，「產業後備軍」經常採取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形式。
但是，「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批農民、手工業者從農村來到城市，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和服務業中的雇傭勞動者，從而無產階級的隊伍日益壯大。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導致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而且為無產階級的團結和組織造成了一系列有利的條件。首先，由於城市化和工業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了勞動者在居住和勞動場所的集中。「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
其次，資本主義的發展為無產階級的團結和組織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這種聯合由於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而得到發展，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聯繫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繫，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鬥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匯合成階級鬥爭。而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中世紀的市民靠鄉間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的聯合，現代的無產者利用鐵路只要幾年就可以達到了。」
資本主義的各種政治和經濟矛盾又不可避免地「把無產階級捲進了政治運動」，「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對自身的武器給予了無產階級」。隨著無產階級的團結和組織的發展，在一定的階段，無產階級必然要「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
總之，按照馬克思的預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造成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以及無產階級的團結和組織，而無產階級數量的增加和組織程度的提高，又必然造成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資產階級力量的下降。這一進程不斷地進行下去，最終必然導致「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才最終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從世界歷史的實際進程來看，無產階級成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歷史過程是曲折和複雜的。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同地理區域，無產階級發展的歷史條件和鬥爭進程大約可以分為下面的幾種情況：
（1）北美、西歐等核心國家
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尖銳。伴隨著無產階級的壯大，工會運動得到發展，西歐許多國家建立了以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的工人階級政黨，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都出現過革命形勢，英、法、美等國也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工人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主要位於北美和西歐的核心國家普遍採取了一些對工人階級讓步的政策，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工會運動大幅度發展，在大公司和工會之間建立了所謂「集體談判」的制度，一度造成了資本積累高速發展、勞動人民生活水準迅速提高的「雙贏」局面。
但是，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由於工會、福利國家等制度客觀上為工人階級力量增強造成了有利條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工人運動高漲的局面。高漲的工人運動，導致了資本家利潤率的下降，進而導致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積累危機。
為了克服積累危機，西方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實施了反撲，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也就是打著市場化和自由化的旗號來達到打擊工會、破壞福利國家的目的，進而削弱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以恢復資本積累的有利條件。
在世界範圍新自由主義反動的過程中，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西方跨國公司得以將大量的製造業生產過程轉移到中國，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攫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核心國家將資本從傳統製造業逐步轉移到金融、資訊產業、高端製造業，繼續佔有全球產業鏈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通過這種新的國際資本主義分工，核心國家的利潤率恢復並且高漲，資本積累重新活躍起來。
（2）前蘇聯、東歐、拉丁美洲等半週邊國家
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期間，主要核心國家的傳統製造業資本嚴重過剩。蘇聯和一些拉丁美洲大國成為當時全球資本轉移的主要受益者，分別開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進程。
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快速增長的大環境下，蘇聯、東歐、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比較平穩。在經過了幾十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後，新一代城市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成長起來，開始提出越來越廣泛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從六十年代後期開始，東歐、拉丁美洲開始出現政治動盪。
當時，半週邊國家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上半期從全球資本轉移中所獲得的「紅利」已經消耗殆盡；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高度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系下，半週邊國家（包括蘇聯）不可能挑戰核心國家對世界大部分剩餘價值的壟斷。另一方面，半週邊國家內部的社會結構已經變化，新興的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要求有更高的物質生活水準和更多的權利，而這些都意味著積累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上述矛盾只有通過對半週邊國家的原有積累結構（包括「社會契約」）進行重大調整，嚴重挫敗半週邊國家的工人階級，從而大幅度降低積累成本，才可能得到「解決」。
在具體歷史進程中，半週邊國家克服七十年代的積累危機又分別有兩種不同的「模式」。一是「智利模式」，也就是軍事獨裁法西斯主義的模式，通過血腥鎮壓工人運動和各進步黨派，為美國培養的經濟學家所指導的新自由主義實驗掃清道路。二是「民主化」模式，這是前蘇聯、東歐等國採取的主流模式。
在「民主化」模式中，面對日益高漲的、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民主化要求，原來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特權集團搖身一變成為新興資本家階級的主要來源，然後通過政治「民主化」來拉攏小資產階級、麻痹工人階級，在政治混亂中，一舉撕毀原有的社會主義社會契約，在大規模私有化的同時剝奪工人階級原來享有的大部分社會福利。
到了本世紀初，東歐各國實際上成為歐盟體系中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供應地；俄羅斯、拉丁美洲則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產地。
（3）中國
在經過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政治危機以後，中國的上層統治集團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大部分達成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改革開放」的共識。城市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迷茫並且孤立。在剝削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外資本主義企業已經對屬於社會主義殘餘的國營企業構成了包圍。九十年代的階級鬥爭以傳統工人階級的全面失敗而告終。
本世紀初的十年，是中國資本積累空前繁榮的十年。然而，也正是在這十年中，中國的無產階級隊伍迅速發展壯大。表4.1說明了1990年以來中國階級結構變化的情況。從1990年至2013年，中國的農業勞動者的數量從3.8億減少到2.4億，佔全社會勞動者的比重，從58%減少到30%。農民工的數量，從1990年的1億增加到了2013年的2.7億；加上城市正式部門就業人員，廣義的雇傭勞動者總數從1990年的2.6億增加到2013年的4.5億，佔全社會勞動者的比重，從40%增加到56%。
如果去掉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再加上城鎮失業人員，則廣義的無產階級數量，從1990年的2.4億增加到了2013年的4.3億人，佔全社會勞動者的比重，從37%增加到了55%。在中國歷史上，無產階級第一次佔了人口的大多數。
如果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傳統工人階級退卻和失敗的時期，本世紀初是新一代無產階級醞釀和發展的時期；那麼，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則出現了工人階級力量不斷上升、資產階級力量不斷下降的勢頭。這種勢頭已經在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中得到了反映。
圖4.1說明了1990年以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變化的情況。1990-1997年，中國的工人階級遭遇到歷史性挫敗，勞動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從47%下降到32%，資本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從31%增加到45%。2000-2010年，中國進入資本高速積累時期，階級關係相對平穩。這一時期，勞動收入份額基本上穩定在34-35%，資本收入份額基本上穩定在38-39%。2010年以來，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新的增長，農村剩餘勞動力迅速萎縮，階級力量對比出現了有利於無產階級、不利於資產階級的重大變化。到了2013年，勞動收入份額躍升到了41%，資本收入份額則暴跌到32%。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客們、精英學者們惶恐地談論著「中等收入陷阱」、「民粹主義」等可怕的前景。李民騏：經濟危機離我們有多遠（四）——階級鬥爭和經濟危機
作為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半週邊國家，中國承擔著在剝削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的基礎上為歐美核心國家充當主要製造業生產基地的職能。但是，資本積累的客觀進程導致了中國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和鬥爭能力的增強，同時也造成了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分化。隨著資本積累的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鬥爭能力還將進一步提高，並提出更加廣泛的經濟和政治要求。這些要求，將在不遠的將來超出中國現有的積累結構所能容納的最大限度，從而導致經濟危機和更廣泛的社會危機。
中國未來危機的出路，大約有以下幾種可能的前景：
（甲）通過「產業升級」，上升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的核心國家，並通過在世界範圍內攫取超額利潤來緩和國內階級矛盾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運動規律決定了，體系內的財富必然高度集中在佔世界人口少數的核心國家手中。中國巨大的人口和經濟規模，排除了中國上升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核心國家的可能性。現實情況是，中國經濟的利潤份額和利潤率都在迅速下降，說明所謂「產業升級」的速度遠遠趕不上由於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鬥爭力量增強所導致的積累成本上升的速度。
（乙）複製「智利模式」，實行軍事獨裁統治，將工人運動殘酷鎮壓下去，恢復利潤率和資本積累的有利條件
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來說，這樣一種策略，包含著幾個方面的問題。更加血腥的軍事獨裁統治是否會比現行的、較為開明的「新權威主義」模式更加有效？完全不加遮掩的軍事獨裁統治是否會激起勞動群眾乃至社會各階級更加全面的反抗？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以製造業為主要部門的經濟體來說，大規模鎮壓是否有效、是否代價太大？
（丙）複製「民主化」模式，以民主換（取消）福利，通過政治上的形式民主來剝奪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福利、降低積累成本
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來說，這樣一種策略，也存在著大量困難。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工人階級的絕大部分受到血汗工廠式的剝削，本來就沒有什麼社會和政治權利；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相當一部分也處於權利缺失、勞動力再生產成本高昂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出現了政治「民主化」或者其它形式的政治失控局面，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更加廣泛的經濟和社會要求，包括要求結社的權利以及建立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等，從而加深原有的積累危機。
（丁）大規模資本轉移，尋求新的廉價勞動力供應地和製造業生產基地
目前，已經出現一些原在中國的製造業資本向東南亞、印度等地轉移的現象。但是，到目前為止，這種轉移尚未減緩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減少的速度，也尚未產生削弱中國工人鬥爭力量的效果。
由於中國巨大的人口和經濟規模，要在中國以外，尋找到一塊與中國的勞動力規模相當、廉價勞動力充沛並且具備其它資本積累條件（基礎設施、政治制度、國家能力等）的地理區域，幾乎是不可能的。
長遠來說，向中國以外的大規模資本轉移，必然在不久的將來，導致被轉移地區無產階級隊伍的增長和工人運動的高漲。
（戊）向社會主義過渡
綜上所述，如果中國在未來發生經濟危機和更廣泛的危機，要在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條件下重組積累結構，將是困難的。
在未來階級鬥爭的實際進程中，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將在反復的鬥爭、暫時的挫折和許多局部的勝利中不斷地得到經驗教訓，受到教育，並取得進步。當絕大多數勞動群眾都認識到，他們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將無法在現存積累結構（也不可能在任何其它的資本主導的積累結構）下得到滿足的時候，群眾鬥爭就必然要超越現存積累結構所規定的界限，並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
新的社會主義將不再是剝奪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將全社會的經濟剩餘服務於資本積累；而是在剝奪資本以後，將經濟剩餘置於全社會的民主控制之下，並在此基礎上滿足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一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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