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闈內鬥還是群眾運動：1975年毛鄧的最後爭論
文／青草@破土工作室
文化大革命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運動之一，但是一直以來，這場運動被簡單概括為一場在極權國家中的權力鬥爭。對文化大革命的常見描述是：這是毛澤東的政治極端主義所造成的一場浩劫，使得中國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動盪和混亂，幸虧鄧小平等領導人糾正了這一錯誤，將中國重新帶入現代化的「正軌」。
但是，文革中湧現的理論爭論和政治實踐遠非如此簡單。義大利學者羅素（Alessandro Russo）通過分析毛澤東和鄧小平在1975年的爭論，提出文革中的鬥爭並不是簡單的權力鬥爭，而是不同的政治思路和發展方式的分歧。而這一分歧的核心問題包括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改造社會主義工廠組織。
一、「為什麼要對資產階級進行專政？」
1974年底，毛澤東的文章主要在討論一個問題：「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他並沒有明確給出問題的答案，而是呼籲全國人民重新討論這個基本的原則，他說：「這個問題要搞清，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該憲法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
為什麼在社會主義國家，仍然需要強調階級鬥爭、強調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呢？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什麼？要理解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瞭解社會主義的法權和經濟制度。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論述中，社會主義法權從根本上比資本主義法權優越。但是，毛澤東挑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法權和資本主義的法權是有相同點的。從宏觀層面看，即使大部分生產資料轉化為國有或集體所有，但是經濟的基本特點仍然是「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和「按勞分配」，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共同點，二者在這一點上沒有多少差別。從微觀層面看，在社會主義的工廠中，還存在8級工資制度，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管理層和基層工人之間還存在一定的收入不平等。此外，工廠內部存在官僚化問題，工人雖然是工廠名義上的擁有者，但是在工廠中缺乏管理權和決策權。因此，毛澤東認為這為資本主義復辟提供了條件，在當時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下，“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應該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資產階級法權不能被消滅，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而限制資本主義法權的方法就是發展無產階級專政。
二、「如何落實無產階級專政？」
在1975年的新憲法中，提到「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但這具體意味著什麼呢？應該如何在制度上進行建設，從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在毛主義者看來，打造新的「社會主義工廠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部分。新的工廠組織不僅要在形式上解決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且要在實際上落實工人對工廠的所有權。如果工廠制度不得到改變，不創造工人和工廠間的新關係，工人作為「國家的主人」仍然只是一句空話。
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毛主義者在一些工廠中進行了積極的政治實驗，試圖開創社會主義工廠的發展道路，例如工人的政治學習、改造勞動分工方式和鼓勵工人參與政治活動。首先，工廠中組建了「工人大學」和「工人理論學習隊伍」。工人大學和工人理論學習隊伍被視為社會主義現代工廠的一部分，政治學習讓工人更加熱情地投入生產，同時也更積極的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其次，改造工廠的勞動分工形式。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資本主義的工廠中，很多工人一生只掌握一項專門的勞動操作，而忽視了其他的技能，被剝奪了參與腦力勞動、創造的機會。另外，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化導致體力勞動者需要聽從腦力勞動者的領導和支配，從而形成「資本家無條件的權威」。在新型的社會主義工廠組織中，為了實現工人對工廠的管理權，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基層工人之間會輪流交換工作崗位。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工人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後，掌握技術和管理能力，參與工廠的生產管理；而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也能經常地參與到一線工作中，不至於脫離基層、過度官僚化。另外，一些新的政治組織形式在工廠中被創造出來，即包括黨組織－技術員－工人積極分子的「三結合小組」。這種新的領導方式打破了廠長制的官僚管理，讓工人參與到工廠決策和日常管理中。這些方法被認為是“限制資本主義法權”的重要途徑。
三、鄧小平的「整頓秩序」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鄧小平擔任副總理，他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核心就是拋棄階級鬥爭和工人政治，轉而強調發展國民經濟和整頓秩序。在鄧小平看來，為了恢復國家秩序、發展經濟，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讓工廠和工人去政治化。
鄧小平政治策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徹底否定文革，誇大文革期間濟混亂的情況。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文革將中國經濟帶到了崩潰的邊緣，但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歷了穩定的增長：1967-1976年GDP的平均漲幅估計為7.1%。因此，文革期間並沒有嚴重的經濟動盪，相反，生產能力得到了快遞的提升。另外，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將文革期間的工人運動簡單指責為「派系鬥爭」、「破壞生產秩序」、「不穩定因素」。但是，羅素認為，197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廠是比較有秩序的。在當時的工廠中，矛盾點並不是沒有秩序，而是缺乏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來跟上工人的政治熱情。在毛澤東看來，這一矛盾應該通過工人理論學習、改造勞動分工方式和三結合小組來解決，而鄧小平則是簡單地將工人排除在政治運動、生產管理之外，通過去政治化將工人重新置於官僚化的工廠秩序之中。
改革開放後，儘管中國經濟經歷了近30年的大躍進，但工廠的組織形式和工人利益卻經歷了大衰退。在當下的世界工廠中，工人大學、工人政治、工人參與管理等實踐早已消失殆盡，不僅如此，工人的基本法律權力和勞動權益都難以得到保障，工人自殺、罷工抗爭等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因此，在這一時期，我們有必要反思文革中的理論爭論和工廠實踐，重新思考保護工人權益、改變工廠組織的可能。
參考文獻：
Russo A. 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 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1975[J]. Modern Chin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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