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疑惑，當中共把奧運、世博等盛事都搞完了，到底還有甚麼可以維繫國族想像？
或者我這樣問還是沒對準焦點，因為盛事不會完；不過，盛事終究還是不能天天搞。也許，我們就像《潛行凶間》裡的角色，在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夢鄉，每一個盛事就像車站，車站與車站之間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如在夢中，到站時我們醒來，或進入另一個夢。夢，到底是如何做的？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獎給劉曉波，一下子把「盛事中國」的結構顛倒過來，世界上不少人恭賀劉先生，有人甚至為這「另類中國盛事」熱烈慶賀，「飯醉」或開香檳。我注意到，不論官方或民間，不太高興劉獲獎的人都愛說，這「沒有甚麼大不了」，諾貝爾委員會把他們從世博盛事的尾聲中提早拉回到「日常」。
套用近年盛行的官式語，這次劉曉波獲獎，是「得來不易」的機會，一窺中國這個想像共同體的「日常」與「平凡」的一面。談想像的共同體，不能不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它在全球有二十九種語言翻譯，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岸皆有譯本。台灣版的翻譯是吳叡人，今年五月，譯者更在第二版中多加入幾篇短文。台灣對這本著作的興趣頗大，源於對台灣民族主義爭議，例如吳叡人便有所謂「進步本土主義」的說法。正如安德森說，這本書在全球吸引民族主義者（雖然同時為他們帶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物」），但大陸的譯本則似乎沒有引起應有的回響（竟然還是國營出版社出版的）。我以為，這本八十年代的著作，值得我們放在當代中國的脈絡中去重新閱讀。
重讀，最好是用新方法去讀。學究式的讀法，是跟從安德森提出的民族主義分類，去分析中國屬哪一類，與他筆下的歐裔海外移民模式、語言民族主義、由帝國轉型的官方民族主義有何分別，或是否代表了新模式。不過，我更有興趣的是，安德森在開首不久提及的「文化根源」，尤其是語言及媒體運用所帶來的時間與空間想像，例如，十八世紀以來的小說結構，以至十九世紀的報章，鼓勵人們想像一個社會有機體，在同質、空洞的時間軸上向前滾動，讀者雖無法認識一國之內所有人，卻可想像一個國家，一群同胞。
公論與多元
在安德森眼中，民族主義的形成與傳播，關鍵不在民族主義理論內容，而在於某些容易複製、摹仿、盗用的文化形式，而語言的運用則是最基本的一種，不在於說了甚麼，而在於它是甚麼形式（form），因為，這些形式構成我們的生活、想像。就讓我們由安德森說「根源」的形式－－語言使用出發，它不是根源，而是我們的基本。
我想另闢奚徑，不看那些明擺著要為大陸官方護航的話語，而由大陸以外的華人知識界入手。劉曉波獲獎之後，網上傳來一篇台灣學者卡維波（應斌）的文章，名為＜誰能得諾貝爾和平獎？＞，引起台港兩地一個小小的互聯網討論。卡維波不是要否定劉曉波，他要否定的是諾獎，他用了九成篇幅，以「事實」證明和平獎是西方支配第三世界的謀略。姑不論這個被說成無處不在的「西方」是否存在，有趣的卻是餘下不足一成內容，他說：「劉曉波所作的事情與主張是要訴諸公評與討論的，這個公評結果和他有無得到諾貝爾獎無關，因為諾貝爾獎不代表一種公評，而是西方支配第三世界的政治謀略。」
「公評與討論」，指的是甚麼？作為一個價值，我當然理解，誰不想得到公正評價？但當我想讀出它所指的是甚麼時，尤其把它配上「第三世界中國」時，我便越想越胡塗。中國的公論在哪裡？還是他想說，中國需要更公正公允的討論？
我在另一位大陸以外的學者文章，也讀到類似的含混。陳文鴻教授於十月十八日的《明報》寫了＜評劉曉波獲諾獎＞，這篇文章讓他由中國問題專家變成「中國問題」。文章結構與卡維波相似，也批評諾貝爾獎為西方權謀，不過陳的含混部份更大，幾乎是說了等於沒說。他說：「劉曉波的作為，代表了中國政府以外的一個潮流，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我們實在很難以非主觀的標準來評價。」似乎公論也難論了，接著他說：「中國社會到今天應是開放和多元化。... ...各個方面都應留有空間，留有餘地。」這個「應是」指的是甚麼？指的是中國已經開放及多元，還是要更開放與多元呢？跟卡維波一樣，洋洋灑灑之後戛然而止，停在一堆含混、無意義之中。
含混中國
我並不是要批評兩人的含糊其辭，逃避開劉曉波被監禁十一年的事實。我想提出一個假說：圍繞著中國的諸種含混與無意義，正是日常中國社群想像基本結構。我這個假說，類近齊澤克（Slavoj Zizek）的著名說法－－意識形態不在乎於知道或相信，而在於按照「彷彿」（”as if”）的邏輯來做。在認知上，中國的公論及多元都是可疑的，甚至是無意義的，不過，我們姑且當成是，或彷彿是吧！
我想起一件小事，劉獲獎後，我發現新浪微博無法發帖，過了十二小時，我發了一個帖：「微博回復正常了麼？」朋友給我當頭棒喝：「微博有正常過嗎？」我原來也不知不覺地活在「彷彿」之中。
「彷彿」的含糊，有時可以成為更大膽的幻想。在香港教書但與國內關係甚深的嚴海蓉及沙伯力（Barry Sautman）教授在十月十二日《南華早報》寫了一篇文章，名為”Medal Contention”，他們點出了劉曉波早為人詬病的言論：八十年代說過三百年殖民論，《零八憲章》中提倡私有化等等。他們跟陳文鴻、卡維波的想法也很相近，不過，卻顯示出較強的想像力與幽默感，他們說，無需把劉曉波監禁，無需把他抬上天，只需把劉的想法與目標公諸於世，「如果」（if）大部份中國人認識劉曉波，都會唾棄他。
當彷彿變成如果
齊澤克沒有注意到，原來”as if”會變成””if”，想像與徹頭徹尾的幻想有時是一線之隔。原只是含糊不清「彷彿」的多元或公論，一下子在兩位教授的妙筆中，變成「如果」。這當然是大膽的幻想，官方的《環球時報》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人之前根本不知道有劉曉波這個人！
這個「如果」的用法，具有非常當代中國的意義。我記得，六四後，不少人說，如果讓學生取代了共產黨執政，中國便會像東歐一樣大亂了，它指向的是一個可能的災難與恐慌。然而，今天的「如果」不同了，對維穩更有幫助，它不再靠嚇，反而讓我們體驗一下不可能的事情。同時，它又吊詭地把我們送回到現狀，因為，不管「如果」甚麼，我們一切也不會改變。就好像有人說，如果我們可以一人一票選國家領導人，領導人還是胡錦濤、溫家寶，或者是習近平。既然一切如果只是鬧劇，又何需「折騰」？
這種頗有犬儒味道的共同體想像，令我想起哈維爾（Vaclav Havel），他在1978年寫成＜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Powerless）。他說，捷克的後極權世界漸變成一個高度儀式化的秩序，與現實喪失語意關係，只剩一套極為形式化的語言秩序。它不需洗腦，只需賣菜大叔乖乖地在店面掛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布條，最好不要太認真，不需認同或認知官方口號或理論，只需活在這個謊言體制便可。今天，中國人吸納得太多西方價值（否則，中共又怎會比諾貝爾委員會對「和平」的真義還執著，竟罵人家「褻瀆」），賣菜大叔門外的布條更多元，更體現公論了，因為，寫上任何西方價值也不會太礙事。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在盛事之外的日常，不需要安德森筆下十九世紀的民族共同體，充滿信心、鮮明、生動，我們只需活在「彷彿」及「如果」之間，便可擁抱世界，立足天地，一切都「沒有甚麼大不了」。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11，2010.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