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當日以後，個別學運領袖得到美國政治庇護，國外輿論一面倒地攻擊中共的「屠殺」行為。至於本港社運界的思維則被禁錮於「官僚與人民」的對立之中，有關於事件的話語權被民主派壟斷並作為一張「悲情牌」。然而「佔中」加速了反對派陣營的分裂，佔領後期「學聯」為調和泛民與本土派的矛盾而呼籲「莫忘初衷」，但事與願違，本土派根本不願意繼續被民主派騎劫，憑我行我素的作風扮演着後佔領時期的主角。
學生運動日漸脫離泛民設定的軌道，支聯會受到兩面夾擊，本土派認為支聯會無所作為，親建制陣營則乘反對派內哄之勢爭取主動，意識形勢領域進一步多元化，這一切意味社會正呼喚着「民主再啟蒙」。其實「八九學運」與「佔中」都是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群眾運動，然而兩者的結驗教訓至今仍未得到認真的總結，我們認為大家最好通過這兩次政治事件，進一步探討知識份子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當中擔當什麼角色的問題。
「八九學運」的社會背境
「八九學運」毫無疑問是一場反對官僚主義的群眾運動，但它的醞釀與「改革開放」導致經濟紊亂的社會背境密切相關，當時為人詬病的「官倒」以及嚴重的通貨膨脹是認識全局的紐帶，這方面泛民政客後來而絕少提及。所謂「官倒」指的是官僚集團通過「價格雙軌制」化公為私的腐敗行為，虧空國企物資向黑市出售，收益落入私囊，虧損就掛到國企的帳上。當時民生惡化令民眾普遍感到疑惑，知識份子則認為問題出於中國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尚未完善，遂藉着紀念胡耀邦逝世發起運動，希望得到官方的正面回應。
起初學運的聲勢非常大，甚至有蔓延全國之勢。不過運動沒有組織性，亦欠缺明確的行動目標，只是對中共內部的「西化派」抱有希望，本來士氣就已經每況愈下，而且黨內「保守派」實際上佔上風，學生於趙紫陽被軟禁之後已經意識到不會得到任何成果，此後運動開始瓦解，而集會的講台則被西化派學生領袖壟斷，越到後期反共的聲音越強烈，官方於是以此為借口將學運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終調動軍隊清場。(注一)
實質上，「官倒」只是官僚資本滋生的其中一個環節，大力加強市場因素是整個過程的準備階段。官僚集團首先引入外資設廠，以較吸引的工資待遇讓農民覺得到經濟特區從事「三來一補」(簡而言之就是來料加工)是「優差」，同時進口高級消費品滿足外來人員需要，並設立「外匯劵」制度(注二)。縱然官方仍然以「投機倒把罪」懲治民間某的商業行為，但人們對進口商品的興趣已被勾起，對「外匯劵」趨之若鶩。接下來官僚集團藉着這樣的社會環境解散「人民公社」，以及對企業實行租賃、承包制及股份化等市場化手段瓦解公有經濟，剝奪人民的經濟權力，逐步篡奪公共企業的支配權以至所有權。
由於農民獲得了短期利益，而工人的名義工資亦未降低，因此對官僚集團的侵犯未有加以抵制。到下一階段，官僚集團直接在國內恢復工業原料的買賣市場，這就是「價格雙軌制」的起源，企業在計劃經濟規定的生產任務之內的產品按照「計劃內」價格出售，超出生產任務之外的部分可以按照「計劃外」的市場價格出售。由於外資企業對生產原料存在極大需求，要進行「官倒」實在易如反掌；另外，由於需要增發大量貨幣以反映個人對財產的佔有關係，於是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生產規模持續擴大，物價卻不跌反升。
有關「六四事件」的一些疑問
為了進一步拓寬大家的思維空間，我們在此提出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大家有必要重新檢查諸如公有制欠缺效率的判斷，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政治面貌是否理想是另一回事，但若是「一窮二白」的話，難道官僚集團可以憑空變出物資來倒賣？另一邊廂，官方將事件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至西方陰謀策動的「顏色革命」。可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邏輯，官僚集團化公為私以後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中共政權已由「紅色」蛻變為「白色」，執掌政權的資產階級還不夠「自由」嗎？
另外，知識份子在官僚壓迫之下率先進行抗爭代表他們比工農大眾有先見之明，受到鎮壓是最大的受害者嗎？恐怕這是見仁見智，踏入90年代官僚集團甚至主動加快市場化步伐，血汗工廠繼續遍地開花，大批國企工人被迫加入失業大軍。當資本主義的壓迫正在加深的時候，知識份子並沒有發動群眾組織一次反失業的民主運動，此其一；就算以民主派所執着的死亡數字為準，相對於至今二十多年以來，由於廠家漠視生產安全而導致的工業傷亡或者職業病的受害者，再加上被迫淪落風塵的女性及農村「留守兒童」等群體簡直是九牛一毛，此其二。我們有理由認為，工農大眾雖不是直接的，然而是最大的受害群體！
再者，假如「八九學運」導致中國社會循「民主化」的方向發展亦不見得是好事，俄羅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國有經濟一下子瓦解導致社會動盪，人民生活艱難被迫賤賣分配到手的企業股份，國民經濟迅速演變為寡頭壟斷資本主義，人民對國家政策始終無權過問，試問葉利欽時代或者普京時代的俄羅斯什麼時候有過真正的「民主」呢？
知識份子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當中擔當了什麼角色？
知識份子相對體力勞動者無疑具有較佳的認知及分析能力，本應承擔起促進勞動大眾覺悟的任務；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知識份子往往能夠獲得比勞動大眾更優越的地位，於是在社會運動當中總是不自覺地抗拒與工農大眾平起平坐，這就產生了令人不愉快的矛盾。「八九學運」反對官僚腐敗本來具有一步的進步意義，可是經濟主張卻與勞動大眾的根本利益相矛盾，自然無法發展為重奪經濟主權的民主運動。其實知識份子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當中的表現正應驗着毛澤東的一個比喻，他說：無產階級是「皮」，知識份子是「毛」。試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毛澤東並沒有認為國家發展用不着知識份子的想法，相反他十分著重在工農大眾當中培養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份子，因此實行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體驗貧苦大眾生活的措施。毛去世後，官僚集團先是恢復高考，以國家的名義重新頒發承認不平等的證書，培養學生惡性競爭的意識；繼而利用公費讓知識份子放洋留學，讓他們感覺受到倚重，有意無意地製造或傳播反對社會主義的輿論。到頭來工農大眾被迷惑以後，知識份子也就失去了可依靠的力量，發現官僚集團壟斷了資本主義帶來的多數機遇也就無可奈何了。
目前親建制陣營與泛民對於「六四事件」皆圍繞隱瞞與造假的問題造文章，可是彼此均有意迴避事變的來龍去脈，明顯不希望人們對歷史的聯繫了解得太多想得太多，害怕勞動大眾有朝一日真正覺悟而投身政治運動。有見及此，研討會熱切期望年青人不要再人云亦云，與其責備內地同胞對官僚問題無動於衷，不如通過獨立思考重新認識「六四事件」的社會意義，從而理順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並由此開辟大眾民主的康莊大道。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7年5月27日
注一：詳情可參考《中國六四真相》，該書似乎是外國作者利用趙紫陽黨羽所披露的內部檔案寫成
注二：其實嚴格來說被恢復的是「僑匯劵」制度，該制度於1958年為歸國華僑設立，「外匯劵」制度與其類似，但發行量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