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同文將刊於中大國是學會國弦之特刊。
一）
建國六十年臨近，北京市面外馳內張，歌舞昇平背後，是嚴密的監管和控制，力圖營造和諧之象。
國家之建立，本為人民值得慶賀之事。中國終能掙脫列強欺凌，建立民族國家，可謂吐氣揚眉。更當中國越趨強大，政經地位舉足輕重之際，此時高高興興談國慶，實乃自然而然之事。但觀乎中央與地方的種種舉措，莫不是畏首畏尾，色厲內荏，近有枉屈香港記者之合法報導煽動鬧事，誣衊譚作人之四川調查顛覆國家；遠有掩飾六四屠城之真相，篡改建國多年罄竹難書之暴行。回首歷史，我們焉能埋沒良心，報喜不報憂呢？
歷史之撰寫總為當權者左右。草民之歷史，遂淹沒在重重的迷障之中，不得伸展。筆者年少，對當年中共建國歷史，知之甚少。中史教科書，廖廖數筆，解放軍所向披靡，國民黨聞風而遁。草民呢？不得而知。
我們要記著，草民不是當權者，犯不著為自己歌功頌德。草民，平凡而不平庸。草民，可以是挑著擔子賣菜的嬸嬸、在街道上閒逛的伯伯，也可以是你和我。草民，不會是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人物，可是每一位草民的歷史，所走過的路，都是獨特而唯一的。這些路，不是單一軌向而不相往來，反而是千絲萬縷，編織成那一個個動人心弦的歷史故事，而這些，正正是最容易為人忽略的。
有此了悟，我們對於任何冠冕堂皇的言辭，簡化單一的平面描述，都應該保持批判的態度。尤其身處中國政經文化邊陲的香港，我們應當問，國慶，究竟為誰而慶？國慶，究竟由誰來定？
二）
龍應台為其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序，她說，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大江大海》述說了一九四九年，草民在戰火的無情摧毀下，顛沛流離，萬里飄零的故事。每個故事，讀起來都有血有淚。然而，在「全國解放」這個政治正確的口號之下，草民的聲音，遂淹沒在大江大海之中。當中有好些人，一生都不能、也不願向他人提起這累人的歷史之重。
就在《大江大海》勉力重提草民歷史之際，我看到了電影《建國大業》的宣傳硬照，好一個宏大的背景啊。再看看資料，《建國大業》在內地票房輕鬆破億，《大江大海》甫出版不久即被中宣部封殺。究竟龍應台的一本小書，能不能抵禦鋪天蓋地、政治正確的宣傳？
在東森新聞的一個訪問中，龍應台如此回應：「就是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你如果只看到『一將』的話，你就會談《建國大業》；你如果也看到，也會去沉思『萬骨枯』是什麼意思的話，你就看《大江大海》。」
我在沉思，建國六十年，出現多少次萬骨枯的場景。
一九四八年，就是國共內戰三大戰役的那個年頭，有數十萬人，在長春之圍中活活餓死。如果我們譴責南京大屠殺是罪行，為什麼我們不用同樣的標準，去看待在內戰中死亡的同胞，建立戰爭紀念館來憑弔他們？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把過百萬的知識分子打為右派，摧毀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無數人受屈辱而死。迄今為止，中共還未正式平反反右運動，錢理群先生呼籲建立一九五七年學，仍遙遙無期。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開始。其後三年，中國有足足三千萬人餓死。毛澤東的錯誤決策，草民深受其害，逆來順受。當權者謊話連篇，把人禍扭曲為「自然災害」，面不紅，心不跳，好像中國人命如螻蟻，任人肆意踐踏。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十年間，全國草民不單失去自由，甚至失去尊嚴，失去生命。人倫崩壞，草民被迫成為拭兄殺父的禽獸，活在人間煉獄之中。中國文化遭逢浩劫，鬥爭思想毒害人間，至今仍未復原。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政權指鹿為馬，把學生和平示威定性為暴亂，視人命如草芥，多少母親痛失孩兒。草民懾於權勢，或忍氣吞聲，或刻意遺忘，或變臉投誠，什麼懷疑論坦克碌豬論，皆滿天飛了。
如斯六十年，是輝煌的六十年，還是恥辱的六十年？
三）
或許以上種種，皆年代久遠了。有人說，香港回歸祖國十餘年，過往縱有千般不是，我們也必須往前看，隱惡揚善。
但歷史告訴我，香港，一向地處中國政經文化邊陲，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際，是處於一個怎樣的境地上。我們有必要問，為什麼當年中共不「解放」香港？要說中共一向重視香港，為何要待數十年後才談回歸，談國慶呢？當一九六七年香港民權運動烽起之際，中共除了鼓動左派作亂之外，又做了什麼事情幫助香港脫離殖民統治呢？
翻閱中央電視台製作之《香港百年》，其解說詞中，有一段描述解放軍進軍深圳河的情境，如此寫道：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解放軍抵達深圳河北岸，手持望遠鏡的吳福善將軍，朝香港凝望良久，但卻按兵不動。[1]
那末為何要按兵不動呢？對於中國來說，香港只是一個需「充分利用」[2]的地方。鑑於當時中國不願與英美正面衝突，故留下香港這個橋頭堡，以作緩衝，與世界接軌。
本來，地方犧牲自己，以成全國家的利益，也屬無可厚非。然而，最諷刺的是，為維持香港殖民地的地位，中共不得不默認與英國簽下之不平等條約。更要害的是，周恩來的「為我所用」[3]論，反映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定，只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所謂香港恆古以來與中國本土密不可分，純粹為回歸前後製造之論述，顯得收回香港的決定「眾望所歸」，如此而已，根本與史實不符。
如此說來，回歸經年，政府力圖建立口徑一致的國民教育，也早有跡可尋矣。重視國慶，並不出自草民對祖國文化的擁護，也不反映草民自發的愛國情感，只是少數當權者的政治任務，粉飾天下太平，再次證明歷史只屬於勝利者，草民根本無容置喙。
[1] 轉自王宏志（２０００），《歷史的沉重》，頁１９８，牛津大學出版社。
[2] 一九六零年，中共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作為對應香港回歸的策略。參考同上，頁１９８。
[3] 同上，頁１９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