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伊斯蘭國」？——多面沙甸
文／劉燁
要不是一年前的3·01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襲擊——共造成31人死亡及141人受傷，沙甸這個距北回歸線只有10公里的滇南小鎮不會受到眾多媒體的關注。在輿論中，這是一個維吾爾籍恐怖分子的聚集地，行兇者從這裡出發，事後也在這裡被捕。沙甸獲得了與自身塊頭並不相符的濃鬱色彩，犯罪、暴力、極端——並都牽連著一個詞：伊斯蘭。許多人甚至驚訝於雲南這塊溫潤甚至被文藝了化的土地怎樣和極端勢力產生聯繫的。
在沙甸大清真寺（簡稱「大寺」）架空層的辦公室內，大寺的「管寺」王先生感歎到，「這一年來，我們沙甸過得不太舒暢，可以說是有些壓抑」，「我們遭受了很多誤解，對沙甸，對回族，對我們穆斯林」。「伊斯蘭教講究科學、人性化和中庸，真主安拉也是寬容仁慈的」，「我們跟他們從不是一夥的，不能因為一小部分犯了錯就把全部人都當壞人」。他慷慨陳詞到，「我反復說過，祖國大家庭裡，一個兄弟犯了錯誤，我們是要説明他呢，還是要打擊他！排斥他！」
互聯網上充斥著包括對沙甸人在內的穆斯林鋪天蓋地的質疑、討伐甚至叫駡聲。不少人甚至將沙甸比作「國中之國」或「伊斯蘭國」，指出沙甸在禁酒、讀經上已有明顯的去世俗化傾向，大量女子戴上面紗，且當地清真寺擁有不下於政府的巨大聲望，以至於後者的很多工作要清真寺出面。這些聲音讓管寺極為不滿，「什麼國不國的，建什麼國啊！我們的宗教活動哪一項不說在國家的法律和政策下進行的？對於政府的工作，我們什麼時候不是支援和配合？」「來過些記者，斷章取義，沙甸百姓淳樸，心直口快，他們就從話裡面亂摳，胡拼亂湊」，「這帽子扣得，搞得我們很被動，有苦說不出啊」。
很多沙甸人都對不認同媒體上呈現的家鄉面目，在一個人口不足1.6萬人的小鎮上，這種不滿很容易在口耳相傳中成為共識。一種明顯的緊張和焦慮感在沙甸形成。在沙甸吃第一頓飯時，店主見筆者背著相機，便直截了當問「你是記者嗎」；在筆者入住的賓館，主人一邊洗菜，一邊問「你是來採訪誰的？外面人總覺得我們沙甸好亂，好像我們都是恐怖分子一樣，你來了覺得這兒怎麼樣？」「那時候（3·01），外面都炸開了鍋，說我們這裡怎樣怎樣，可是我們這裡風平浪靜的，都沒多想，要不是看新聞，我們都不知道沙甸的名字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了。」在清真寺走廊上，一個老婦打量著我，問到，「我們回族做禮拜，你們漢族反不反對？」她神情憂鬱，皺紋縱橫，說「我們來清真寺禮拜，是來學習的，是要學好的，是為做好人，那些不來做的人才是學壞，抽煙喝酒，什麼都做，你們不要以為我們做禮拜是學壞」。她歎氣離開後，旁人告訴我，「她可能是把你當上面派下來調查的人了，前段時間都來了好多。」另讓筆者感歎的是，當和一位大寺工作人員談到「阿拉伯風格」的大寺時，他立刻糾正到「是中國和阿拉伯風格的結合」，未及筆者開口，他又補充到「我們穆斯林一定是在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之間找平衡，兩者都重要，少了哪個都不行」。
實際上，年初造訪的一群記者不過是給他們緊張的神經壓上另一根稻草。他們的鬱結從3·01發生起就開始了，隨著政府清剿行動的開始，武警包圍湧入沙甸，抓獲了昆明恐襲的3名維族行兇者，並將沙甸鎮上所有的維族人清除出鎮，遣返原籍。一個客棧老闆回憶，當時沙甸所有的旅舍、賓館全住滿了荷槍實彈的武警，僅他家一處，武警離去時就開具了8000元的發票。談到這些維族人，當地人並不清楚其具體情況。論數量，有人說幾百，有人說上千。對於維族人來到的沙甸的時間，人們印象模糊，「漸漸多起來的，最開始沒人在意」，後來也都習慣了對方的存在。只有一人明確表示，維族人的聚集是在2010年沙甸大清真寺落成後開始的，「應該是來拜我們這個寺的」，「我們這裡氣候好，冬天不冷，他們就跑過來了，和我們一起在大寺禮拜」。維族來客與本地回民語言不通，除了宗教用語為通用的阿拉伯語外，兩撥人並無過多交往。「大家都相安無事，誰也說不清他們是幹嘛的，他們做了壞事，怎麼我們成了替罪羊！我們冤得很！」
事件過後，沙甸在短期內經歷了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整治」，州政府宣稱「要堅決遏制宗教極端思想傳播蔓延的勢頭、堅決防範和打擊暴力恐怖犯罪活動」。在「兩清運動」（清理排查阿拉伯語學校和伊斯蘭經文學校，清退校內的外省師生）的開展下，維族學生也被清退，經校的生源大減——儘管仍有少量青海、寧夏等地穆斯林學生。沙甸大街上也突然多了減速帶防止車輛快速通過，大寺廣場的旗杆驟然升上了國旗，而外立面為阿拉伯風格沙甸區公所辦公樓則去掉了頭頂的「圓頂蔥頭」並將綠色的屋身塗抹成白色。每一座清真寺的門口，都加裝了宣傳欄，裡面印著統一的標語，如「反極端，講團結，促進宗教和順」，「三個離不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間也相互離不開」，「團結穩定是福，分裂動亂是禍」等等。同樣，當2009年，雲南省政府將沙甸列入「全省第二批特色旅遊村建設項目」，決定打造「中國·沙甸回族文化旅遊小鎮」時，也並沒想到日後的沙甸會成令他們緊張的一塊心病。似乎一夜之間，官方看重的「濃郁的伊斯蘭風格」從能促進旅遊開發和產業轉型的寶貝突然成為危險的隱喻，這個「伊斯蘭風情小鎮」似乎一下成了恐怖分子的包庇所。原本要著重打造的「東方小麥加」特色，都轉眼在3.01後低調起來。
同樣讓政府緊張的，還有40年前的另一樁大規模流血衝突，即1975年的「沙甸事件」。那是文革中，由於宗教和民族政策遭到踐踏而導致的沙甸信教民眾與入駐的工作隊間的武力衝突，愈演愈劣，死傷甚重，時被定性為「反革命武裝叛亂」。改革開放後，事件在撥亂反正進程中於1979年被平反。至今在鎮上風尾山高處立有「沙甸事件舍希德紀念碑」便是歷史留在人間的提醒。「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不總是過去的事件的客觀陳列，它總伴隨著當下發生的一切而不停地被想像和解讀。儘管無論沙甸民眾還是政府，都把40年前的事放在了記憶深處，極少直接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但當3.01恐襲發生後，這一久遠的歷史似乎被即刻啟動和調動起來，流血衝突史似乎給地方的執政者帶來了「不穩定」的幻象和擔憂。為什麼總是這個地方——成了治理者最擔心的疑問，而對沙甸人來說，為什麼總是我們——成了最不平的無奈。「沙甸事件」作為沙甸人不可抹去的「前科」隨時可被挪用到今天的場景，以至於網路論壇中有人留言「要是75年把他們全部轟平，就沒有今天的麻煩了」。3.01事件如一片陰雲籠罩沙甸，後者似乎成了國境內的「他者」。
毫無疑問，沙甸自有其特色。早在13世紀中葉，忽必烈委任阿拉伯貴族、中亞穆斯林賽典赤·瞻思丁為雲南統治者，他的到來被認為是沙甸乃至雲南始有穆斯林定居的標誌。明初，朱元璋命回族將領沐英鎮守雲南，沐英隨軍帶去大量回民前往開墾定居；此外，另有清同治年間雲南回民反清戰爭失敗後部分兵將及其家眷逃往沙甸避世自保。這三部分大規模的移民，造就了今日沙甸的人口特徵——92%鎮民為回族。沙甸在中國穆斯林群體中有很多譽稱，常見的有「教門聖地」、「文化之鄉」、「東方小麥加」等。當地人的鄉土認同和自豪感之深是顯而易見的。這裡誕生了許多著名的伊斯蘭教人物，其中包括了馬堅——《古蘭經》全本的中譯者，幾乎所有以漢語為書面語言的中國穆斯林所奉讀的《古蘭經》皆是馬堅譯本。而馬堅幼時在沙甸就讀的魚峰書院又是滇南最早的新式學堂之一。
不到1.6萬人的沙甸，卻有大小10座清真寺。其中「沙甸大清真寺」是全國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歷史上還有先後兩座「大清真寺」，現為第三座），2010年投入使用，規模宏大，屬於典型的「圓頂蔥頭」的阿拉伯風格。其廊道、拱券、樑柱等建築細節精心模仿了麥加禁寺和麥迪那聖寺，寺外的廣場甚至種植了中東的椰棗。大寺耗資1.3億人民幣，其中1.2億來自沙甸穆斯林的捐款。這是沙甸人的驕傲，每家每戶都踴躍捐款，有的人還捐出一半的家產，最高的個人捐款是600萬元，而這個人始終沒露面。「‘信主道且行善’，這是我們穆斯林應有的品質」，大寺的一位保安說。另一位「家是三層小別墅」的馬姓大哥也頗有感慨，「這種事情全國有多少地方能辦到？尤其在我們沙甸，我們經濟條件好些，大家又齊心協力」。在大寺的周圍，有或遠或近的9座規模較小的清真寺，每當禮拜時間到，多座清真寺的宣禮塔上的廣播幾乎在同一時間開始放出阿拉伯語的誦經聲，呼喚穆斯林們前來禮拜。呼聲在這塊群山懷抱的小平地上此起彼伏，反復回蕩，將整個小鎮籠罩其中。尤其當夜幕降臨，大寺燈火通明，夜光隱去了走向大寺的禮拜者的面容，只有他們的小白帽和阿拉伯長袍留著清晰的剪影。
沙甸當然還有其他眾多「不同之處」，如民宅建築會在外立面添加一些阿拉伯式的拱券，儘管風格未必協調；街巷的牆壁上，常見學字的小孩兒用粉筆寫就的中阿雙文的「真主至大」；飯店裡掛著「清真言」，被比作伊斯蘭教的「總綱」：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三分之一的沙甸家庭都出過「哈吉」（阿語指真主的客人，即赴麥加朝覲歸來者）。
但這一切都遠不足以將「國中之國」的比喻用在沙甸頭上。沙甸作為中國的一個民族鄉鎮，到底有多大的異質性？這裡富有，鎮上有高大的樓房和寬闊筆直的街道，不少鎮民住在獨棟獨院的兩三層樓房中。筆者碰到的大部分沙甸人也非常和氣，他們的母語是屬於西南官話的雲南話，很多人還能把普通話說得很溜——也許因多跟外界交流所致。至於網上盛傳的戴面紗的女人則是誇大其詞——筆者在沙甸六天的逗留中只見過四人戴面紗（且因看不清臉，還不知是否為同一人），也能看見穿中短裙或絲襪的姑娘。鎮上路面乾淨，車速不快（也許是因減速帶），可以不誇張地說，整個沙甸給人的感覺是富裕、安寧和祥和。一次偶然的機會，筆者隨大寺管寺及其他工作人員前往一普通人家赴宴，當天是主人家老父「歸真」一周年。等我們一行人走到才發現這家小院已滿，於是只能站著院外等候。一桌人散去後，我們得以入席。座位和座次並無講究，等飯菜上齊，管寺起身為所有人盛飯，飯後一行人與主人道別又走回清真寺。整個過程中看不到清真寺受到特別的禮遇。
同樣，作為一個歷史久遠的小鎮，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社會依舊在運作。在中國，鄉鎮級別的「草根」政府本不會與當地居民有明顯的距離感，官民都是熟人，同鄉同族，知根知底，甚至沾親帶故。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很難營造出「高大上」的形象，他們的權威也未必高過鄉裡的一些賢人、長老或族長（在全民信教的民族中，族內長老的身份很有可能與宗教領袖產生重疊）。基層權力在運行中並不完全依靠國家的正式法令和規章制度，而是更多地參雜著地方性、鄉土性和非正式權力的柔性運作。在沙甸，熟人社會有多了一層宗教關係，他們的熟人社會所建構的基礎不僅是靠柴米油鹽、街談巷議和婚喪嫁娶這些共同的世俗日常生活和社交構成的，也是由《古蘭經》、伊瑪尼和禮拜所支撐的精神世界及其實踐構成的。同鄉、回族、教徒這三個身份同屬於沙甸人生活的不同面向，與其單獨談論「教權」——很容易以偏概全——不如談論一種帶有伊斯蘭價值觀的熟人社會關係網帶來的力量，這並不能從一個具體的地域環境中抽離而出。地方政府面對濃烈的伊斯蘭教氛圍，實在不必故意抗衡或「糾偏」，因勢利導更加可行。何況，小鎮政府也大致鑲嵌在熟人社會中，這些草根的政府的工作人員大多生活在穆斯林家庭，不可能脫離地方社會網路。因此，媒體提到的政府做事「要清真寺出面」的情況自然是有可能的，但是這現象的背後到底是清真寺擁有了超越政府的權力，還是政府官員順應、借用既存宗教關係和網路進行施政才是更應探討的問題。簡單提出「教權」概念，並將其與「政權」相比，可能並不恰當。
事實上，哪裡存在徹底從天而降的宗教呢？宗教不是天啟的神諭，應是在地的人們根據其生活的自然與文化環境做出關於理想世界的投射。當一種規範化的意識形態傳播到不同土壤時，扭曲和調適是不可避免的，想像中的「天國」是抽象的，但「人間」永遠是具體的，兩者相互將就，相互適應，而非後者完全仿效前者。這就如佛教在藏地、漢地、日本和東南亞的區別，也如社會主義在歐洲、中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同面貌。人們所屬的不同地域和民族，都會影響到他們作為穆斯林的表像。的確，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伊斯蘭教中保守的原教旨主義「瓦哈比」教派傳入新疆，導致部分新疆穆斯林群體出現了極端化和暴力化的傾向，已成嚴重的社會公害。而伊斯蘭教對「衛教」熱情的高漲及對衛教者的尊崇確在客觀上為伊斯蘭極端分子所利用。ISIS的出現和《查理週刊》遇襲等近來發生的大事都在為世界範圍內伊斯蘭保守回潮的趨勢做出新的例證。但至於沙甸這樣的雲南回鄉，在多大程度被裹挾進世界伊斯蘭保守趨勢還需謹慎探討。
儘管在3.01事件過後，沙甸「這潭水越攪越渾」。但是，以沙甸為例，如何更好地認識中國的穆斯林群體的思想和心態——理解他們的任務才剛剛開始。如何認識沙甸，關係到我們如何在這伊斯蘭極端勢力在國內外都愈加活躍的階段更準確地把握中國境內民族和宗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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