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以“爱国”主导政教关系实则干涉宗教自由
昝爱宗
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据2007年2月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课题组2003～2006年在中国30个城市对4569个样本的抽样调查，及其按照中国现有人口比例的推算，中国16岁及以上的公民中31.4％的人有宗教信仰，估计中国目前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在3亿人以上。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中国宗教报告2008》中的说法，就中国当代宗教状况而言，这一结果使"以往中国信教人数只有１亿人"的说法受到挑战。中国人口达13亿，有3亿信众比例并不高，但已是2005年4月官方公布的官方数据的三倍。
官方只承认中国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若把各种民间信仰等各类"宗教"算进去，上述报告为3亿的数字则显然估计少了，因为多年前海外统计机构就有中国民间信教人数有近３亿人，其中基督新教和天主教近1亿人的估计。而按中国官方的说法，则是信众人数更少，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系政府批准的新教组织，该组织发言人估计，至少有2000万市民在官方教堂做礼拜。2008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部分（美国国务院发布）援引佩尤研究中心预计，约有5000万到7000万中国基督教徒信教未经政府批准。另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报道，有530万人来其教堂中做礼拜，并估计，还有1200万甚至更多的人在不隶属于该爱国会的未登记天主教教堂中做礼拜。此外，政府宗教官员的说法又不一样，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王作安在公开发表的《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一文中称：通常的说法是有１亿多人信仰各种宗教，这仅仅是一种统计加估计的结果。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统计，基督教信教人数为1600万人，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的70万人相比，增长十分迅速。这个统计数字不包括那些不进经政府登记批准开放的教堂（活动点）的基督徒，因此基督徒的实际数量比这个统计数字要大（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统计，我国有天主教徒550万人，这个数字包括了受天主教地下势力影响的教徒）。据一些地方的调查，不进开放教堂活动的基督徒少于在开放教堂参加活动的基督徒。国外有的机构宣称中国有6000万～8000万名基督徒，"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或者纯粹是炒作"。
中国信众人数到底多少，恐怕是一个敏感数字。中国官方向来"宗教无小事"，宗教往往与政治脱不开干系。根据中国"政教关系"之中"政"与"教"各自的特点，实际上是宗教学者卓新平所称的中国特色的"政教主从"（即"政主教从"）等关系，而其处理乃靠"法律"来进行，政府进而"依法"对宗教"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监督、掌控。这里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法律，而是政治，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敏感和监控，在政治优先的"爱国爱教"的条件主导下，是无法使"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的。卓新平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问题与思路》论文中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宗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或"准政治性"构建，也正因为这种"政治化" 才使之具有"合法" 或"官方宗教"的地位。这种定位在"爱国爱教"的鲜明口号或标志上得以体认或确认，所蕴含的乃是政治与宗教的正面结合，以及政治为其前提和基础、宗教依此来生存和发展的独特结构。在此，"爱国"是政治意义上的，"爱教"则是信仰意义上的；"爱国"更多表现在社会活动、政治参与上，而"爱教"则主要为内心情感的流露、精神向往的追求。当两者统一时，政治和宗教均能发挥其社会正功能；但一旦两者出现矛盾或对立，其社会负功能亦会显现出来。因此，政治与宗教的这种"结合"乃"双刃剑"，不能幻想其只会保持一种"功能"。例如，若分析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导下的存在状况，当时"爱国"显然比"爱教"有着更为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若不"爱国"则不可能真正"爱教"，甚至会导致宗教的生存危机或迅速消亡。这样，"爱国爱教"且"爱国"在先、"爱教"在后乃成为中国内地几十年来宗教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定式。在今天"全球化"宗教跨国际、跨民族、跨地域的"普世性"诉求中，虽然不少国家和地区仍会靠其宗教来维系、保护其"国"之生存和发展，但同样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普世信仰"支撑的"爱教"淡化、架空或放弃"爱国"的迹象和动向。所以，靠"政治"来支持或支撑"宗教"有其相对性和"失效"的可能；反之亦然，若用"宗教"来维护、帮助"政治"，同样会出现其缺漏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在趋于越来越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当代社会，"政教关系"已多元嬗变、日益复杂，中国以往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正受到挑战、经受着考验，这在当今宗教建构、体制之复杂重组上已显端倪。
真正让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才符合普世价值下的和谐社会要求，才不至于任由市场经济导致信仰真空和价值混乱。宗教通过宣讲教义，引导教徒心灵得释放，摆脱物质诱惑，化解焦虑和不满，达到心理平衡和内心安宁，宗教的这种教化功能不仅对信众有教化作用，对一部分不信教的人也会产生吸引力。人生在世，需要有精神寄托，不信这个就信那个，尤其是当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后，人们会更加重视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追求自身需要的精神生活，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成为一个重要选项。由此可见，物质财富的多与少、文化程度的高与低，都不是人们是否信仰宗教的终极因素，需要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及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中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此意义来说，中共官方若爱中国而非单单维持一党执政之私，就应当尊重信仰自由，"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停止以"爱国"为名干涉或监控宗教自由，开放对《圣经》的出版、印刷、发行和进入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限制，自由出版各类基督教宗教信仰读物，和谐宗教信徒，开放海内外信徒及教会到中国自由传教，开放家庭教会，这样坚持下去，很快就会富有成效实现基督化，甚至13亿人都是基督的信徒，别国就不会动辄对我进行有关"迫害宗教"及"侵犯人权"的指责了，中国就会真的能够早日实现大国崛起、树立大国价值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