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8日訊】《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推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專輯。儘管具體的入選者可能會有非議。但這幾乎是國內媒體第一次如此規模的彰顯一個議政的知識份子群體。並且除了少數幾個藉以淡化此專輯政治傾向的點綴人物，如過氣的金庸和文化明星式的陳丹青等，整個名單的自由主義傾向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在《致趙勇的公開信》之後，入選盧躍剛；在新書《給愛你的人自由》被查禁之後，入選茅於軾；在近一年來自由主義受到官方打壓和媒體限制的情形下，入選劉軍甯、朱學勤、徐友漁等人；以及入選著名的政治犯辯護律師張思之。都體現了國內媒體在目前一種接近於最高規格的勇氣。因為一個滑稽的對比是，這份名單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時也出現在與這家周刊同屬一個報業集團的另一份報紙的名單上。但那卻是一份“嚴禁刊登文章”的作者黑名單。
但喟歎《人物周刊》的勇氣，不等於這份勇氣達到了及格線。事實上我為這份冠之以“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的名單感到汗顔。倒不是因為我本人被忝列其中，因為這無非一家之言。換一家媒體它自會有不同的取捨，也就是說具有相似性的人物是可以替換的。你大可以用秋風、蕭瀚、楊支柱等人來替換我，用蕭功秦替換許紀霖，用季衛東替換賀衛方，用崔衛平替換謝泳，用楊德昌替換侯孝賢，等等。任何替換當然也可能誘發爭議，但對於這份名單的公共政治意義並不會有太大的增損。
這份名單真正令人汗顔的地方，在於它從根本上就是殘缺的。因為它有意或被迫的刪除了當代公共知識份子中不可替換的那一部分。無論換哪一家媒體來另開名單，也絕不可能在今年六四之後用蔣彥永替換高耀潔，用丁子霖替換王選；或者在杜導斌案之後用莫少平替換張思之，在南都案後用程益中替換胡舒立；或者用倡導修憲的曹思源、出逃國外的何清漣去替換吳敬璉、郎咸平；也不可能用劉賓雁替換戴煌，用廖亦武替換北島，用高氏兄弟替換陳丹青，更不可能用在大陸做海外華人的劉曉波，替換在海外做大陸華人的李敖；或者用王丹、魏京生去替換任何人。
因為那些不可替換的公共知識份子，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程度不一的在公民權利上屬於“政治賤民”。他們基本上都被視為異議分子、政治異見人士、前政治犯、民運分子，或至少是有可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虞犯。他們的多數人在國內不能出去，在國外不能回來。他們多半沒有這個國家的護照，或在出入境時受到限制、盤查和要求簽署保證書。他們中身在國內的多數人都被排斥在一個被壟斷了的知識與學術資源之外，靠說真話的寫作在一個禁止說真話的時代裏謀生。他們最重要的言論幾乎都發表在海外，他們中大多數人的電腦、電話和一切檔案都受著國家有關部門的非法監控。他們的名字一旦出現在“google”的搜索欄中，就可能導致網站無法登錄。
但他們同樣以言論尖銳的影響著這個國家，以同樣分量、同等理性但卻更大勇氣的擔當。儘管他們對公眾的影響也許少於媒體和體制內公共知識份子的受眾，但他們對這個極權制度的批判性，對政體變遷的壓力，他們對這個時代僅存之精神自由的佔據，他們在當政者心中所激起的畏懼，都遠在後者之上。在今天這個極權主義依舊氣息綿長的時代，這兩個公共知識份子的群體，猶如太極之兩儀不可或缺。雖然一陰一陽，才能謂之道。但就我個人看來，我對這個在公共領域被遮蔽、被打壓，在私人領域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另外50 人群體，懷有更大的敬意和關懷。因此在《人物周刊》的標榜之外，我起意要開列一個我個人心中的“另外50人”名單，並作扼要的評介。
我的標準是能夠憑藉知識份子的本色與理性，主要以言論表達，對公共政治進行有勇氣的干預和批判。在一個極權主義的時代，我不屑於以他們的現實影響力大小和知識界的地位為主要標杆。我的標準是，什麽人說出了對這個時代最有價值的言論，說出了這個時代最顯赫的真話。我更強調對言論干預的道義擔當與批判力度的衡量，和對這種干預在本質上的公共政治含義的衡量，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我對他們之於未來價值的一種期待和評估。因此僅僅在學術觀念上對中國人的自由事業有較大影響但在行動上趨於犬儒的書齋知識份子，不在其中。僅僅頻繁出沒於大眾媒體、喜歡對廣泛的社會事務發言的知識明星，也不在其中。如果以此為標準，大概沒有人會趕得上余秋雨。此外完全離開知識份子本色和言論手段的、職業的民運政治家，亦不在其中。最後，能夠與《南方人物周刊》開列名單相互替換的體制內公共知識份子，當然也不在我這份名單上。
王怡
作者開列的另類名單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