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國青年激進主義又再成為世界觸目的現象，令人不期然聯想六十年代的「中國熱」。當然，那種迷惑顏色就難以像當日一樣維持。其實２００３年中國大城市開始興起小資狂潮，已經有人分析過小資和憤青雙生的現象。 網路作家張遠山一文及其討論，對了解這個現象甚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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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網站編者按：
愤青，难以名状的文化现象
90年代初，作家梁晓声曾豪迈地自道：我是愤青。
十多年后，曾以褒义色彩为主的“愤青”一词，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以近年来“愤青”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BBS领域的一般 情形看，“愤青”多是些令人退避三舍的二杆子，极端的愤青言辞诸如“×光日本女人！”、“轰炸扔颗原子弹！”等也都俯拾皆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言论，也使这个群体获得了“粪青”的恶名。
这一群体形象的另一特征是，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爱国的名义行走于网络江湖，他们对“小资”一向不屑，甚至决不留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用向赵薇头上泼大粪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立场。
愤青对小资不屑，对满嘴“我靠！”、“哇塞！”的玩世不恭的无厘头，则视之为令人憎恨的“垃圾”。
网络江湖呈现的这一文化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对于“愤青现象”深为厌恶有之，恐惧也有之，无所谓也有之。但“愤青”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确是个富有深长意味的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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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愤青的论争
2004年07月06日18:28 来源：搜狐文化频道
小资VS愤青
张远山
“小资”和“愤青”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两大阵营，似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贾谊语）之势，仿佛每个青年都非得做出“不归于杨，必归于墨”（孟子语）的抉择不可，其实这就像贾谊和孟子的话一样过于夸张，不属于两大阵营的当代青年无疑更多。不过这两大阵营目前确实非常流行，所以很容易用流行的术语对他们加以简单区分：小资的标签是“帅呆”，愤青的标签是“酷毙”。
就思想倾向而言，小资是右派，而愤青是左派－－这正与思想界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系相当。就职业或经济状况而论，大抵小资是白领，除现役白领之外，也包括预备役白领和心理白领，不过小资一般是以白领为基本满足的；但愤青虽然大部分是蓝领，却未必一定是蓝领，愤青可以是蓝领，更可以是银领乃至金领。
大体说来，愤青的一切行为，都是与小资对着干的。比如小资戴假发，愤青就剃光头。小资染发，愤青就文身。小资佩一副耳坠，愤青就挂一只耳环。小资衣帽光鲜，愤青就蓬头垢面。小资抽烟，愤青就吸毒。小资喝水，愤青就喝酒－－小资如果喝酒，则是啤酒和葡萄酒，愤青则必白酒。小资吃麦当劳，愤青就蹲大排档。小资打的，愤青就飙车。小资安安静静地日光浴，愤青就疯疯癫癫地裸奔。小资用香肠喂自己的狗，愤青就用硫酸泼公家的熊。小资在家上网，愤青就啸聚网吧。小资去新马泰，愤青就去登山；小资蹦迪，愤青就蹦极。小资反对恐怖主义，愤青就欢呼恐怖主义。小资爱说洋话，愤青就说国骂。小资迷琼瑶，愤青就迷金庸。小资看大片，愤青就看毛片。小资合租，愤青就同居。小资女人恨不得嫁给老外，以表示自己是“世界公民”；愤青男人恨不得娶个洋妞，以显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所以愤青骂小资是“汉奸”，小资骂愤青是“爱国贼”。不妨设想如下情景：小资女人嫁了个愤青男人，或者更绝，小资男人娶了个愤青女人，那就有好戏看了。不难看出，小资是颤抖的甜果冻，愤青是愤怒的酸葡萄。小资玩的是深沉，愤青玩的是心跳。小资总是倾向于把品味装得比实际高，愤青却总是倾向于把品味装得比实际低－－以此掩饰其实际上的更低，他让你有一个想象空间，误以为他的品味比显示出来的高很多，甚至是深不可测。
通过以上描述不难看出，用拙文《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中的两分法，小资大抵是附庸风雅者，其中极少数有望抵达风花雪月之妙境，但愤青却根本不是附庸风雅者。由于小资正如附庸风雅者，处于精神和物质的中流，因此境界高于他们和低于他们的人都看不起他们。高雅者看不起小资似乎容易理解，但粗鄙者也同样看不起小资，就有点出人意表。其实粗鄙的愤青看不起小资是因为愤青只崇拜抵达目标的胜利者，而对尚未抵达目标的努力者却只有一味的嘲笑。
高雅者对附庸风雅的小资的轻蔑，一般不会直接而大量地表露出来，只是很含蓄地偶尔流露一下，但高雅者对附庸风雅者偶尔的轻蔑，却成为粗鄙的愤青攻击附庸风雅的小资的最有力武器，高雅者之阳春白雪的大量金玉良言根本不为愤青们所知，但高雅者奚落附庸风雅的小资的片言只语却被愤青们频频引用；这些暴露高雅者之势利弱点的片言只语，经过愤青们的反复称引和转述，就从“偶尔”变成了“经常”，从“偏见”变成了“常识”。追求高雅的彻底性的高人，就这样被追求粗鄙的彻底性的愤青们一厢情愿地视为同盟军。
当代小资的人数显然比当代愤青的人数多得多，这使我有理由对当代青年的总体评价较好。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是以愤青为主流的。我认为一个以小资为主流的时代，显然比一个以愤青为主流的时代更为进步。
但当代愤青的人数虽少，其言论能量却比小资大得多，在互联网上尤其如此。原因在于，愤青是较为狂热的。一个愤青的声浪，可能比十个乃至百个小资的声浪更大。尤其是在盛行过“宁左勿右”的中国，小资似乎先天地具有某种犯罪感。这部分是因为，小资比愤青更有自省能力。小资是防守型的，而愤青是进攻型的。小资的心理状态是：我不如你，我就惭愧。愤青的心理状态是：你不如他，你就应该惭愧－－至于我是否不如他，你管不着，因为我不像你这么臭美。愤青们大有“我是愤青我怕谁”的气概，而小资多多少少具有“我是小资我心虚”的底气不足。两个实力相当者对阵，取攻势者大抵胜算更多一些，尤其是如果对方永远只守不攻的话，那么后者之落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平心而论，小资与愤青都是幼稚肤浅的，只不过方向相反，因而小资更有建设性，而愤青更具破坏性。小资的未来，具有极大的上升空间；而愤青的未来，不是停滞于原地就是更趋下流，由于他们差不多已经落到了最低点，就有点破罐破摔的泼皮相。小资知道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下有余”固然使他们时不时地流露出小人得志的某种优越感，但“比上不足”的隐痛更使他们不敢骄横。由于小资的目光更多地投向精神的至高点，并且愿意通过持续努力不断地趋近更高境界，因此小资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比上不足”。愤青们基本上没有“比下有余”的心理空间，因此“比上不足”不再是隐痛，而成为难以容忍的刺痛，这刺痛使他们成为愤怒的刺猬，除了向上攻击，别无其他出路能够释放其郁积过多的心理能量。小资恰巧位于离愤青最近的上方，于是小资就成了愤青最方便的攻击目标。高雅者在离愤青更远的上方，根据“远交近攻”原则，高雅者对处于其下方的小资的轻蔑，就成了愤青们攻击处于其上方的小资的最有效武器。因此当愤青借助于高雅者的权威来攻击小资时，小资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然而令愤青们意外的是，虽然愤青们在一时的口水大战中占尽上风，但口舌之争的失败却更成为小资发愤上进的最大动力，小资们愿意用自己的持续上扬、不断成功来为自己雪耻，所以小资往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身体力行者。
高雅者也同样出于“远交近攻”原则，仅仅对处于最接近的下方的小资不无轻蔑（如前所述，只不过不像愤青那样热衷于抨击小资），而对处于离自己更远的下方的愤青，则不仅甚少偶尔的攻击，甚至还时不时地予以别有用心的褒扬，比如高雅者往往对“无知者的淳朴”和“粗鄙者的豪放”予以礼赞，这使无知而粗鄙的愤青们误以为自己比小资优越。殊不知由于附庸风雅的小资已经对高雅者的优越地位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有可能成为分一杯羹者，而粗鄙的愤青们却根本不足以构成对高雅者优越地位的威胁，尚无资格被高雅者当成假想敌。
被愤青们攻击的小资，其中有许多很快会成长为真正的高雅者。可悲的是，一旦成为真正的高雅者，这位昔日小资暨现役高雅者，由于大体上已经不存在 “比上不足”的心理压力，因此这位新任高雅者的目光也开始不再向上，而是向下，他向下俯视的轻蔑目光最先投注到的，正是现役的小资，于是这位昔日小资暨现役高雅者也像其前辈一样，偶尔会轻蔑地用一些刻薄话来打击现役的小资，这位昔日小资暨现役高雅者的一时“名言”，就再次为愤青们无偿输送了攻击小资的最新武器。
小资有望成为彬彬君子，愤青永远是硁硁小人。具有上进心的小资是会分化的，他们中的大部分永远是小资，但起码有望成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他们中的少数佼佼者凭借其秉赋、努力和机缘会成为真正的高雅者。但愤青却永远不会分化，永远是“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人”，他们永远是愤青，也永远要攻击小资。
愤青之所以永远是愤青，是因为他们毫无上进心，即便他们在生理年龄上已经不属于愤青，但他们照样是愤中、愤老，其心理年龄永远固置在毫无建设性的“愤怒”和“不平”之中，欲把所有上进者向下拉齐到与己相当的心理病菌，使他们容不得与自己原本彼此彼此的小资脱颖而出绝尘而去，用让他们瞠乎其后来羞辱他们。
愤青之所以永远有足够多的攻击目标，是因为仅有极少数小资会羽化登仙为高雅者，而且有更多的预备役小资在源源不断地加入小资的洪流。尚未抵达风花雪月之彼岸的小资，当然是天然地具有诸多可笑之处。所有的小资，其现状都像学步的丑小鸭那样可笑，甚至像蠕动的蛹虫那么丑陋，这使愤青们永远自以为有理。小资们的进取心无疑是可敬的，只有不怯于学步并且不怕嘲笑，才能最终成为临风起舞的彩蝶、一飞冲天的天鹅，这是愤青们永远无法理解和不可企及的。预备役小资、现役小资、预备役高雅者、真正的高雅者，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为人类文化的日益丰富和屡创新高作出了贡献，而愤青们只是在促使小资们发愤这一点上，如同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成了“送佛送到西”的玉成者。但愤青们在用其反作用力玉成小资的同时，却被无益的怒火烧毁了仅有的一生。
中国的小资多是真小资，但中国的愤青却多是假愤青。真小资虽然无害，但也非常无用，他们只关心一己的私利，而不关心国家的现实和未来。假愤青关心国家大事，但却可能把国家再次拖向以大乱为大治的深渊。假愤青更关心国际局势，但他们只会为恐怖主义欢呼，却不会真的成为恐怖主义分子－－这是唯一让我略感宽慰的地方。中国的愤青虽然比中国的小资有害得多，但其害处也并不甚大，最大的受害者是愤青自己。作为一种“中国特色”，中国的小资老了，依然是汗不敢出的老顽童；而中国的愤青老了，却依然是敢怒不敢言的愣头青。
（刊《博览群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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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资VS愤青》
饶蕾
张远山先生的文章我向来是喜欢读的。读不懂的《通天塔》我没有资格说，读懂了的寓言杂文也不必说，张先生已经把道理说得很透。
不过新近看到一篇短文《小资VS愤青》，让我有了说几句的想法。如张先生所言，小资与愤青的划分，是就便用流行术语加以大体的评述。但是简单地把愤青列于小资之下，并断言愤青永远是硁硁小人，永远是“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人”，似乎也不太公平。偏激在大多数愤青那里是为了掩饰无知和粗鄙，不过我还愿意相信仍然有少数的愤青是真的体会到社会的不平，他们的愤怒不仅仅是一种姿态，他们的挣扎也不是注定指向人格的下滑。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埃利森（Ralph Ellison）的《隐形人》，应该可以证明登大雅之堂的人也可能有着愤青的出身。我无法给出当今中国大陆由愤青而“高雅”的个例，但并不说明这极少数的人群不存在，或者将来也不会出现。
总之，我可以理解张先生“小资更有建设性，而愤青更具破坏性”的言下之忧，然而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人生态度自然也不同，要愤青都去小资，这个世界未免乏味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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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饶蕾《关于〈小资VS愤青〉》
张远山
饶蕾小姐（或女士）对拙文《小资VS愤青》的不同意见令我非常高兴，是对拙文的很好补充。不过我在文末已特别强调了“中国的愤青多是假愤青”，其意为拙文所批评的“愤青”不过是假愤青。之所以前文不使用“假愤青”而径称“愤青”，一是为了行文方便，适合与“小资”对举；二是因为当代中国甚少真愤青，所以在一篇随笔中可以不必细分，在文末补充说明一下我批评的“愤青”其实只是“假愤青”就行了。
对于那些敢于挑战主流价值尤其是官方价值的真愤青，我是颇为敬重的。饶蕾使我有机会向真愤青致敬，这是要特别感谢的。饶蕾举例的凯鲁亚克等人，确是真愤青。我愿意再补充一些。我认为欧美的真愤青可以从苏格拉底老爷子算起－－他激怒了民主的雅典，被判喝毒芹汁；耶稣也是一个真愤青－－他激怒了专制的罗马，被判钉十字架。其后还有布鲁诺、卢梭、拜伦、左拉、马克思、高更、萨特等，名单有点开不完。高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他原本是平庸的小资，一位相当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却从小资的天堂巴黎跑到蛮荒的塔希提岛做起了真愤青－－他的画现在成了小资、中资、大资梦寐以求的最高雅的珍宝。
饶蕾颇为惋惜地承认：“我无法给出当今中国大陆由愤青而‘高雅'的个例，但并不说明这极少数的人群不存在，或者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正说明当代中国甚少敢于向主流价值尤其是官方价值挑战的真愤青，有也很难浮出水面为大众所知，因为被官方严密控制的主流媒体绝不会公正地评价他们。所以我在文中说： “当代小资的人数显然比当代愤青的人数多得多，这使我有理由对当代青年的总体评价较好。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是以愤青为主流的。我认为一个以小资为主流的时代，显然比一个以愤青为主流的时代更为进步。”既然已经说明拙文批评的愤青其实是假愤青，那么还可以进一步说：一个以小资为主流但更有不少真愤青的时代，显然比一个以假愤青和小资为主流的时代更为进步－－但这一时代显然尚未到来。我承认当代中国社会比若干年前稍有进步，但总体来说我对当代中国社会很不满意，所以我的写作以批判为主。我更反对那些主张当代中国社会比若干年前退步而非进步的论调，因为那种主张意味着希望回到数十年前那个纯粹以假愤青为主流的时代。
必须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甚少真愤青却盛产假愤青而欧美反是？因为自古以来的欧美传统鼓励和宽容对主流价值的批判和挑战，但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政治环境对非主流价值实行严厉的压制，对敢于挑战和批判主流价值尤其是官方价值者一律格杀勿论，所以中国的假愤青往往徒有叛逆之表而无叛逆之实，中国的假愤青基本上只有一个空洞的叛逆姿态（用非常小资的张爱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只是“奉旨批判”。“文革”时期的假愤青，其实不过是气势汹汹“为王前驱”的奴才、打手、泼皮、无赖、流氓、痞子而已。当代假愤青甚至更阴险更狡猾，他们挑战和批判的主要目标是非主流价值和非官方价值（比如小资，总之一定是弱势者），即使偶尔表演性地批判和挑战强势的主流价值和官方价值，也一定是极有分寸的、目标虚化的，两者都是向主流价值和官方价值献媚和投诚的策略，因为对弱势的真批判真挑战与对强势的假批判假挑战都可以扩大其影响，抬高其身价，一旦有了影响和身价，主流和官方就会向这位假愤青伸出“招安” 的橄榄枝，于是这位假愤青立刻露出了真奴才的丑陋嘴脸。永不妥协、拒绝招安、目标明确、“一个也不宽恕”的真愤青，在中国实在太少了，但中国社会的进步又是多么需要这样的真愤青。
然而尽管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政治环境对真愤青的出现和成长很不利，但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依然有一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真愤青。“言必信，行必果”的墨徒侠客和“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道家者流，以及嵇康、阮籍、刘伶、金圣叹、李卓吾、徐文长、谭嗣同等人在我看来都属于真愤青。“五四”时期，鲁迅是真愤青，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就比较小资，所以后者成了当代小资的偶像。顺便一提，当代小资讨厌和回避鲁迅，而当代假愤青热衷于谈鲁迅，但不是骂鲁迅就是扛着鲁迅的大旗亵渎鲁迅－－这或许是因为，鲁迅早就指出过真假愤青的区别，只不过他说的是真假堂吉诃德而已。“文革”时期，顾准和遇罗克是真愤青，小资几乎没有，而独多假愤青。当代中国人中，饶蕾认为举不出真愤青的个例，但我认为还是有的，比如方舟子和任不寐。至于当代小资和假愤青就不用举例了，滔滔者天下皆是。
我非常同意饶蕾的观点：“我还愿意相信仍然有少数的愤青是真的体会到社会的不平，他们的愤怒不仅仅是一种姿态，他们的挣扎也不是注定指向人格的下滑。”另外，诚如饶蕾所言，真愤青是完全可能登上大雅之堂的－－不过真愤青对主流价值津津乐道的所谓“大雅之堂”常常是不屑的。我认为，真愤青常常比那些不走叛逆之路而按现成的主流轨道博取个人功名的“君子”更可能为文明开出新路，使人类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因此我并不主张“愤青都去小资”（饶蕾语），我只是主张，假愤青们如果真有勇气，就应该成为敢于挑战和批判主流价值和官方价值的真愤青，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目前最稀缺也最需要的英雄。如果没有胆量，则不妨向小资学习。
希望以上答复有助于饶蕾以及其他读者释疑，并欢迎继续批评指正。
二○○三年三月五日写于上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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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远山先生《答复》一文的回应
饶蕾
非常感谢张远山先生对我的寥寥数语的认真答复，也非常高兴我们对真愤青同样地敬重。如张先生所说，中国的环境向来对真愤青的成长极为不利，既然难以寄望于主流的宽容，我希望在主流之外看到更多民间对他们的同情，哪怕这种精神上的支持有时显得分外的苍白无力。这也是我写《关于〈小资VS愤青〉》的本意。《答复》毫不迟疑地表达了对“敢于挑战和批判主流价值和官方价值的真愤青”的支持，使我对张先生的为文为人又多一重敬意。据我所知，张远山的文字在国内已有相当的影响力，《小资VS愤青》有《答复》一文作为补充，两相对照，可以使读者少一些误解。
再谈谈《答复》一文中对愤青真假的论述。的确，假愤青受到所有人的鄙夷，尤其真愤青眼里容不得沙子，对自己的假冒伪劣版本极为痛恨。然而真假该如何划定？人总在变化，今天敢怒不敢言的人群里，将来是不是会成长出几个敢怒敢言的英雄？对此我不乐观，但也不甘心就此绝望。压制自然带来恐惧，招安也自然充满诱惑，道德的高标架设起来，不必要求假愤青一步跨越而成为真愤青，应该容忍犹豫不决、徘徊观望。所以我的意见是，容忍假愤青的存在，一如容忍真小资的存在，因为正如真小资可能成长为真正的高雅者，今天勇气不足的假愤青也可能成长为明天真正的勇士。当然，对那些只把愤怒作面具的假愤青来说，这样的升华永无可能。然而愤怒写在脸上，愤怒的真假却并不总是一望即知，为了保护未来的勇士，我不愿意否定这一整个群体。一个举棋不定的假愤青抛弃一腔热情转而去附庸风雅，可能是中国社会的巨大损失。且让性喜风花雪月者自去小资，让疾恶如仇者自去愤青。
如张先生所说，“真小资虽然无害，但也非常无用，他们只关心一己的私利，而不关心国家的现实和未来。假愤青关心国家大事，但却可能把国家再次拖向以大乱为大治的深渊。假愤青更关心国际局势，但他们只会为恐怖主义欢呼，却不会真的成为恐怖主义分子－－这是唯一让我略感宽慰的地方。”的确，真小资循规蹈矩，是受统治者欢迎的一群，他们的狭隘妨害了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愤青们，且不管真假，对国家大事的热情，可能带来国家的灾难，也可能促进社会的改良。防止无理智的狂热把我们再次带回文革的极左悲剧，把热情引向理智的良性推进，这不能靠目光狭窄的小资们，要靠既非小资也非愤青的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我想这正是《小资VS愤青》要做的，我的意见只在于不希望否定真假愤青的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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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的标签
丰良语
远山先生称当今愤青多是假愤青，以致假做真时真亦假，竟不必加引号和注了。远山先生和饶蕾还同时对真愤青大为服膺。看看那些真愤青的名单，我是完全接受了远山先生的意见了：学做愤青毋宁争做小资。我倒不是顿牾了远山先生建设与破坏的两分法，只是窃以为如我般俗人要学得那般真愤青的一二分竟是毕其生而不能的了。倘执意而为，效颦类犬势所难免，徒招人耻笑尔，不若改学小资，至多让远山先生哂笑修为不够而已。
只是就近年所闻，这小资也如愤青一般真少假多，一时拿捏不准远山先生指的是哪类，因为如其名单所列之小资，与鄙眼所见似有云泥之别。我所见的小资喜欢言必称欧洲，好学法语但提到巴黎却又有不屑，总要和你说说英伦古堡、普利昂斯之类，最不济也要言及剑桥。吃喝也是时时涉及美味，好谈咖啡分几类、煮法有几种、奶酪有几味。形而上的东西，他们多半不屑多谈，但会去看达利作品展和歌剧，一头雾水地出来时还要一脸的幸福或向往，那些不三不四的商业化名词象零和、纳什均衡之类倒常听到提及，最了不起的人物还能提到萨特、哈耶克。其中更有一变种自号BOBO，你若要请他释义，他就还你一白眼或语带讥诮的娓娓道来。这类人物遍身罗裳蕾丝（称花边者必遭白眼）多到全没道理、流苏密到让你发痒，非此不足以表明自己的第一BO，再加上那些花样繁复精致到脆弱的饰物就足以表明自己的第二BO。这类人物更少和你形而上，他们的策略是无招胜有招，你说什么他反什么，这才显得自己是BOBO。
但这些人物最大的特点是变，真是与时俱进，昨天还说《泰坦尼克》是最欣赏的影片，今天就会告诉你《红》《白》《蓝》才叫电影，明天他又会请你去看伊朗电影。前几天还认为红酒都是法国的，今天就和你谈法酒、澳酒、加州酒的差异。总之，他们总让你感到得风气之先，总会对你尽各类知识普及的义务，但你不要发痴，对普及过程中语焉不详的地方万不可刨根问底，换来对方王顾事小，让人故作高深地哄骗一番就大不值了。就我的经验，对一桩事物小资们大致保持月余的热情，别人不再谈了，他们也就淡了。别指望他们为某种艺术的捧场会带来该艺术的繁荣，因为这捧场之于他们不过是一个Pose，他们不可能深入其中，那要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时尚潮流浩浩汤汤，不及时赶上还做什么小资。
所以，小资也好，愤青也好，都是一般不甘寂寞之人迎合时尚给自己贴的标签，随时可以撕去再贴，只要标签吸引的眼球数足够就行。至于小资是否尚有爱学习、上进和建设性强的好处，窃以为假行家比全不懂更糟，西谚云：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是双倍的无知。小资正合此意。依我的意见，竟是资愤都不学，只按自己的判断生活、学习和处世就最好，就没见过远山先生提及的那些高人给自己贴上什么标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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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小资和愤青－－答丰良语先生
张远山
拙文《小资VS愤青》，先引出了饶蕾女士关于“愤青”的不同意见，我已撰文辨析了“真假愤青”。现在又引出了丰良语先生关于“小资”的不同意见，使我再次有机会辩析一下“真假小资”－－同时也进一步谈谈真假愤青。
丰先生列举的中国小资之种种不足乃至假冒伪劣，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不应谓之“假小资”，而更宜如拙文那样称为“预备役小资”。为什么愤青不成器，我便斥为假愤青，而小资不成器，我却不称为假小资呢？莫非我不自觉地运用了双重标准？答曰没有。理由是，假愤青与真愤青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反的，而预备役小资与真小资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杂感》）
真愤青的锋芒直指更强者，而假愤青的锋芒直指更弱者，这便是真假愤青价值取向上相反的地方。所以真愤青是勇者，假愤青是怯者。真愤青即使因挑战更强者而失败，依然是鲁迅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纪念刘和珍君》）。我在答饶蕾时说，鲁迅谈过真假堂吉诃德而没谈过真假愤青，但从“真的猛士”中取一“真”，从“勇者愤怒”中取一“愤”，再加上鲁迅对青年的种种期望，可以认为鲁迅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真愤青。所以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
关于假愤青，鲁迅似乎未加命名，只是说“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这“某一种人”，我认为正是假愤青。
真愤青的目标是成为“猛士”，而假愤青的目标是成为“猛人”，至不济也要成为“猛人的亲信”。但中国现在的假愤青，甚至连猛人的亲信也算不上，而只是欲做猛人之亲信而不得的“流氓”和“孱头”。
关于猛人的亲信，鲁迅有过精彩的描述：“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扣丝杂感》）
关于欲做猛人之亲信而不得的“流氓”和“孱头”，鲁迅也有过绝妙的刻划：“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流氓的变迁》）
另外，假愤青相当于鲁迅说的帮凶，而小资顶多只是鲁迅说的帮闲（还未必都是）。帮闲虽然难免为真的猛士“哂笑”，但帮凶却会令真的猛士愤怒。不过哂笑的并不是其“修为不够”，即使其修为很够，其于人生之补益也极有限。
那些成色不足的“预备役小资”，不是精神能力不足而物质能力有余，就是物质能力不足而精神能力有余，真正的小资需要物质精神双丰收，才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真小资当然是有限的。鲁迅说：“（帮闲）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从帮忙到扯淡》）
当代中国的小资，尤其是无聊的畅销书作家和报刊娱记一惊一乍地爆炒的那些小资“猛料”－－似可与“猛士”和“猛人”对观－－其实大多是扯淡： “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子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帮闲法发隐》）
不过我并不如丰先生所说，对这些庸常的小资尤其是成色不足的准小资加以哂笑。我更愿意认为这些小资和准小资有权追求自己的浅薄快乐，这是我开笔以来一直为附庸风雅者辩护的原因－－他们虽然无益，但也无大害。岂不闻“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极少数有志者固然可以追求更有益的人生，但“极大多数人的幸福”恰恰是不被强迫地自由追求俗世幸福。况且鲁迅还说过：“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黄花节的杂感》）
中国的小资现在获得了初步的物质解放，但远没有获得精神解放（然而我相信他们是渴望获得精神解放的），所以只能上演“恭喜发财”的俗世闹剧－－然而假愤青们却妄图剥夺这种初步的物质解放，甚至要求加重精神压迫，为改革开放前那“失掉的好地狱”召魂。
我曾在一篇评论鲁迅的文章中说过，鲁迅对中国大众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恕其不争”。我认为没有人有权要求别人做勇士、猛士、真愤青和真堂吉诃德。我也不认为人世会完结在竞相小资的世俗化洪流中，我倒是认为人世会完结在真帮凶和假愤青们竞相谄媚主流价值和官方价值的伪崇高之中。
相对而言，小资们只是被迫的奴隶，而假愤青则是自愿的奴才，鲁迅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漫与》）
丰先生指出的当代中国小资的缺陷，一如鲁迅指出的：“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论俗人应避雅人》）丰先生愿意像鲁迅一样做一个“杀风景”者，这是很令我佩服的。
拙文《小资VS愤青》中还说：“小资有望成为彬彬君子，愤青永远是硁硁小人。”饶蕾女士指出，愤青若真，就未必是小人；而丰良语先生指出，小资若成色不足，也未必是君子。这都是非常准确的。然而最后请允许我再引鲁迅议论明末东林党人和反东林党人的一段话加以补充：“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即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题未定草·九》）
我相信饶、丰两位决无“苛求君子，宽纵小人”之意，更无意于“助小人张目”，两位的指正使我极受教益，显示了决不盲从的独立思考者的可贵品格。我补充鲁迅的话仅仅是为了防止其他读者被误导。我并不赞同小资，更不推崇小资，我之所以在小资和愤青的无聊舌战中略微偏向于小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墨子）而已。
二○○三年三月十日写于上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