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促成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抗爭運動。儘管特首宣佈暫緩修例，但她拒絕撤回修訂和暴動定性、拒絕就警民衝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及問責下台。公眾會問，哪些非暴力抗爭手法，才能令政府讓步？
綜合不同的研究和個案，非暴力抗爭手法是否有效，需考慮兩點：
一，手法越能爭取越多公眾支持，向政府施加的壓力就愈大，亦愈能令政府逐步失去管治正當性和能力，增加政府讓步的機會；二，手法能否對大眾構成的不便減至最低。
2014 年的台灣太陽花運動，運動組織者和部份參與者在佔領立法院後相繼被捕受審。在最終判詞中，法官認為，公民抗命有七個元素：
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的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
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的目的；
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的關聯性；
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
須有適當性原則，即抗議手段須有助於訴求目的的達成；
須有必要性原則，也就是沒有其他合法、有效的替代手段可以使用；和
要符合狹義比例原則，也就是抗議行動所造成的危害，須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的利益，且侷限於最小可能的限度。
太陽花運動參與者主要佔領立法院，以阻止兩岸服貿協定在立法院通過。由於通過協定很容易會替台灣帶來重大國安和經濟問題，而抗爭者經半年和平的示威，執政黨仍置若罔聞，加上立法院有議員快速通過協議，示威者最後以最低限度武力，佔據立法會鄰近的街道二十三天，最終阻止法案通過。由於佔領立法院對阻撓通過協議是適當和必須的,加上佔領範圍以致對公眾造成不便都頗少，台灣主流民意是支持該運動。
反觀同年的雨傘運動，佔領長達 79 天、佔領規模範圍以致造成市民的不便比台灣大得多。隨著時間流逝，公眾越來越看不到佔領下去如何能有利達致民主，亦即未能符合上述七項中多項的公民抗命元素，故此到佔領結束時無法爭取多數市民同情和政府讓步。香港雖不是與台灣一樣實行大陸法，但上述七個元素對公民抗命能否獲得公眾支持和奏效，有重要參考意義。
例如馬丁路德金發動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參加者故意進入被當時法例禁止黑人踏足的區域和建築物（例如酒吧）。他們不怕犯禁，突顯法律不公的同時，對公眾構成不便又少，加上部分參加者被白人在酒吧欺凌，這些非暴力活動逐漸建立起公眾支持。
此外，馬丁路德金在蒙哥馬利成功領導該市的非裔公民，全面罷乘公共汽車，抗議公共交通工具的種族隔離措施。這個罷乘抗爭長達超過一年，該市百分之九十的非裔公民參與這抵制運動，大力打擊公共汽車的收入，終於迫使市政府讓步，取消該隔離措施。
另外有民權領袖於 1985 年在南非組織抵制白人企業，抵制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政權在 23 年內首次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以阻止運動的勢頭，但收效甚微。1988 年 6 月舉行的為期三天的總罷工動員了 300 多萬工人和學生，使工業陷入癱瘓，隨後在 1989 年 8 月進行了更大規模的總罷工，成功迫使白人政府與黑人領袖談判，有助結束種族隔離制度。
回到香港，示威者佔領稅務大樓和入境事務大樓，可能令民眾費解：針對申請護照、交稅，與逃犯條例何干？即使行動以間接施壓作為出發點，但市民交稅根本不用去稅務局，而個人入息稅佔政府總體收入不足 10%，但帶來的成本，即擾民的程度，可能比行動實效為高，有可能會削弱大眾，尤其是政治較中立的市民，對示威者的支持。
示威者兩次包圍警察總部，在附近的街道上造成擁堵，明確針對警方 6 月 12 日的武力清場，要求當局問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銷暴動定性等。然而，包圍警總是否能有效地向政府施加壓力以執行上述請求，抑或只增加前線警員對示威者的怨懟，對政權的靠攏、以至示威者承受法律後果（阻差辦公）和武力鎮壓的風險。再次包圍警總將再一次造成附近交通擠塞，阻擋警車進出執行任務，有可能會侵蝕公眾對示威者的支持，特別在無黨派的人士之間。
今次反送中運動，市民已用身軀成功阻止修例二讀，香港抗爭者在整個反送中運動流露的真誠，創意和溫良，已令舉世矚目，但與台灣獨裁政權年代相似，街頭抗爭，報紙廣告，和平集會等, 都不足以令專制政權變成高度民主。相反,台灣的民主運動是既參與各級議會選舉,又持續街頭抗爭， 把民主抗爭的實力推到最高，最後有助促進台灣民主的大突破！
同樣，香港的上述行動, 仍未足夠迫使特區和北京政府作出更大的讓步, 原因之一是由中共所操控的專制力量仍牢固地操控整個政治體制。故除了街頭抗爭，亦必須要配合議會抗爭。反送中運動必須在7月2日選民登記截止前，鼓勵市民登記做選民，而在7月2日後運動必須在街頭、社區、學校、文化活動和社交媒體等,揭露保皇黨如何協助政府強推引渡惡法, 如何抗拒民陣的五點訴求,在選舉上協助反專制力量，在政治體制內壯大抗爭的基礎，逐步加大香港民主化的程度, 才能令政府真正問責!
黎恩灝（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
成名（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