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尋找簡東拿
我們對巴西足球的美麗印象，應該還停留在1982年辛坦拿領軍衝擊世界杯冠軍的夢幻時代——九年前Nike廣告渲染的所謂「Joga Bonito」——場上十一位個人能力強大的球員放任自流地踢球。「無序」、「即興」、「快樂」，幾乎等如巴西足球的關鍵詞；而薛高在第二圈小組賽不敵意大利後，以「足球之死」概括巴西在1982年的失敗，更成為當年球迷對那份浪漫想像的總結。可惜的是，以上一切絕非巴西足球的全部。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巴西足球其實不失精密、科學、計算。以下兩段關於巴西足球的小節，為此立下註腳。
隨軍出征的醫療團隊
1958年3月，夏維蘭治（Havelange）一舉成為巴西足總會長。他矢志奪取世界杯冠軍，隨即進行變革：他邀請了馬查度（Paulo Machado de Carvalho）出任巴西領隊。至於球隊主教練，則一度考慮換上非巴西藉的主帥——巴拉圭人蘇歷治（Fleitas Solich），最後還是由聖保羅名帥菲奧拿（Vicente Ítalo Feola）接手。馬查度只是一位擁有電視台和電台的商人，並不以足球戰術見長，卻為球隊帶來了一位營養師、一位心理學家和一位牙醫。。
為何要帶上牙醫？原來巴西球員因為欠缺健康教育，大多患有蛀牙。於是，隨隊牙醫泰列高（Mario Trigo）為33名球員拔掉470顆爛牙。這位為富明尼斯專用的牙醫曾經發表報告，指出有蛀牙的運動員會因此而使身體更虛弱，詒誤康復進度；經過診療後，球員會更快從傷病中復原。泰列高在62年、66年世界杯均隨軍出征，成為不可或缺的人物。
至於心理學家卡華希斯（Joao Carvalhaes）對球員的心理檢查和分析更惹人興趣。他以巴士司機的心理評估方法套用在球員身上：為一男子畫上肖像。根據卡華利斯的觀察，他認為球隊不應該帶上比利和加連查，因為前者的畫反映其人「明顯幼稚」，並不具備隊際比賽所需的責任感；至於後者，只在滿分123的心理測試裏獲得38分——比聖保羅市的巴士司機更低，結果被卡華希斯評定為「無法應付高壓力的比賽」。不過，菲奧拿並沒有迷信這份心理報告，堅持帶上兩人出戰，否則便鑄成了終生不能彌補的大錯。
巴西賴以成功者，可不只有從WM陣式蛻變而成的4-2-4，還有這個馬查度帶來的管理團隊——大軍成員要經由馬查度、菲奧拿、卡華希斯和軍醫高士寧（Hilton Gosling）會談後選出。馬查度制定一份鉅細無遺的計劃，為球員在世杯前夕三個月的交通、飲食、住宿，規定球員禁煙，甚至限制他們跟媒體接觸和出遊閒逛。
如此一來，巴西不僅有前衛的陣式，更有開創先河的現代管理文化和後勤隊伍——當一般隊伍只帶上門將教練、體能教練時，巴西國家隊更配有營養師、心理醫生和牙醫。巴西足球奔放之餘，亦崇尚精確、效益，但這一面卻往往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
「Doing the cooper」
有說巴西人的身體柔韌性是得天獨厚的——有說是得益自土著、非洲移民與白人的混種結合，亦有說是原住民的Capoeira武術訓練使之身手矯健。以上論點，皆未能總括巴西人的身體優勢成因，而1970年巴西國家隊和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合作計劃，使人聯想起巴西人的體能條件和Coopers run的關係。
上文提及那位「Cooper」，就是指美國著名的醫學專家古柏博士（Kenneth H. Cooper, M.D., M.P.H.）。他一直鑽研心臟血管的狀態和壽命的關係，並協助NASA創製體能訓練計劃，為美國宇航員適應太空航行做好準備。1968年，他出版了《帶氧運動》，提倡「帶氧運動法」、鼓勵人們以長時間的運動攝取氧氣及營養物，使心肺功能得以暢順運作。另一方面，他設計出一套帶氧運動點數的計分系統（Aerobics point system），建立一套數據化的健康標準，至今仍然被包括美國軍方在內的大量團體、機構所使用。
1970年世界杯前夕，古柏博士以六週時間，向巴西主教練古天奴（Claudio Coutinho）教授「帶氧運動訓練」理論，改善巴西球員的體能。巴西於該屆世杯成功奪冠後，該國國民索性以「coopering」一詞稱呼緩步跑，以示對古柏的敬意。
Jonathan Wilson在足球史巨著《反轉金字塔》裏也有提及以上情節。這似乎提醒我們，巴西足球的風格其實還是很多元的——當你對巴西足球的印象還停留在82年的那份浪漫時，辛坦拿的球隊恰恰是放棄務實、功利傳統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