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歷史上,哪一支國家隊最強?
有人說是七零年的巴西,有人說八六年的阿根廷或一零年的西班牙,不同年代不同標準的人有不同答案,甚至對有沒有一個公認的答案,也莫衷一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和想像。
這個問題之難,不只在於找到一堆有共識的判準——例如攻擊力、防守力和抗逆力——再加諸一堆候選球隊身上做比較,權衡一輪,找出答案。這屬於靜態的分析,基於一堆假設穩定的要素,例如球例、對手水平和科技運用等。問題是,這些考慮因素實際上隨時代變化而相當不確定。七十年代的對手無論在技術、戰術和體能上的水平,都和千禧年後有差別,兩個年代的球隊又無確實跨越時空切磋過,無對賽成績做參考。想當然的比較,難免天馬行空,就算最終有答案,反映的可能不是客觀事實,而只是做分析的人本身論述能力或話語權特別高。
此外,基於科技發達,近代球隊可以借助大數據分析,提升球隊的攻守能力,以及利用先進醫學知識促進球員的身心狀態,這便引申一個問題:資源豐裕的體育大國會否特別佔優呢?某國球隊比較強,反映的可能不止是球員整體水平,更包括國家隊背後的經濟和科技實力。相比之下,近代球隊比幾十年前佔優。七十年代或以前的球隊,在足球運動的認知上不免較貧乏。現代球隊的運動科學知識,在相當程度上,是基於以往的無知、經驗和教訓再發展下去的。拿兩個年代的球隊做比較,對於踩在巨人肩上的後來者自然較有優勢,如何秤才可以更公正,是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
評價就是這樣複雜的一回事,當中涉及很多哲學性元素。評價是否有一套全部可以用數值衡量的標準,會否有一些重要元素(例如體育精神或進攻足球藝術之美)不能用數值表達,甚至超越勝負考慮,本身就是一個難解的哲學問題。有人可能覺得,既然這麼煩,便不要鑽牛角尖。這確是一種做人策略,有些問題確實可以,亦應該避開的。
但要注意一點,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多時候都需要做評價,由誰人勝任一項工作,以至香港是否經濟最自由城市,都依靠我們的評價再作深化討論。當評價改變,例如發現所謂經濟自由,大企業超級多,小商戶和個人特別少,由此便產生不同要求和應對方式。學習和提升評價事情的能力(不止足球),不再人云亦云,便是做自主的個體很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