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圖：pixabay
為期兩周的聯合國氣候大會剛在馬拉喀什閉幕，可能很多香港人覺得非常遙遠，異常離地，因為以民間代表身份出席的港人不到十位，而政府只派出一位環保署官員列席。但若你親臨現場，便明白為何全球近200個國家過萬名代表討論的議題，跟香港未來息息相關。特區首長關起門來大談甚麼「2030+」發展大計，卻昧於全球變化的大趨勢，恐怕會把香港推向深淵。
馬拉喀什是摩洛哥西南部的內陸城市，歴史過千年，擁有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區，屬國際遊客熱點。馬拉喀什位處非洲西北角，高逾4000米的阿特拉斯山脈把它與南面的撒哈拉沙漠隔開，長年有冰川水源供應，一向土地富饒，但冰川因氣候變遷加速融化，因此成為高危地區。
過去兩周的COP22是繼去年底195個國家達成《巴黎協議》，同意致力把全球暖化限制在遠低於攝氏2度(跟工業化前相比)後的首次大會，所以被視為「行動大會」，因為光有目標沒有行動，一切變成假大空。但除了「行動」以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主題，就是「加碼」。兩者缺一，人類都要面對巨災。此話何解？可以從大會上碰到兩類人截然不同的反應窺見端倪。
未來20年
第一類人憂心忡忡，當中有人焦慮、有人憤怒，總是語調激昂。他們都是科學家，有研究氣象變遷、有研究冰川洋流、有研究氣候經濟，他們得出共同結論，未來20年是人類歷史的轉捩點，而對未來發展有最關鍵的決定都必須在這10年內作出。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剛好是負上歴史使命的一代，無從逃避。
謹記這組簡單數據：假若全球發展維持現狀，若要有三份之二把握令全球暖化不超過1.5度，我們僅餘5年時間便會溫室氣體「排碳」爆燈；要不超過2度，便僅餘20年。不要看輕暖化1.5度的後果，因為現代人類文明從未經歴過這水平的溫度。以珊瑚為例，升溫1.5度時預計有9成死亡，升溫2度時有98%死亡。人類抵禦力當然會比珊瑚好，但升溫1.5度後便開始超越很多臨界點：冰原融化、海流轉向、凍土解封、亞馬遜森林衰亡等等，都帶來難以逆轉的變化。
大家只消留意每天有關極端天氣的新聞便知道現代社會其實多麼脆弱，但對比將來面臨的災難，數以億計的人口遷徙和衝突，噩夢只是剛剛開始。
這就是科學家瀕臨絕望的原因：人類社會如何能在5年甚至20年內重建一個擺脫石油煤炭的經濟體系？有一位國家部長說，人類須在這一代創造一個新文明，庶幾近矣。
《巴黎協議》
第二類人面露笑容，當中有人興奮、有人激昂，總像樂觀積極。他們都是政治領袖，有責任回應科學家的結論和公民社會的訴求，也明白本身的利益所在，就是要給人民帶來希望。
馬拉喀什大會跟去年巴黎大會的最大分別，就是國與國之間已毋須談判各自付出多少，而只需說明自身如何落實去年已承諾的「國家減排貢獻」。因為《巴黎協議》得到足夠國家確認後已在11月4日生效，大會焦點轉移到一個新的「促進性對話」機制，主要由已確認協議的國家代表討論落實行動所涉及的程序、量度方法、匯報方式等等。
新當選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揚言上任後要退出巴黎協議，所以國務卿克理特意到大會發表演說，表明「有壓倒性的國民支持美國採取氣候行動」，語帶哽咽地憶述去年攜同孫女參加《巴黎協議》簽字儀式，強調全球已向前走了一大段路，美國要走回頭路已不可能。
吊詭的是，特朗普帶給美國的尷尬反而造就了中國的崛起：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解振華幾乎成了全場最受歡迎的明星，在中國角舉辦的研討會星光熠熠，各國部長和知名學者給足面子，這固然與中國積極進取的減排行動有關，也和中國的銀彈政策分不開，例如資助60億美元促成「南南合作」，支援發展中國家實施氣候應對計劃。
大會的另一成就是促成了一項「2050路徑平台」，因為《巴黎協議》的行動承諾遠遠不足，即使全部實現也會令全球暖化2.9度，所以把減排目標和行動「加碼」是科學家和公民社會的迫切訴求。這新平台就是為了在2050年達致零碳社會而方便各方分享經驗，在11月17日成立時已有20個國家、幾百家跨國企業和地方政府參加。
瑞典：「化石燃料絕迹的福利國家」
有遠見的政治領袖看到建構零碳經濟帶來契機：無論是提升能源效益、發展可再生能源、推動綠色融資、創新商業模式等等，都可以創造就業，減低污染，提高生活質素。儘管挑戰巨大兼沒有百份百把握，但政治就是要為人民帶來希望，各國政府從中發掘可供發揮的空間，這就是整個大會往前推進的動力。
走得最前的國家要算瑞典，它的環境部長Karoline Skog宣佈，瑞典不僅要在2045年達致碳中和（即全國的淨溫室氣體排放量為零），更要成為全球首個「化石燃料絕跡的福利國家」。「福利」兩字很重要，因為這說明了積極進取的氣候行動可以與平等公義的社會目標並存，甚至對後者有促進作用。例如太陽能和風能新技術有助分散式發電，令一般市民都變成「生費者」（Prosumers，即同時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促進「能源民主」的實現。
「氣候逃兵」
還有必須一提的另一類政治領袖，沒有人能看到他們的笑容，因為他們根本不在會場。這些堪稱為「氣候逃兵」的政治領袖要不是受制於既得利益維持現狀，就是指望坐上順風車，先讓其他國家行動，自己不用付出卻拿到好處。他們沒有意圖為國民帶來希望，自己也省卻應付挑戰的麻煩，恐怕缺席大會的梁振英班子難免被其他國家歸入這一類型領袖。
回首香港，可能最有啟發的見解來自氣候經濟權威史頓爵士（Sir Nicholas Stern），他指出全球城市人口會從今天的35億增至2050年的65億，因此未來20年對基礎建設的投資每年便需5至6萬億美元，其中7成在發展中國家。若果基建投資符合應對氣候變化的設計，全球暖化限於2度的目標有望達到，反之將會浪費資源興建大批動彈不得或無法呼吸的城市，同時催毀生態系統。
香港官員對金錢觸角特別敏銳，今年中政府金融發展局已經發表報告，鼓吹發展綠色金融。這固然吻合史頓爵士的分析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優勢，值得聚焦研究，但若果香港自身的發展規劃跟不上氣候變化大勢，很易跌入另一投資陷阱，猶如花巨額投入綠色建築，但最終被上升的海水淹沒。殷鑒不遠，機場三跑及東大嶼人工島可能是活生生的例子。陳茂波發表「香港2030+」策略後在學界及民間劣評如潮，倒不如收回報告，以《馬拉喀什行動宣言》為下台階，帶動社會各界重新探討永續基建的含義。
達至零碳社會 香港缺席
由於香港並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協議的締約方，特區政府官員只能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列席（相比之下，香港是世貿組織的獨立成員） ，但不少與會代表都很關注香港動向。我應邀在馬拉喀什一場研討會上介紹香港可再生能源，提出利用優惠上網電價推動發展的方案，包括開放公共空間建設社區為本的太陽能裝置和在水塘建設浮動太陽能電站，為年輕人創造綠色職位和給中小企締造商機，以2020年達到4%可再生能源發電為目標。有些港人把這套方案視為激進，但各國與會者覺得這種創新計劃理所當然，更對特區政府把可再生能源主要局限於垃圾焚燒發電，以全港發電量1%為目標的取態咄咄稱奇。
當倫敦、紐約、柏林等幾十個大城市都參加了「2050路徑平台」或「碳中和城市聯盟」的時候，香港的缺席特別引人注目。香港人面對未來巨變，應該滿懷希望還是徘徊在絕望邊緣？馬拉喀什提供了線索，但尋尋覓覓，始終要回歸本土才有答案。
*作者代表香港低碳想創坊COIL出席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