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名運雞苗貨車司機因不滿政府賠償問題，上周於中環爬上天橋頂聲稱要跳橋「以死控訴」，一名警署警長趕到現場附近，嘗試爬上天橋頂其間失足墮地死亡。到底雞苗司機是否要為警長的死負責，引起極大爭議，本版今日特刊出兩篇立場相反的文章，供讀者參考。
日前示威者走上天橋示威，警長執勤時意外殉職，港人除為此深表惋惜外，亦有部分人為悲劇責任誰屬而引起爭論。
有人認為是一樁意外，無人要為此負責；亦有人認為責任在於示威者，因在天橋示威帶有危險性；同時亦有人認為事件應歸咎政府，認為政府如有回應示威者訴求、施政得宜的話，示威自然不會發生。
當然，如果要問責的話，大概最終只會得出一個結論：如果世事完美的話，苦難就不會存在。
行使合法權利者 不代表能完全置身事外
因此筆者認為無止境探究原因，雖然有助了解示威背景、社會環境，但無助於決定此次悲劇責任誰屬的問題。
有意見提出此次事件與平常的意外事件雷同，對警長殉職深別遺憾，但認為示威者乃合法地行使示威自由權利，因此亦毋須負上責任。筆者對此意見實在不敢苟同。即使同樣是合法行使權利，但行使情不同，結論亦會大相逕庭。以行山為例，行山者遇到危險求救，拯救人員因而殉職，的確，很少人會說行山者需負上責任。但同是行山，如行山者在懸掛黑色暴雨時仍堅持冒險行山，又或在沒有做足任何安全措施徒手攀山，拯救人員為拯救他時殉職，他們又是否仍然是零責任呢？
當然，這次示威無論在程度上還是情上，與上述例子不盡相同。但筆者想帶出的是，進行非法行為而危害他人生命的人固然對受害者責無旁貸，行使合法權利者亦不代表能完全置身事外。因此筆者認為，在決定該等人士（行使合法權利者）是否需要為他們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負上責任時，應考慮：
（一）該等人士自願進行危險／高風險活動；
（二）該自願進行的危險／高風險活動為必要行為；
（三）該等人士已合理地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做足安全措施。
如果（一）的答案是否定的話，大概也很難要他們負責。如果示威者是在被人威迫下不自願地走上天橋，真正需要負責的大概是幕後黑手。如果（一）的答案是肯定（即自願），接就應考慮（二）該行為是否必要（如馬頭圍大火果斷爬出窗外逃生的受災者，雖然自願，雖然危險，但乃必要行為），如答案是肯定，就應考慮（三）是否已做足安全措施（在筆者剛提及的火災情，當然不會對有關人士要求作出什麼安全措施；但如同樣是爬出窗外，但情是技術人員維修大廈外牆，若該人員沒有依照指示如繫上安全帶，則他亦該負上責任）。
因此，如經考慮後，如（一）是肯定而（二）或（三）其中一項是否定的話，則有關人士應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就這次事件，（一）示威者明顯是自願（沒有證據顯示相反的結論），走上天橋亦明顯為高風險行為；至於（二）是否必要，示威者本人可能認為是必要，但客觀環境大概持相反意見，因為示威渠道多不勝數，有需要可請教部分堪稱當中表表者的議員。最後，很明顯，（三）示威者沒有作出任何安全措施。
營造出危險環境示威者有責
總括而言，雖然警長墮下死亡，悲劇的發生乃是沒人想發生的意外，但對警長的不幸殉職，當時營造出該危險環境的示威者實在是難辭其咎。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及法律系四年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