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太陽連日呼籲香港第二次回歸，推倒重來。推倒甚麼？如何重來？且看土共一系文宣，如何在其他地方散播。矛頭直指香港碩果僅存的自由主義堡壘----司法制度。
這篇文章的結論其實就是，廢除終審法院，人大釋法取代，把僅存的幾位外籍法官趕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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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滿城風雨，紅灣半島事件、領 匯上市暗湧、西九龍招標爭拗，俱是全城熱點所在。最新的發展是如大律師議員所言：民意的勝利。發展商屈服於政客的威懾之下，放棄拆卸紅灣重建，表面上是順應民情，實情是發展商根本就沒有選擇餘地，在如今的政情氣氛底下，堅持重建注定要與政府對簿公堂，不但曠日持久，後果更是難料，前是無甚去路的。
政客煽動「仇商」
最要命的是，有政客在社會上煽動一股強烈的「仇商」風氣，提出要杯葛發展商，促請市民罷買發展商的產品，他們稱這叫作「發揮民間力量」。這個情景，與當年民國時期日寇侵華，反日情緒高漲時，全國號召要罷買日貨的情景，何其相似？在當年同仇敵愾的時代發生，叫慷慨激昂。但在今天太平盛世的香港，出現這等非理性的煽動仇恨思潮，就叫人毛骨悚然，亦令人匪夷所思。
當然，政客總會抬出大條道理，指稱在合約精神以外，在商人追逐利潤之餘，他們還得要遵守社會公義及社會責任，他們說：合約精神並非一切的。
這論點果真冠冕堂皇得可以，看似有理，但放諸四海其實並非皆準的。而且這先例一開，後果可以是非常危險。所謂社會公義及責任，由誰來判決？這概念相當抽象，沒有準則可言，那麼商家又該怎去揣摸？怎去計算真正的營商成本？
雙重標準滿足私利
說到底，社會責任及公義的最終解釋權，就在那些最能夠煽動群眾的政客手裏，而且他們的一切行徑全不受制約，可以任意妄為。反過來說，一些政府在對民眾進行侵權時，打的又往往都是社會公義及責任的旗號，然則若特區政府以同樣理由去限制市民的權利及自由時，我們又應如何自處？
那些政客及大律師在對抗政府時，就口口聲聲說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在於法治精神，但說到揭竿起義鬥臭發展商時，就說營商原則及合約精神是必需要臣服於社會責任。這種雙重標準的嘴臉，實叫人大開眼界，讚歎不已！
但當合約精神可以屈服於政治及輿論壓力，當道德審判可以凌駕於法理規則之時，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是否還可以誇口比內地各大城市更具優勢？當政客為求一己之政治利益，不斷的挖盡心思去挑撥矛盾，煽動仇恨，而香港社會復被這股「仇商」思潮主宰下去，後果會是如何？
無本生利撈本錢
另方面，政客出盡法寶，為求令領匯上市觸礁，安排兩名綜援戶向高等法院控告房委會，要司法覆核禁止領匯上市。
連同這一訴訟，香港已經見證連番政治官司，亦逐漸建立了「訴訟之都」的美譽。公務員不滿意減薪，可以告政府；拒絕搬離公務員豪宅宿舍，也告政府；公屋居民要減租，又告政府；如今有人不滿領匯上市要去阻撓，一樣要告政府。似乎社會上的一切爭端及執拗，通通可以去告政府了事，反正無須代價，何樂而不為？
之所以毋須成本，是因為政客總可以得到法援幫助，而且民主派的大律師又是非常樂意挺身而出，為民請命。最重要是於政客來說，訴訟是個無本生利的大買賣：羸了，可以衣錦還鄉，名滿天下；輸了，也可以博取傳媒注視，拿了個彩，實在是非常划算。故此不論輸羸，個人的政治本錢必然是更加豐厚，下屆選舉便可以安枕無憂了。
拗至終審庭方罷休
但這是甚麼世界？上至社會公義，下至政府政策，都要在法庭上見真章，而且從過去事例得知，所有執拗事必要到終審庭方才罷休，反正是納稅人付鈔，政客那有不用盡之理，自然要力爭到底方休，更何況事情拖得愈久，社會話題就愈多，政客的曝光就愈足，豈不快哉？
可憐的是我等納稅人，「他人請客、我付鈔」，奈何不得。
例如是次公務員上訴羸了官司，納稅人就有可能要為此而補貼公帑支出，我等身為納稅人，其實亦很希望可以告官辦理，求個公道，但奈何卻不是綜援戶，法律援助恕不受理。
法律爭議源於《基本法》
有說這些法律觀點的執拗是源於《基本法》未有預見香港回歸後的獨特發展，更未想過會出現嚴重通縮，方才有這些法律爭議。果真如此，那便應提請最終的權力機關「人大」去為《基本法》闡釋清楚、說個明白，但政客尤其大律師卻又指責是在破壞一國兩制，是萬萬不可。
這又不成、那又不可，但如此的司法制度再不改進，香港的前途實在是不忍目睹。試想想，香港一些重大事務例如公帑支出，最終其實是由終審法院的五位法官來作決定的，他們各自拿的標準不同，對條文的理解又各異，而當中又有一、二位是來自國外的法官，他們心裏想的是甚麼，說實在是無人知曉，但香港七百萬人的福祉便要全視乎他們一念之間，想來都令人心驚膽顫。
許家驊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