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衰落了嗎？[三之一]
梁文道 [作者授權轉載]
這是一篇早該寫出來的文章，但因為印尼地震之事耽擱了兩個禮拜。這篇文章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回應上月27日南方朔在此發表的《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但現在才寫以下的東西也未必過時，因為我不只是回應南方朔，也是在整理回歸7年來各種關於香港歷史和社會性質的討論，然後試圖提出一種不同於主流的「香港論述」。南方朔向來是我非常欽佩的評論家，博聞強記，下筆字字千鈞，實在是我們年青一輩效法的對象。但是在他這篇概述香港問題的文章裏，卻有許多我不敢苟同未必接受的說法，因此不得不在此引伸探究。南方朔很正確地從香港「脫殖民」的歷史入手，分析如今我們面對的問題，但是恰巧在這個分析裏他忽略了香港解殖史的複雜性。如果要看清香港解殖經歷和過去歷史的面目，我們有必要先從對目前香港狀的描述開始。不論你是中產階級還是草根階層，不論是商界大款還是邊緣勞工，不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大家一談到近年香港社會的情，最常使用的字眼或許就是「衰落」。「衰落」和「進步」這一對詞，根據德國概念史學家ReinhartKoselleck的研究，是在啟蒙運動時期開始才有了今天的意義，用以描述一個社會的轉型和變化。但是歷史和社會不是生物，本無所謂衰頹落後，也談不上演化進步。因此「衰落」乃是一種隱喻，可以模模糊糊地拿來形容主觀的感受。當所有人都說香港衰落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這只是表達大家的感受。問題是香港如何衰落？對不同的人而言這衰落會不會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我們又是用什麼標準去說明香港現在確實衰落了呢？
有些人說香港衰落是覺得政府不如以往強勢，形同一堆「肉團」(劉迺強語)，有些人則認為政客搞事使得社會大亂(如部分商界精英所言)，還有人覺得政府行事離民主道路愈來愈遠(泛民主派的意見)。打工仔因為搵食艱難覺得香港衰落，大商家則因為「營商環境惡化」而感到香港不如以往。有人只因為香港說普通話的人要比說英文的人多，就認為香港不行了。更有人把黃霑、梅艷芳等人的死都算在香港衰落的帳簿上。可見雖然大家都說香港衰落，但每個人的意思和各自抱持的理由都不盡相同，甚至彼此矛盾。
一談衰落，就必然預設了香港曾經有過相當興盛的時候。由於每個說香港衰落的理由都不一樣，因此大家對於香港興盛時期的理解也就當然有異了。有人懷念那時儘管談不上民主但政策的擬定夠科學，有人說過去政府親商但還不至於像今天這麼一面倒，有人說香港人以前獨立自強不求施捨，有人則說往日的香港人人有機會向上爬。不管大家從什麼角度去判斷以前的香港好，至少大部分香港人都同意以前的香港的確不錯。這就牽涉到對香港社會和歷史的理解了。南方朔正是從這裏開始他的推論，認為「香港的相對繁榮富裕，使它對母國的感情相對較為疏冷」，進而導出又在「國際政治及媒體勢力對香港微妙的操弄」底下，「香港搞好是不正常，搞不好才是正常」的說法。因此香港政府陷入了朝弱野強、無論做什麼都不對的癱瘓狀態。他認為香港的「時代精神」視特區政府為中央政府的代理，所以對香港政府的不信任也是歷史上對母國疏冷的延伸。南方朔針對這個情列出的解決方案之一，是要北京和特區政府建立起「一組符合人類普遍經驗，而且又必須有說服力的『香港論述』」。
可是香港過去真有這麼好？北京和特區政府及他們的支持者又真的沒有一套「香港論述」嗎？我以為香港的昔日興盛其實只是一種被誇大的神話。而政府及其支持者也的確生產過一套「香港論述」，只是這套論述既不完全符合「人類普遍經驗」，更沒有說服力。並且這套官方論述正正就是建立在舊日興盛的香港這個神話上的。
如果要準確分析今天香港的各項問題，就得理解眾人口中的「衰落」是什麼意思。如果要搞清楚香港究竟怎樣衰落，我們就得揭穿那個很美好很值得懷念的興盛香港，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它又如何普及成了一種影響廣泛而又霸道的意識形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下回細談。
明報 200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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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殖尚未完成的香港 [三之二]
明報 2005-01-19
在殖民歷史上，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首先，它和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陸續脫離殖民帝國的地方不同，它沒有獨立成一個自主的國家，而是回歸到了母國之中。其次，因此它也沒有經歷很多其他殖民地經受過的劇烈解殖過程，比如說漫長而有系統的鬥爭甚至革命。最後，一般香港人對於所謂「殖民經驗」的認知也是與眾不同的。在其他的殖民社會裏，被殖民是一種屈辱，而殖民地的歷史也往往被描繪成一段有缺陷的歷史。可是香港的殖民經驗卻沒有留下太多的可恥記憶，相反地，它似乎還是香港成功的原因之一。於是九七前的香港歷史也就是一段不只沒什麼缺陷，而且還相當成功的驕人紀錄。
當然，從中國政府的角度去看，說這個從暴徒手中收回來的兒子好得不得了，甚至比自己親手養大的還要好，是說不過去的。因此「回歸」也好，「過渡」也好，都被當時的媒體視為「一雪國恥」的盛事。只不過所謂的「恥辱」對大部分人而言，似乎純粹只是書面上的修辭，沒有什麼真情實感。甚至好些今天常把香港殖民史咬牙切齒地描述成「國恥」的人物，就其九七前的言行來看，也看不出當年他們到底有多羞愧。
更古怪的是，中國政府甚至或顯或隱地表示出同意香港殖民經驗很成功的態度。「東方之珠」而非「暴劫梨花」，是官方的一致口徑。香港的繁華富庶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因此才會為香港定下一國兩制的框架，設立《基本法》，保障它的「生活方式與制度」的50年不變。這等於承認了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其生活方式是可取的，其制度是成功的。它的美好甚至使得收回它的中國都想效法，願意在50年之內學習追趕，拉回差距以達至最終毫無障礙的統一。
所以香港被殖民經驗的唯一憾事就是身分認同的問題了。似乎除了不夠愛國不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之外，香港一切盡皆美好。因此香港只要像許多「親中派」所說的在「心態上」拋棄殖民地的陰影之後，就沒什麼好棄好改變的了。香港的解殖過程是這麼地平和而且「唯心」表面，換了國旗區旗，換了各種徽號，洋總督則變成華特首，自此天下太平無事。香港的問題不是怎樣從缺陷走向圓滿，從被奴役走向獨立自主，而是如何維持繁榮甚至更加繁榮。如此的解殖經歷，如此的解殖史說，世上罕見。而且這還是殖民宗主國，被殖民地和母國三方面共同接受共同認可的說法。
正是在上述的共識底下，香港今日面對的問題就被集體描述成「衰落」。似乎由於殖民時期的香港那麼美好，今天的衰落就格外引人懷舊，彷彿殖民時期是香港一段追不回來的黃金年代。而回歸之後主政的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則責無旁貸，是香港由盛轉衰的罪人。可笑的是，由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有份參與昔日香港奇蹟傳說的創造和宣傳，因此不能把今天的問題諉過於英國。只好一直把「外圍因素」掛在嘴邊，直到今天才勉強地「查找不足」，總結經驗。
南方朔把香港人描述成一群等看戲的觀眾，瞧特區政府如何把「香港搞好是不正常，搞好才是不正常」。在上述背景底下就顯得隔靴搔癢了，因為他沒有懷疑香港的繁榮富裕背後是否潛藏了危機，而且也沒有徹底質問那段殖民歷史的神話到底有多可信。所以他也不能免俗地去把香港今天的困局扣在很抽象很唯心的「時代精神」之上，那就是香港人到底有多認同特區和中央政府的問題了。
在我看來，香港最大的問題不是特區政府硬是比不上港英，更不是香港人不夠認同中國，而是香港的解殖工作根本尚未完成。兩百年來的解殖歷史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殖民地即使脫離帝國獨立成邦，但若沒有經過徹底的社會、政治和經齊結構的改造，只是換了領導人的族裔，它對外仍然有機會陷入國際殖民經濟體制，對內則繼續維持危機四伏的不公正狀態。香港之所以成為特例，是因為香港的過去被英國、中國和港人自己共同美化成了奇蹟。這個奇蹟傳說是香港人今天認為自己衰落的前提，也是遮蔽我們徹底檢討反省的魔障。事實上，香港過去的繁盛美好只是被誇大了的片面印象。而今天的種種危機(包括「管治危機」)其實早在殖民時期就已暗伏潛藏，甚至是殖民體制的直接後果。詳細的論證，我們下回細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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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殖民體制香港才有明天 [三之三]
明報 2005-01-26
多少今天香港面對的問題，其實早在1997年前就已出現，只是當日的社會瀰漫一片盲目的樂觀情緒和自我肯定的夢囈，遮蓋了已經存在的病徵，或者早就開始潰爛的瘡口。當時香港人自我慶賀的情緒其實是恐懼九七回歸的自我防衛心理造成，大家面對回歸感到極度的不確定，不知道明天會是個什麼模樣，所以反過來肯定今日擁有的一切。認識到港人這種「信心問題」，中英雙方遂一再保證香港在九七之後一切不變，不只生活方式不變，而且制度也都不變。更奇詭的是，為了徹底保證這種不變，香港特區的根本大法《基本法》乾脆把香港戰後數十年在歷史中不斷調適改變形成的殖民地體制凝固下來，保存在50年不變的時間囊之中。《基本法》這種出於臨時政治考慮的設計，在公務員減薪問題上完全暴露了它的缺陷(據說《基本法》是特區的小憲法，世界上又有哪一部憲法會列明公務員的收入不變呢？)。但它更大的問題是在法理的程度上限制了香港真正解殖工程的開展。
比如說今天我們談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似乎它是個突然之間從天而降的災難。其實早在殖民地時期，早在所謂香港的黃金年代，反映收入不平均的堅尼系數就已不斷上升(從1971年的0.43到2001年的0.525)。根據呂大樂、王志錚和黃偉邦等學者的研究，香港社會的階級流動性也一直不如大家想像的那麼開放。從事體力勞動的低下階層要上升至服務階層的長程流動機會，事實上十分稀少。「只要肯搏，香港處處是黃金」的想法，與其說是事實，倒不如說是意識形態，它之所以被接受，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受益者誇大自我經驗的結果。而部分富豪白手興家的神話，更是在傳媒之中傳誦不已，不過，如果李嘉誠的例子真是那麼有普遍性的話，他也就不會成為獨一無二的神話人物了。而九七前處身低下階層，分享不到太多經濟起飛好處的市民，則因為目睹成功人士的故事和主流社會「成功靠自己」的意識形態，要不是自卑自怨，要不就是對自己也會有上位的一天抱樂觀期盼。
如今的貧富差距確實比九七之前嚴重，但這只是原有病的惡化，而非健康軀體的突然染病。同樣地，現在為了要治理它而要付出的重大代價，也是因為過去對它的忽視。全面的高等教育投資不足，強制的退休保障來得太晚，是之前我在此談過的。除此之外不可忽視的，還有對勞動市場的保障。直到今天，香港的僱主仍然可以不服從命令和行為不當解僱員工，而員工則要在法庭上證明自己沒有過失。與此同時，香港的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為工人爭取權益的能力受到極大限制。另一方面，香港也沒有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使得香港人的工作時數遠超其他先進地區，收入卻沒有基本的保障(諷刺的是，很多反對設立最低工資的人士同時譴責有人「濫用」綜援，似乎看不到其中的矛盾)。這種情被認為是出口導向的香港經濟成功之道，因為它使香港的勞動市場能夠配合國際化的競爭環境。而這個成功之道絕非偶然，乃殖民政府有意配合所致。
殖民地政府一直有親商的傾向，所謂「積極不干預」的原則，就是最佳的例子。趙永佳的研究就曾正確指出「積極不干預」來自殖民地政府有限的財政能力，而政府財政能力的有限正是出自商界反對增加稅收。這種不利於工業和中小企業發展，但有利於金融及地產業的原則，竟被死死地寫進《基本法》，變成「小政府」和「收支平衡」的指導精神。難怪現在政府要發展創意產業，也不能像南韓那樣投入大量政府資源，而是又弄個什麼務虛的委員會了。
「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現在是香港的熱門話題，但它也絕非什麼新鮮的現象。早在殖民地時代，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工作會議甚至會在太古或匯豐的大班辦公室舉行，那更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殖民地的管治原則就是把香港非政治化，使它在統治上不需要面對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產生的種種訴求及壓力。同時英國也不想在財政上負擔香港，因此更加鼓勵它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純經濟城市。在這些大原則底下，英國在香港施展了典型的殖民統治手段，那就是籠絡一批「商界精英」，或者委任他們當議員，或者請他們出任各式各樣諮詢架構的顧問和成員。準確點講，正如顧汝德(Leo F.Goodstadt)在其近著《UneasyPartners》所說，「商界精英」不只是商人，還包括了律師、會計師等與商界關係密切的一眾專業人士。殖民政府一方面相信這批精英能夠反映社會上不同階層的訴求，更重要的卻是要透過把握他們來控制香港社會。
這種吸納精英的手段在劉兆佳和金耀基等學者的研究之中，成了香港社會穩定的美麗理據，把政治上的可能紛爭化成行政上的技術問題，推遲了真正民主化的進程。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保守派」相信這些偏重商界精英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各種由極小圈子產生的諮詢架構和法定組織，要比全面普選產生的民主政府更有效更「均衡」。可是如果回頭細看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歷史，就會發現像印度和斯里蘭卡等殖民地，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有限度的民主選舉了。香港之所以成為最後一個引入選舉的殖民地，是因為香港絕大部分的居民都沒有背棄對中國的民族感情，使得港英特別懼怕民主制度會成為中國勢力得以滲入的木馬，故此它寧願信任一批比較「忠貞」比較受控的精英。歷史之諷刺莫過於此。
「官商勾結」或者說「精英集團統治」，不是特區新現象，而是殖民政府的慣技，現在則被視為「行之有效」的原理而延續下去。但特區和殖民地還是有個根本分別，那就是以往的港督來自遙遠的倫敦，現在的特首卻乾脆由精英集團組成的800人選舉委員會產生，這簡直是在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來源上確認了「官商勾結」。今日還有很多商界精英跳出來，藉數碼港和西九文娛區事件發炮指摘「官商勾結」。這不表示這些精英大徹大悟，反對殖民地式的「精英集團統治」，只是說明了特區政府在擺平精英集團內部利益分歧的手段上不如港英。換句話說，何鴻燊等人不是反「官商勾結」，只是反對分贓不均罷了。
總而言之，香港的問題根源不是什麼「時代精神」，更不是港人不信任中央的心態，而是它的體制仍然保留在殖民地年代(以上所說還只是其中一端而已)。雖然當初保留這些體制的理由之一是為了解決港人的信心問題，但今天它卻造成了實際困境。如果我們不拋開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徹底反省並且改造香港的殖民體制，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回歸、真正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