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終於下台了。
董建華的終結，也為香港人兩年以來 “七一” 經驗劃上一個句號。
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香港一個「新」的開始。然而，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新」？
我們漸會發覺，在我們的想像世界當中，那一個形象老化，想像貧乏，已督定下台的老人，快將消失。我們不能再輕而易舉地，把所有的帳，都算到這個老人頭上。我們要動腦筋，找尋新的辭彙，建立新的分析角度，對香港，對未來，作新的盤算，新的計劃，以便作新的出發。
「後董」時代，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年代？
曾蔭權究竟憑甚麼，可以突然克服重重政治障礙，奪取香港特首的桂冠，他可能成為未來兩年、五年、七年、甚或更久的政府首長。我們怎樣看待曾蔭權，以及曾蔭權冒出來的這個現象？
我沒有一套成熟的分析架構，我試圖去理解，於是，我想起了葛蘭西，找出了他收在<獄中手記>的那篇「凱撒主義」。我嘗試把曾蔭權閱讀為香港在後董建華時代冒起頭來的凱撒。葛蘭西在「凱撒主義」這篇文裡面，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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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凱撒、拿破侖一世、拿破侖三世，克倫威爾等人，應該編一部時勢造 “英雄” 的歷史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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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曾蔭權正是一個時勢造 “英雄” 的人物。雖然曾蔭權是不是一個真「英雄」還不知道，但張文光就早已警告，曾蔭權對付民主派可能更「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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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凱撒主義反映了一種彼此鬥爭的力量處於勢均力敵的危急狀態的局面，換句話說，繼續鬥爭下去只能形成使雙方同歸於盡的難分難解的局面。進步力量甲與反對力量乙進行鬥爭時，不僅出現不是甲戰勝乙便是乙戰勝甲的局面，而且會產生另一種形勢，即甲、乙都不能取勝，正當雙方精疲力盡之際，突然闖進來第三種力量丙，征服了甲乙雙方的殘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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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了，各種力量勢均力敵、僵持不下，可以用來形容土共親中的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對峙，也可以用來描繪建制集團中各種分歧力量如何互相勾心鬥角。各方都未能得勝，又或者說，某方得勝都會打破了平衡之局，無論是泛民和親中的對決，還是各個原來想逐鹿特首的勢力集團，也正是難分難解，曾蔭權反而突然跑出……對，他就是唯一能在香港政治危機中真正漁利的凱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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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撒主義經常是各種力量相持不下而有崩潰之勢的歷史：政治局勢的特殊解決法，即聽命於一位偉大人物的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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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香港局勢，似乎也就正是等待著「聽命於一位偉大人物的「仲裁」。香港的民意，愈來愈寧可中央派人管治。所以，雖然曾蔭權上台，中央干預甚至背後操控的跡象是如此明顯，真正覺得不能接受，要起而抗議的竟是那樣的少。香港人縱沒有喊出「我們要一位凱撒」的口號，但也在默默的等待著一些偉大人物或力量出來 「仲裁」。這一年來，香港人除了有少數幾個時刻，有想過用自己的力量創造自己的歷史之外，其餘的時間，我們都在蘊釀著凱撒主義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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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是在所有的場合下凱撒主義的歷史意義都相同。凱撒主義有兩種形式：進步和反動的；每一種形式的確切意義歸根柢只能依靠具體的史實，而不能根據甚麼社會學的公式來說明。如果凱撒主義的干預有助於進步力量取得勝利 (即使這勝利裡面包含某種妥協和限制條件)，那麼它就是進步的。如果它的干預有助於反動力量取得勝利，那麼它就是反動的。……凱撒和拿破崙一世是進步的凱撒主義的實例，而拿破崙三世和俾斯麥則是反動的凱撒主義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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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問題的困難在於，怎樣判別目前的凱撒主義，這個大部分人縱非擁戴，也會默許的凱撒主義現象，究竟是屬於進步還是反動？葛蘭西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個社會學的公式可以解答的問題。相反，我們要依據具體的對現況的分析，判斷甚麼是香港目前的「進步力量」？那種是香港的「反動力量」？但是，這不是很難辦的一件事嗎？至少在過去一段長的時間，我們連進步、反動的含義都未搞清楚，而最近兩年多以來，或者只能有一個微弱的共識，就是董建華所代表的，是一種反動力量。中央透過曾蔭權，落實一種凱撒式的強者干預、仲裁，就是清除了反動力量嗎？誰知道曾蔭權，最終會是拿破崙一世，還是拿破崙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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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要判明，在 “革命或是復辟” 的辯證過程中，究竟那種因素起主導作用，是革命呢還是復辟？歷史運動決不能開倒車，也決不存在絕對的復辟，這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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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葛蘭西先生，這不是更頭痛嗎？董建華落，曾蔭權上，是一次革命？還是一次復辟？你相信前者，你會高高興興，因為你覺得是兩次七一的「人民力量」，「革命性」地，把董建華最終趕下台。然而，也有更多人擔心，曾蔭權上位，是高官集團的大翻身，甚至是殖民體制的復辟。然而，葛蘭西先生又要告訴我們，復辟是沒有絕對的，革命和復辟之間，存在著「辯證」的關係。香港人有不少真的會覺得，他們寧可回復殖民地的那種文官管治，也更勝土共政客那種宮廷小人政治。那是「革命」還是「復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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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凱撒主義只是一種論戰---意識形態上的提法，並非解釋歷史的準則。即使沒有凱撒，沒有偉大的 “英雄” 和代表人物，照樣可以有凱撒主義的解決。議會制度也就是搞這種妥協解決的機構。……..任何一屆聯合政府都是凱撒主義的最初階段，它可以發展也可以不發展到比較突出的階段 (當然，在一般人看來，聯合政府反倒是反對凱撒主義的 “最堅固堡壘”)。在現代的世界，凱撒主義機構，由於存在著工會和政党的廣泛聯合，其情況同拿破崙三世以前相比是大不一樣了….那時軍事是凱撒主義得以產生的決定因素。….之後，由於議會制度以及工會聯合會和政黨制度的發展，由於國家的和 “非官方的” 官僚階層廣泛形成 (以政治上說的 “非官方” ，即政黨和工會的官僚階層)，同時也由於治安方面所發生的改變，也就是說，它成了廣義的治安組織，不僅指鎮壓犯罪行為的機構，而且指由國家和私人所組織的、一切旨在保衛統治階的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力量的總和…..所以，應該把全部 “政黨” 和各類團體，…..看作是帶有調查和預防性質的政治治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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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說得真好。「即使沒有凱撒，沒有偉大的 “英雄” 和代表人物，照樣可以有凱撒主義的解決」。所以，關鍵不在乎有沒有曾蔭權，有沒有後董建華時代的強勢領袖，我們的體制，也足以施行凱撒式的管治，因為無論如何，這些經濟性或政治性的官僚架構、官式的或非官式的國家機器，其實都起著policing的作用，施行凱撒主義，體現凱撒式管治的精神…….好一個「沒有凱撒的凱撒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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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力量甲與力量乙在鬥爭中兩敗俱傷、從而造成凱撒主義得以產生的有機平衡的一般公式，完全是一種一般假設，社會學的公式。有可能使這種假設變得更具體，更接近具體的歷史現實，辦法是對某些最重要的因素作進一步的說明。例如，關於力量甲與乙，過去只是籠統地說那個進步那個反動，不妨具體說明是那種類型的進步和反動，這樣就可以更加接近歷史現實。比如談到凱撒和拿破崙一世時，可以這樣分析，力量甲與乙雖然彼此有別而且互相對抗，但還沒有到 ‘絕對’ 不可能 (通過暗中進行的過程) 互相結合和同化的程度。……這是使認識比較接近歷史現實的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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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先生，你真是有先見之明，香港人最欠缺的，可能正就是你所說的那種不會只是「籠統地」區分進步和反動的辨識能力。我們正好是很喜歡籠籠統統地談：談董建華怎樣樣衰、老土、古板、無葯可救……我們也很多時很一般、大概地談「中產」、「基層」…..我們更特別喜歡大大概概地講「管治能力」、「危機意識」、「公關災難」…..仿佛這就是我們用來想政治問題的可用辭彙。我們從來沒有認真辯論過甚麼「全球化」、也避而不談「後殖民」，我們只有極其淺薄的「生態危機」觀念，我們會毫不羞恥地鼓吹「種族主義優生論」的人口政策…..我們喜好七咀八舌地抒發政治不滿，糾纏在邏輯修辭，卻拙於相互理解、交流意見。我們愛論甚麼抹黑、描白，卻不善於作總結，做歸納，不去做知識和鬥爭經驗的積累，也沒有政策論辯的傳統、素養、訓練，當然難以像葛蘭西所要求，「具體說明是那種類型的進步和反動」。「挺董」與「倒董」好像就是光明與黑暗的對決、「中產」與「非中產」，就好像標誌了反動與進步的兩陣。然而，在大崩潰、大對決無由出現的現實下，我們卻差不多無法說明，也沒有共通的說話討論架構，去區分政治的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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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因素是：崩潰形勢之造成是出於傳統統治力量一時的政治上軟弱，而不是無法克服的先天不足的必然結果。這可以通過拿破侖三世的例子得到證實。 …….凱撒和拿破崙一世的凱撒主義，是所謂既有數量又有質量的，即它代表了一個從一種國家型式向另一種國家型式的過渡，在這種過渡中湧現出無數的革新和創舉，總起來就是一場徹底的革命。拿破崙三世的凱撒主義只有數量，而且十分有限，其中沒有國家型式的轉變，只有同一類型國家按老套子 “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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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香港會不會更像這一樣拿破崙三世的狀態？那是「傳統統治力量一時的政治上軟弱」，那個舊體制很快會修復。乘著新上台由曾氏領導，中共中央撐腰的凱撒主義，實行「只有數量，沒有質量」的改革，按香港政治的老套子「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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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世界，凱撒主義現象五花八門，既有別於凱撒、拿破崙一世的進步型，又不同於拿破崙三世型，盡管在性質上同後者相近。在當今之世，在最終能夠統一的力量之間 (那怕要經歷艱苦的流血過程) ，不會出現有可能導致崩潰的僵持局面。這種局面只能出現在歷史地不調和的對立力量之間，而且任何凱撒主義現象的出現只能加劇這種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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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又回來了，我們沒有一個簡便的二分模型。我們要的是仔細的分析和總結的能力。葛蘭西說，真正的大對決、大崩潰，恐怕是不會來到的，但僵持、對峙還是會有，凱撒主義與其說是一種解決的公式，不如說是一種只會加劇對立，但又不會導致崩潰的因素。在這種，「人民力量勝利」的激動人心的場面不會到來的情況下，真的問題反而是，我們如何面對凱撒主義，那種可能只會加劇矛盾、對立的「反動的凱撒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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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凱撒主義在當今之世還是有一定的活動餘地的，其活動範圍之大小取決於這個國家本身，以及它在世界上的相對地位。任何一種社會形態 ‘總是’ 有繼續發展和改善組織的潛在可能，希望也可寄托在與既定社會形態相對立的進步力量，它們由於本身的特點和生活方式，處於相對軟弱的地位。社會的統治者必然要設法使這些進步力量的相對軟弱地位保持不變。因此之故，我們可以說現代的凱撒主義，與其說是一種軍事制度，不與說是一種警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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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後，香港人都很英雄地幻想，如何和解放軍的軍事鎮壓來一場大對決，挑戰李鵬那種凱撒主義。然而，鎮壓各種進步力量的凱撒主義體制，其實早已以深入社會生活各環節的警察制度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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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凱撒主義 (無論進步的、反動的、還是過渡插曲性質的) 中的一切新的歷史現象完全是由 “最主要的” 力量所決定的，那就會犯方法論上的錯誤，這是社會學的機械論觀點。除了最主要的力量，還必須看到代表最主要階級的各種集團同受它們領導或受它們影響的輔助力量之間的關係的具體表現。…..從這一觀點看，法國的所謂德雷福斯案件 (Dreyfus)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 …..營救德雷福斯運動的突出特點在於，統治集團本身有一部份人參加了這一運動，他們挫敗了統治集團中最反動的部份想建立凱撒主義的圖謀，同時他們在鬥爭中並沒有依靠農民和鄉村，而是依靠了城市中在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領導下的從屬階層。同德雷福斯案件相類似的現代歷史政治運動還時有出現，它們當然不是革命，但也不完全是反動的-------至今它們在統治集團陣營內部摧毁了那些令人感到窒息的、已經僵化了的國家機構，使一批人數較多的新人物進入國家生活，投身社會運動。這些運動也可以有相對的 ‘進步’ 內容，因為它們證明在舊社會裡潛藏著舊的統治者不知如何加以利用的富於戰鬥性的力量，那怕是 ‘外圍的’ 力量。這種力量不可能是絕對進步的，因為他們不是一種 ‘開創新紀元’ 的力量。它們之所以在歷史上起作用，並不是由於本身內部的力量，而是由於它們的對手在組織上的無能。這樣看來，這些運動同對抗力量之間相持不下的特定局勢有關---即其中那一種力量也不能在各自的陣營裡獨立代表一種重新振興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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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終於把問題的最關鍵之處說出來了：不在於問誰是凱撒主義背後最終極的控制力量，是中共？是董建華政府？是資產階級？是跨國資本？任何這些回答可能都只是葛蘭西所說的社會學機械論。關鍵反是在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動員是如何進行。葛蘭西所舉的營救德雷福斯運動，看起來沒有驚天動地的革命性，也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大對決，參加的也不全是所謂被壓迫階層，更多的反是統治集團中的「開明」力量。然而，葛蘭西作為一個長期在獄中的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人，卻高度評價這個運動，正因為它有效地「挫敗了統治集團中最反動的部份想建立凱撒主義的圖謀」。他有這個眼界，去肯定這些運動的「相對進步內容」，但也有敏銳的分析力，指出他們如何還未是一種「開創新紀元」的力量，因為它們各自還未能形成一種「重新振興的意志」。
香港各界投入了以七一為標誌的董建華晚期的抗爭運動，聲勢浩大，然而，它們能夠成為「開創新紀元」的力量嗎？它們各自都在運動之經歷中，形成了「重新振興的意志」嗎？…….還是，情況反而是，各個界別和團體，除了極為個別的例外，都只是因循、反應慢、沒有危機意識、老化、不善接受批評、偏聽、偏執、剛愎自用、小圈子…..一切一切我們都可以在老人董建華身上找到的原素。
當「董建華」這個香港人的alter-ego消失了，香港人是這樣的不知所措，無言以對，對於新的凱撒，早已在實施之中的凱撒主義，是那樣的束手無策，是那樣的失落，難道我們還不明白，要下台的不只是台上的董建華，而是在我們身上，在我們之間，在社運團體、政黨、公民組織中間的「董建華」嗎？
我們不要那個人來充當凱撒，也不在靜候一種「進步的凱撒主義」到來，我們的出路，卻恰好在於要一種凱撒式的「重新振興的意志」在公民社會中覺醒過來。只有在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孕育出來的這種「重新振興的意志」，使香港真正走出殖民／後殖民困局的「開創新紀元」的力量，才有可能真正成長。